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昌四年（南梁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随着元恪病逝，高肇被杀，北魏的最高权力进行了新的洗牌，那么谁将成为新的胜利者呢？
从表面来看，北魏宗室似乎成了胜利者，任城王元澄和高阳王元雍负责商议和处置重大朝政问题。二月癸未日（初十），元雍又被任命为太傅、兼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三月甲辰朔日（初一），高太后被迫出家作了尼姑，并被迁居到金墉瑶光寺。种种迹象表明，元氏宗室似乎大权在握。
但侍中于忠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由于于忠同时总管禁卫事务，使得他成为了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为了掌握大权，他又开始收买起了人心。在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由于北魏频繁用兵，导致财务用度不足，便把百官的俸禄减少了四分之一。如今于忠下令全部恢复了减少的俸禄。同时旧法规定，北魏百姓每织一匹绢要交八两绵，每织一匹布要交十五斤麻作为税收，于忠也都加以免除。不久后，于忠又下令让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
面对于忠这样赤裸裸的专权行为， 元雍等人却选择了默许，一者于忠表示元恪在位时就准许宽容改变，再者元雍更惧怕于忠手上的军队，于是元雍最终顺从了他的意愿，并授任于忠为车骑大将军。可于忠又岂会如此轻易满足，自觉有安定社稷之功的他又委婉地鼓动百官，让他们进言给自己增加封赏和爵位。不得已元雍等宗室只得商议封赐于忠为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朝中百官对此都表示赞同。结果于忠再次戏精上身，为自己独自得到封赏感到为难，就婉言劝说朝廷，给同他在门下省任职的同僚都授予封邑。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惯于忠的做法，尚书裴植和尚书左仆射郭祚就是其中的代表。裴植是裴叔业的侄子，也是献出寿春的核心人物。但这个人有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性格怪异，又恃才傲物看不起同僚，甚至发表过：“汉人、夷人种类不同，不应当让夷人位在百世衣冠的汉人之上。”这番言论也让于忠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至于郭祚，其作为元诩太子时期的师父，仕途原本是无忧的，可他暗中劝元雍将于忠调离朝廷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虽然元雍没有采纳郭祚的建议，但于忠却有了除掉两人的打算。于忠授意相关人员诬告郭祚、裴植，其中尚书诬告表示有人举报裴值命令其表弟皇甫仲达，诈称有皇帝诏书，率领部队，想谋害领军于忠。罪名是定了但于忠想杀他们也不容易，郭祚毕竟是当过皇帝元诩的老帅，裴植则有拥地归附北魏的功劳。可于忠哪管这些，依然假借元诩的名义宣布了两人死刑。当年八月乙亥日（初五），裴植和郭祚被赐死，被牵连的还有都水使者杜陵、郭祚的亲家韦隽。
元雍也受这事牵连被罢免了官职，以王爵回家闲居，如果遇到朝中有大事，便派黄门到他家询问意见。但于忠还不放心，竟然又想假传诏书杀死元雍，结果遭到了崔光的坚决反对，于忠这才作罢。此时的于忠已然大权在握成为了胜利者，但他的倒行逆施让朝廷内外都十分怨恨，他又能嘚瑟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