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结束，女同志仍需努力｜回响书单·九月

回响书单2023.9

以2017年#METOO运动为开端，关于女性权益、女性视角的发声和讨论仍在全球范围内激荡不止，公共事件唤起性别意识觉醒、女性主义书系成为出版新热点，为我们刷新视野并提供更充足的理论工具，我们眼下正踏入又一轮的国际女权运动思潮的历史中。

如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局面，比如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拥有银行个人账户的权利，都是女性在时代的激流中与父权制一次次博弈，从零到有而争取到的；也有许多看似进步、现代化的诉求，自斗争伊始就被前辈们提出过，如拒绝男性凝视、破除月经羞耻、通过“含女量”测试文艺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程度等等；甚至社会也会有开历史倒车的可怕风险，比如某些地区被收回的女性自主堕胎权……

本期回响书单的主题除盘点近期出版的女性主义著作的#革命尚未结束之外，还有帮助大众读者接近哲学经典的#哲学十讲，回顾那些思想者们是如何面对时空变迁的#流亡与思想，聚焦校园暴力与青少年心理的#校园的暗面，介绍当代政治哲学重要著作的#兴衰政治哲学，探讨古今帝国历史经验的#帝国的世界，以及解读底层社会不同群体的#底层陷阱。

接近古今重要哲学家们的思想，汲取他们对生命与世界本质的深刻洞察。

提取西方古今文明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对勘中国传统思想的转型之短板。

非专业的读者在面对卷帙浩繁的哲学经典时常会望而却步，那么是否有一种途径能帮助我们跨越专业背景和学术语言的障碍，接近古今重要哲学家们的思想，汲取他们对生命与世界本质的深刻洞察？在此我们推荐近期出版的四部由国内学者撰写的哲学导读。
首先是青年学者陈斯一的《幸福与德性：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延续作者清晰流畅的阐述风格，围绕幸福、德性、智慧、快乐、友爱、沉思等一系列主题，对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人性和生活的哲学思考进行了详细阐释。《维特根斯坦十讲》则是浙江大学教授楼巍（光尘&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对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思想与主要命题的解读，“本书的任务就是要表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并不是谜，而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东西，只是我们需要去掉一些阻碍我们去理解它们的偏见”。《将人生哲学到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宇辉以化繁为简的方式，讲述了10位古今哲学家（萨特、奥古斯丁、柏格森、荣格、尼采、弗洛伊德、斯宾诺莎、康德、列维纳斯）的思想体系，并对他们的代表作进行细读，他用简明通俗的语言，阐明哲学体系背后的论证思路，并以此作为理解自我、理解世界的钥匙。

同样以“十讲”为体例，高全喜教授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上海三联书店）则立足于明确的问题意识：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要如何完成？本书便是试图直面这一宏大命题的他山之石。他以文明史的高度对相对被忽视的英美启蒙思想做了清晰的梳理，试图打破狭义道德哲学的藩篱，力求把包含了哈奇森、休谟、斯密思想的广义上的道德哲学熔于一炉，提取西方古今文明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以此对勘中国传统思想的转型之短板和当今西方现代性思想的衰变之困境。

“前作家，现为签证专家。”

面对时代的逆流、空间的转换，那些伟大的作家、思想家都如何自处，并在其中持续保持着思想活力？他们又付出了哪些代价？

“前作家，现为签证专家”，面对自身的流亡处境，茨维格如此向友人自嘲。身处时代的逆流、空间的转换之中，那些伟大的作家、思想家都如何自处，并在其中持续保持着思想活力？他们又付出了哪些代价？《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美]乔治·普罗尼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刘芳 译）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讲述了茨威格晚年的流亡生活，揭示了一个人从生活和家庭中撕裂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而同样出身于流亡犹太家族的作者，对犹太流亡人士自有一番洞察和见解。《黑圈：科耶夫思想传记》（[美]杰夫·洛夫，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孙增霖 译）是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思想传记，他于1920年离开苏联，先后居住于德国和法国，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强调了科耶夫被忽视的俄罗斯根源，将他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文化背景下重新探讨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

同为流亡者，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则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并深刻影响了西方学界的走向。《追忆施特劳斯 : 列奥·施特劳斯学生访谈录》（张培均 编，华夏出版社，张培均 译）收录了17篇施特劳斯学生的访谈，记录了其作为哲人和老师的思想行为与生活往事，“让深受施特劳斯影响的人都说上几句，从各自的视角、经历，从他们对施特劳斯的理解，集结起来，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美国，成为哲人意味着什么。”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因自小便有逃亡经历，并在世界各地有长期生活经历，他将自己定义为世界主义者，对不同地方的情感和判断构成了他的地方感，也使其学术思想独树一帜。《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志丞、刘苏 译）便是段义孚在生活经历的时空坐标中所著的一份深刻而富有感情的自我剖写。

“创造尊重人的社会环境，这才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根本。”

成年人需要花更多时间评估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防止霸凌，人人有责。

孩子们为何会受到欺凌，又为何欺凌他人？他们承受了怎样的痛苦，甚至选择结束生命？家长、学校要怎样面对这一现象才可能避免更严重的后果？在日本，校园欺凌发生率居高不下，孩子们以生命为代价，提供了大量的惨痛教训。《欺凌自杀》（上海译文出版社，吴松梅 译）的作者镰田慧是一名资深记者和纪实作家，他采访了12位因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通过他们的证言，揭露教师的冷漠疏忽、校方的推卸责任与教育委员会的明哲保身。他指出，成年人要思考如何给孩子们“创造尊重人的社会环境，这才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根本”。欺凌自杀者的家长同样会陷入日夜痛苦的深渊，《永远的女儿》（光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黄瑶 译）是新西兰作家、记者琳达·科林斯在女儿结束生命后，通过阅读女儿日记揭示出悲剧发生的种种缘由：同学的排挤、老师的失职、学校的放任，这些都成为她女儿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这位母亲选择打破沉默、自揭伤疤，发出需要整个社会直面的沉痛之声。

《科伦拜因案》（[美] 戴夫·库伦，上海译文出版社，傅洁莹 译）则是因青少年心理问题导致的极端案例，发生于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因高中的校园枪击案曾引发美国社会的极大震惊，也是之后近20年间校园枪击案的模板。该书作者戴夫·库伦是最早到达现场的记者之一，他细致还原了此案的来龙去脉，呈现了凶手的行为和心理演变过程，以及幸存者的痛苦与挣扎。

校园暴力长期受到关注，却始终难有改善迹象，它是否真的无解？作为成年人，能否有所防范？怎样的干预才更有效？《反霸凌 : 家长、老师和孩子如何终结恐惧循环》（[美]卡丽·戈德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汪越 译）就是一部系统性的反霸凌指南。作者特别指出，我们要把霸凌理解为一个与性别有关的问题，需要一个基于性别的解决途径。此外，学术上的精英主义导致许多研究并未转化成实际的校园防霸凌措施，学界与实践的鸿沟亟待填补。总之，成年人需要花更多时间评估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防止霸凌，人人有责。

革命尚未结束，女同志仍需努力。

你不必独自站在那里；你和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我们彼此扶持，要求正义。

以2017年#METOO运动为开端，关于女性权益、女性视角的发声和讨论仍在全球范围内激荡不止，公共事件唤起性别意识觉醒、女性主义书系成为出版新热点，为我们刷新视野并提供更充足的理论工具，我们眼下正踏入又一轮的国际女权运动思潮的历史中。

法国历史学家玛蒂尔德·拉雷尔认为，浪潮或因“发声”仅在少数时刻被世界广泛听到而成形，但女性的发声或斗争并未停止过。在《去他的父权制》（中信出版社，何润哲 译）中，她用通俗辛辣的语言和宣言标语，追溯了法国大革命至今两个多世纪，法国女性在平权运动之路历经的十几个关键节点。如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局面，比如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拥有银行个人账户的权利，都是女性在时代的激流中与父权制一次次博弈，从零到有而争取到的；也有许多看似进步、现代化的诉求，自斗争伊始就被前辈们提出过，如拒绝男性凝视、破除月经羞耻、通过“含女量”测试文艺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程度等等；甚至社会也会有开历史倒车的可怕风险，比如某些地区被收回的女性自主堕胎权……男权社会正在反扑，作为回应，另一位法国当代女性主义者波利娜·阿尔芒热撰写的小册子《我，厌男》（[法]波利娜·阿尔芒热，新星出版社，一千度 译）一经媒体曝光便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争议，需要强调的是，“厌女”和“厌男”并不对等，前者是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的系统性压迫，而后者是对男性特权的回应与愤怒，旨在呼吁女性摆脱羞耻与禁锢，关注由此带来的团结与女性情谊。

第二波国际女权运动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在那之前，绝大多数历史书写和知识生产由男人垄断（在社会生产等方面当然也是），书写女性的历史和女性在高等学府中的身影一样稀少。西蒙娜·波伏瓦1949年发表《第二性》之后，女性主义思想领域很长一段时期未再有重大进展。1970年代，埃莱娜•西苏在巴黎与福柯、德勒兹一同构建万塞讷大学，首度创设“女性研究”学位，“性别研究”课题才开始在西方国家陆续起步。不少女性主义文论和哲学论述分析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表，但国际间的影响力发酵还有待更广泛深入的译介传播。

埃莱娜•西苏1975年发表的《美杜莎的笑声》（上海人民出版社，米兰 译），被认为是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开端之一，呼吁女性在文学和社会中发现自己的声音，摆脱单一性别主导的文学和语言的束缚。通过美杜莎这一西方神话中会令男人石化的女妖形象，象征女性被潜藏的美与创作的能量，这能量帮助女性确立自身价值、获得快乐，同时令男性感受感到威胁和恐怖。西苏在文本中大量运用双关语和象征，充满了语言学的隐喻，甚至将女性喻为非洲，黑色的大陆，勾连起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类似处境。

露西•伊利格瑞，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并称为法国女性主义研究的“三驾马车”，在《我的爱，向你：我们如何抵达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李晓晴 译）中，露西通过语言哲学，插入“向”一词，将爱从控制和占有中抽离，为性别间重塑了主体性场域和朝向的空间，构建相互的、平等的、尊重的关系。Jenni Nuttall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在Mother Tongue : The Surprising History of Women's Words（《母亲的语言：女性词汇的惊人历史》，Viking）中，通过展现英语语言发展史上各种“女性词汇”的演变，揭露了父权制如何渗入语言，削弱女性表达共同经历的能力，并以此剥夺女性。

探讨女性写作议题的还有来自英国的女作家德博拉·利维，她的女性成长三部曲《我不想知道的事：论女性写作》（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步朝霞 译）、《生活的代价：论女性与家庭生活》（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王如菲 译）和《自己的房子：论女性与私人财产》（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付裕 译）将个人经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生活宣言融为一体，探讨了女性何以写作、何以构建生活、何以创造家庭并从中脱身。作为现代男权政治下的女性、母亲、写作者，利维努力在三重身份中寻求平衡，追溯作为女性的命运与精神。

除了有面向政治与文学的理论实践，还有从经济制度、政治社会分工的角度剖析女性处境的学术著作。《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李昕一、徐明强 译）同样诞生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后期，作者玛利亚·米斯提出：女性作为无偿家务劳动者，在以父权制为中心运转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充当资本积累扩张的“免费资源”和“殖民地”，女性必须被剥削供血资本的持续积累。在新自由主义蔓延、全球化资本背景下，性别结构中的女性与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劳动力、被无限度掠夺的自然资源居于同等处境，都可以被“白人”免费占有生产成果。

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的生存战争》（读客文化，文汇出版社，郭书言 译，李亚姣 校）中，也回顾了7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对社会中弱者的打击。日本的特殊性在于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共谋，在少子化的日本国情下推动了看似促进平等的“男女共同参画”，这实际上是一项劳动政策，既想让女性工作，又想让女性生育。作为全球妇女解放运动40多年来的亲历者，上野在书中逐一检视了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的新机遇，和更全能的要求与歧视性挑战。

回到性别侵犯的议题，#Me Too运动所披露的性暴力和性骚扰，是直面长久以来权力物化弱势群体的历史与文化，也是在法律缺位下对伸张正义的呼唤。玛莎·努斯鲍姆是具有法学背景的政治哲学家，她在《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浦睿文化，岳麓书社，陈玮 译）一书中，分析了贪婪和傲慢这两种人性是如何构筑起特权的堡垒，导致对特权阶层的问责变得阻碍重重。那些具有影响力，能够为他人谋求利益的男性，主要集中在文娱、传媒和体育领域，权贵阶层如联邦法院，最容易从利益结构中逃避问责。这些傲慢横行、充满有毒的男子气概和腐败的领域，正是法律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启蒙运动及其主要对手浪漫主义都已衰落，政治哲学迈入低潮。

自此之后，政治哲学重现繁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各大流派你来我往，精彩纷呈。

1957年，以朱迪丝·N.施克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乌托邦之后：政治信仰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王籍慧 译）出版。在其中，施克莱表示，启蒙运动及其主要对手浪漫主义都已衰落，政治哲学迈入低潮。这一令人沮丧的判断奠定了施克莱的政治哲学基本框架，也极具洞见地描绘出了二战后政治哲学界的颓态。

不过，这种颓态随着1971年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而告终结。自此之后，政治哲学重现繁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各大流派你来我往，精彩纷呈。但罗尔斯的学生之一莱纳·福斯特认为，在讨论正义问题时，两者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他在《正义的语境：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张义修 译）中指出，前者忽视了语境，而后者沉迷于语境。他认为，真正的正义离不开语境但不囿于语境。此后，福斯特继续建构发展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又出版了包括《冲突中的宽容：一个争议性概念的历史、内涵与当下境遇》（上海人民出版社，马飞 等译）和《辩护的权利：建构主义正义论的诸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刘曙辉 译）等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其中，前者梳理了政治哲学史上的宽容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宽容理论；后者致力于论证辩护权利，认为正义观念应当得到合理的辩护，并在辩护权利的基础上理解正义。

A.约翰·西蒙斯则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进路：以洛克为立足点，探讨政治义务、正当性、权威、领土权等问题。他的论文集《证成性与正当性：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毛兴贵、朱佳峰 译）秉承西蒙斯了西蒙斯一贯的洛克式进路，批评了康德主义和社群主义两种流行进路，并思考了政治权利、义务、权力、正义等问题。

明治维新未能塑造出具有现代精神的国民和健全的市民社会，从而使得日本在法西斯主义的歧途上越陷越深。

帝国既催生了也妨碍着民族—国家的生成和发展。

人气历史作家Adrian Goldsworthy以古罗马史见长，他在新作The Eagle and The Lion: Rome, Persia, and an Unwinnable Conflict（《鹰与狮：罗马、波斯，以及一场无法胜利的冲突》，Apollo）中，描述了罗马帝国与其同时代的另一大帝国——波斯帝国之间的竞争、冲突和共存。这两个巨无霸帝国谁都无法征服谁，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你来我往，成为古代西方人认知中的世界双峰。

波斯帝国的东北方向，有俄罗斯帝国。《旧制度下的俄国》（[美]理查德·派普斯，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郝葵 译）描述了俄罗斯帝国在9－19世纪的时间里国家和人民的变迁过程，探讨了该国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能够有效制约政治权威，而是发展成了警察国家，并从中找出了极权主义的制度根源。时间来到近代，俄罗斯的东南方向，有意欲成为帝国却最终大翻车的日本。在《“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 : 1895-1945》（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中，商兆琦表示，他原本想要探讨近代转型中国失败而日本成功的原因，却发现其实日本同样没有成功。其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未能塑造出具有现代精神的国民和健全的市民社会，从而使得日本在法西斯主义的歧途上越陷越深。回到18世纪的英国，面对帝国兴衰与革命变迁，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又有着怎样的观点及应对呢？《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英]理查德·伯克，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梁雪、贾丁 译）描绘了伯克所处时代的政治现实，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充分呈现出帝国的“征服精神”和个体的“自由精神”之间的张力。

跳出某一国家的具体性质，如何认识帝国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梁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本探讨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作品，认为帝国既催生了也妨碍着民族—国家的生成和发展，并揭示了民族主义和帝国理论背后的殖民主义话语。布尔迪厄则将视线聚焦于国家本身的建构和权力。在《论国家：法兰西公学院课程（1989-199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贾云译）中，他运用发生社会学的方法，剖析了国家权力的运行逻辑，从而建构了他自己的现代国家诞生模型。

贫民窟是没有生活在贫民窟的人所恐惧的一切事物的化身。

如果人人都能向上流动的预期被打破，一个负责任的社会要如何走向未来？

以下这些书记录了来自底层毛细血管里的不同群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底层的声音似乎嘈杂又微弱，而对于一个来自底层的个体来说，ta所生活的底层像是一个巨大的引力幽灵，让自己的一生都深陷其中，无法逃脱。

形成底层的最大一个因素是“贫穷”，而形成贫穷的原因则是系统性的：教育、代际关系、福利、法制、就业机会、交往群体等等。贫民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因为贫穷而滋生出反叛、混乱、堕落、苦难、疾病的地方。但在研究了贫民窟的历史后，《贫民窟：全球不公的历史》（[英]艾伦·梅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尹宏毅 译）拆穿了这个谎言——贫民窟是没有生活在贫民窟的人所恐惧的一切事物的化身。事实上，“经常出错的却是公共政策，而不是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当我们试图深入时，《街角：一个内城社区的一年》（[美]大卫·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李昊 译）和《生而贫贱：美国底层社会的贫穷与愤怒》（[美]戴尔·马哈里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雍德生 译）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贫民窟的放大镜。由于不平等的持久性，这两本非虚构所记录的对象陷入愈加艰难的处境之中。《街角》则在“贫穷”的基础上增加了“毒品”的因素，在这个巴尔的摩的街角里，无论是毒贩、吸毒者、警察还是无辜的路人，所有人都被这个系统卷入，一步步走向腐坏。《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部县、巴县档案为中心》（毛立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聚焦于底层的女性群体，禁锢她们的系统里还增加了时代的性别观念和身份关系等因素，通过“眼光向下”的地方性史料文本，看到一个更有女性主体性的历史研究。

即便脱离“贫困”因素，底层的教育也依然困难重重。《县中的孩子》（林小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视角放在“以县为主”的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上，相对于大众对“小镇做题家”的关注，作者林小英不是仅仅将问题视角放在县域中学的孩子身上，而是细致呈现了整个县域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家长选择、校长管理、政校关联、城乡差异等现状和问题。从宏观角度如何突破县域教育困境，这个事情过于复杂，她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更期待把更多空间留给县域学校校长，让他们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找到更具有适宜性的发展路径。

教育给了底层阶层跃迁的可能性，但如果人人都能向上流动的预期被打破，一个负责任的社会要如何走向未来？在《自由活动时间：一位监狱哲学教师的回忆录》（[英]安迪·韦斯特，未读，贵州人民出版社，李亚迪 译）这本书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微光。通过监狱哲学课，一位老师试图与学生共同探索思辨对于自身的作用，在被囚禁的身体中，把被囚禁的精神解放出来。在这样一种极端情境下，思辨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存显现出更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