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策反粤军，搞垮陈济棠，是戴笠特务生涯的一个代表作，其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八面驶风，挥金如土，论谋事之周密，做事之到位，可谓无敌。
未雨绸缪，提前做功课，是戴笠行事的一个特点，也是他能成事的关键。
想当年，两广还未有事，戴笠便以早做准备的心态对“南粤王”陈济棠进行过仔细研究。
陈济棠原先只是李济深手下的一个师长，后因利用蒋桂矛盾、李济深被蒋扣于南京汤山等机会，拥蒋驱桂，取得了对广东的统治地位。
与老蒋周旋，陈济棠惯于利用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派以及桂系与老蒋的矛盾，来做他的政治屏障，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保持他“南粤王”的地位。
基于此，戴笠曾对陈济棠做过评价——陈在蒋、桂、胡等各派之间，一方面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相互利用，因势坐大；另一方面却患得患失，模棱两可，各方敷衍，不肯决然反蒋。所以他的势大只是表象，内部其实很空虚，既没有基础班底、看家的子弟兵，也没有忠诚度可言。
对这样一只假老虎，戴笠以为，强攻不如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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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有蠢蠢欲动的迹象后，戴笠只用三个字，就点到了陈济棠的死穴。
哪三个字呢？
名、利、官。
在戴笠的谋划中，陈济棠的海军主要掌握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手中，此人已经与特务处有所勾连，现在策反海军，主要在一个“名”字上做文章即可，多做几顶高帽子称赞表彰陈策，特别要有老蒋的手令予以褒扬，这样陈策必为南京所用。
陈济棠的空军，内部很腐败，飞行员多贪图生活享受，而且贪财好色，策反他们主要在一个“钱”上做文章，舍得花大价钱收买，没有成不了的事。
陈济棠的陆军分为两派，一派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首，一派以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为首。余汉谋与“太子”孙科、蒋的亲信将领钱大钧、上官云相，都有极好的私人情谊，和广东军队中的黄埔军官也有很好的关系。这种人实际上一只脚始终踩在南京的官场，现在要策反这样一支陆军，可在一个“官”字上做文章，只要亲蒋反陈的，都可以升官晋级，特别是对余汉谋，甚至可以许诺他只要逼陈下野，就可以取而代之。
戴笠行事，不光是在谋划上一针见血，行动之周密，推门开窗之有魄力，更让人印象深刻。
老蒋批准这一策反计划后，戴笠随即亲率一批亲信骨干特务，秘密经过香港，潜入广东虎门，住进已经被完全收买的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家中，与先期到达的郑介民会合。
行动展开之后，戴笠要求郑介民利用目前已经在广东陆军中建立的特务网络，负责瓦解、分化陈济棠的陆军，重点放在第一军官兵和军长余汉谋身上，对其余的两个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以及四个盐警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黄埔军官。
戴笠本人则负责策反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和海军。
对余汉谋，戴笠拿捏的十分精准，成效自然不在话下。
叫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策反余汉谋下面的那一批中下级军官。为了此事，戴笠曾预先叫郑介民编制了一本粤军黄埔军官花名册，提前将这批欲策反的对象吃得透透的。
按照戴笠的部署，郑介民开始行动后，便按照名册，对军、师、旅、团级以上的军官，一个一个地进行联络，并针对各人爱好，要权的许官，爱财的送钱，沽名的赠誉，结果大批黄埔军官在“拥护校长，驱逐陈逆”的口号下，被逐次收买过来。
戴笠自己做工作，更是滴水不漏。
对空军的策反，戴笠采取了三头并进的方针：一头是通过特务处华南区长邢森洲利用华侨关系，尽力收买广东空军中的华侨飞行员；一头是利用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特务处特务陈振兴收买福建籍和空校四期毕业的飞行员；还有一头是由戴笠自己亲自通过陈济棠的少将参议、空军参谋长陈卓林居间拉线，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第二队队长丁纪徐等人取得联系，就空军投蒋进行谈判。
这里有个插曲，很能彰显戴笠挥金如土的枭雄气质。
当时广东空军喜好到香港搞腐败。
为了就近指挥对广东空军的分化策反活动，有一段时间，戴笠干脆由虎门秘密移住香港。这中间，戴笠先以12万港币交给陈振兴进行活动，接着又以40万港币收买黄光锐等广东空军的上层人物，然后又与陈桌林在香港展开了反复谈判。
陈卓林提出，每架投蒋飞机，要奖励2万港币。
这个要价已经超过了陈济棠购买全部飞机的花销，老蒋扔钱已经够豪横的了，但最初还是认为不合算，有拒绝之意。
但戴笠坚持认为，不能单算一笔账，这笔钱花出去不只是买飞机，而是一举搞垮陈济棠的全部陆海空实力的问题，其军事、政治价值不能以兜里这一笔钱来计算。
听到这一番见解，老蒋这才释然，同意戴笠发动金钱攻势。
广东空军决定投蒋后，戴笠携带200多万港币与黄光锐、陈卓林、胡汉贤、丁纪徐等广东空军重要将领见面，以兑现诺言。
谁知道除陈卓林外，黄光锐等人和全体飞行员都拒绝领取这笔巨款，理由是投蒋出于为了国家统一，并非贪图金钱。
此举使戴笠大为感动。
但为了兑现诺言，事后，戴笠还是给了陈卓林20万港币。
当然，拿了这笔钱，他的政治前途也就没有了。
就这样，兵不血刃，戴笠搞垮了陈济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