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
戴 遵 德
文物 1972-04-30
1964年9月，原平峙峪村社员遵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指示，在该村东南赵家垴进行土地整修时，由地下挖出了一批东周的青铜器。同年9月底，经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派人前往勘察清理，得知这批青铜器系出自一座墓葬中。
峙峪村位于原平县城东北约八公里，地处津沱河东岸，南北贯穿一条大道，墓葬位
于村东约0.5公里赵家垴台地上(农耕地)。这一带西端较为平坦，东面是起伏的黄土丘陵。基葬形制南北呈长方形，为土坑竖穴墓，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约5米，因水土流失，地面土层被剥蚀，墓葬较浅。墓内被扰乱，已无法辨认葬式。在墓底南北两端发现有马头骨两个和部分马肢骨，系杀马殉葬的。随葬铜器置于墓底北端。
随葬器物除青铜器外，还有砌石1件。铜器中大多是实用器物，少数是明器，保存较完整。
一、食器
1.鼎4件。形制基本相同，只个体大小、花纹装饰不同，均为附耳，有盖，深腹，圆底，
蹄足瘦高，通高12.5——29.5厘米。1件较大，通体饰勾连雷纹、垂叶纹(图六);1件腹、盖饰蟠螭纹，足饰兽面纹(图一);1件腹、盖饰蟠虺乳丁纹；1件素面，底部遗烟熏痕迹。
2.甑1件。附耳，窄沿，束颈，下腹内收，圈足，簟与器腹合铸而成，草作长条辐状孔，腹饰勾连雷纹、垂叶纹，通高25厘米(图三)。
3.甗1件。上部为甑，下部为鬲。甑形如前器，腹饰蟠虺纹。鬲为束口直沿，圆腹，平裆，空足，素面，肩部有二衔环钮，周饰一道凸棱纹，底部烟熏痕迹较厚，通高38.8厘米(图二，七):
4.豆，深腹，矮足，盖有三环钮，饰蟠虺纹，腹部素面，有双环耳。通高20厘米(图五):
5.小尊1件。绳纹双环耳，器腹素面，镂空圈足。通高8.5厘米。
二、酒器
壶1件。小口，长颈，深腹，圈足，盖有三环钮，肩部有兽首衔环双耳，腹下三环钮，盖饰捲云纹，腹饰蟠虺纹，足饰绚索纹(图四)。
三、兵器
1.戈3件。1件短援，隆脊，直内，上有一圆穿，长胡三穿，通长17.5厘米。2件长援，隆脊有棱，直内，上有一圆穿，长胡三穿。
2.矛2件。1件隆脊有棱，锋芒锐利，圆鉴，鉴有二穿。通长18.7厘米。1件扁平，末端尖锐，方整，有二穿，通长11.8厘米。
3.剑2件。1件为《吴王光剑》,首残破，茎为圆柱形，中间有两道箍棱，腊广，剑身双面有火焰状花纹，隆脊有棱，近腊处刻铭两行八字(见后),通长50.7厘米(图版贰；1、2)。1件首圆形，茎作圆柱形，首端中空，窄腊，隆脊有棱，通长47.3厘米。
4.刀2件。1件环首，单刃，微弯曲。1件首部残缺，单刃，微弯曲。
四、工具
1.饼1件。长方形，刃外侈，方鍪有穿。
2.凿1件。长条形，单刃。
3.铲1件。首窄，刃宽，长18厘米。
4.砺石1件。长方形，灰色细砂岩制，四面经使用磨成凹槽。
五，车马器
1.軎2件。圆筒形，有楼，素面，末端一道绚索纹，辖首为兽面纹，两侧镂空。
2.马衔2件。两端均作“g”字形环(图八)。
3.带夹1件。已残，夹内残存皮带腐朽痕迹，折叠处中间有活纽，上有穿孔。
4.环3件。一大二小，有磨损痕迹。
这批随葬铜器的组合为鼎、豆、壶、嗣。花纹以蟠螭纹、蟠胞纹为主，其次为勾连雷纹、三角涡纹、云纹、绚索纹等。从器形来看，鼎深腹，蹄足较为瘦高，造型与浑源李峪村鸟盖兽带纹鼎和1961年侯马市上马村13号基出土的Ⅲ式鼎风格基本相同(《浑源彝器图》,《考古》1963年5期),鼎与藏上多饰有细密整齐的蟠虺纹，与河南汲县琉璃阁战国早期墓铜器花纹风格相同。兵器中的戈、矛，车器中的有棱车喜均与寿县蔡侯墓中者类似。可见这批铜器都具有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特征，其年代大体可定。
关于有铭文的1件铜剑，因锈蚀，铭文稍受损伤，但是基本上能够看清。铭文共两行八字，书法端庄整齐，句首三字为“瑛额王",与《吴王元剑》的铭文句首三字相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四字较模糊，从字首与下半部看，与《吴王光监》的“栾”字极为相似(《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第五、六、七三字为“自比用”,较清晰。
第八字也模糊，隐约可见为“锵”字，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剑”字相同，所以此剑铭文应读为“攻散王光自作用剑”,可名为《吴王光剑》,即吴王阔庐之剑。此剑当在吴王阖庐自立为王时期所铸造，即在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的十九年间。
《吴王光剑》的造型特征与过去发现的吴越铜剑相似，虽因锈蚀断裂，但从整体观察，铸造精美，剑例锋芒犀利，火焰状花纹，银光闪耀，堪称吴越名剑。
《吴王光剑》在山西出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过去山西曾经儿次出土过吴国的锅器，如：清同治年间代县蒙王村出土过《吴王夫差缝》;解放后，于1961年万荣县庙前村黄河岸崩塌又出土过两件吴国错金鸟书戈《王子于之用戈》《《文物》1962年4.5期)。据目前所知，《吴王光剑》在原平峙峪出土，是山西地区第三次出土的吴国铜器。从这批共存的铜器来看，《吴王光剑》传入山西的时间当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晋、吴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左传·成公七年》,晋国(景公)曾派遣巫臣出使吴国，并带战车一队，教吴人学射法、御法、战车阵法，巫臣还命其儿子作了吴国的行人，从此晋、吴开始交通往来，以后也有不少接触。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平公八年，吴王诸樊十一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平公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平公十六年)“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左传·哀公十三年》(晋定公三十年)晋、吴互争盟主曾会“于黄池”。可见当时晋吴之间通过盟会、聘使、媵女等方式，采取赠送、贿赂等手段，晋、吴铜器互相传入是很可能的。从这批铜器来看，数量不多，当不是诸侯君卿之墓，也不是一般人的墓葬，而可能属于士卿大夫一类统治阶级之墓。这批铜器和《吴王光剑》的出土对研究我国东周时代的历史，增添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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