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铁律碾压”下的犬儒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

我们在“铁律碾压”的极端状况中关注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以此作为我们思考道德生活的基础，不是因为道德生活在“铁律碾压”下更优越，而是因为道德的选择和行为在那里更明显，因此更有说服力。

对于身处不可抗力的极端处境中的人们来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可以成为他们自我保护和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甚至可能有一些发泄和抗议的作用，但却无法成为他们对抗恶势力或改变环境的有效策略。因此，作为生存手段和作为抵抗手段的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是有区别的。

文 | 徐贲

在大多数情况下，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会被当成一个哲学或观念的问题，可以在哲学或观念史的脉络中得到解释。更进一步的还会将它们界定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简单地与作者关注的当代问题做一些联系。虽然我们需要有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很容易从网络百科或其他资料库获得），但对于理解这两个观念——还有其他类似的观念：“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相对主义”，以及人们更加熟悉的 “难得糊涂”“逃避”“佛系”“躺平”——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则需要我们从更具体，更有相关性和说服力的角度去着眼和把握。

安斯加尔•艾伦的《犬儒主义》和诺伦•格尔茨的《虚无主义》是很适合用作开始思考我们今天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大众知识普及读物，也都提供了有用的观念背景。其中，犬儒主义是苏格拉底传统中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分支，从上个世纪，由于斯劳特戴克、福柯和巴赫金等人的工作，犬儒主义已成为学术界重新关注的焦点。安斯加尔•艾伦展示了犬儒主义如何从古希腊人的无畏言论演化成现当代的厌世消极，进而帮助我们探索犬儒主义所激发的伦理、社会和文化实践问题。诺伦•格尔茨也把虚无主义追溯到苏格拉底，并经由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现代哲学家，把重点放在了尼采对虚无主义的“两义”分析上，“A.虚无主义作为提高了的精神权力的象征：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B.虚无主义作为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作为消极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第43页）

和许多人对虚无主义的认识不同，格尔茨没有把虚无主义当作“真理”“文明”“道德”的敌人，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的问题，安斯加尔•艾伦的《犬儒主义》也是这样。这就使得虚无主义或犬儒主义成为有待探究和分析的对象，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裁决。但是，这样的探究和分析针对的毕竟是我们应该鄙视的东西，虽然它们不是我们认为的敌人，但也不是我们所愿意亲近的。这也许就是它们的“两义性”所在。

犬儒主义
[英]安斯加尔·艾伦 / 倪剑青
风之回响RESONANCE|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 /2023-3

虚无主义
[荷兰]诺伦·格尔茨 / 张红军
风之回响RESONANCE|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 /2022-10

一 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义性”

虽然格尔茨在《虚无主义》一书里对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做了区分，但在人们今天的运用中，这二者都源自同一个现代信仰危机，开始流行的时间也差不多，所遭到的批评和反对也很相似。近年来，它们都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影响领域也都超过了以前的范围，成为更受广泛关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应用范围已经大大扩展。对中文译本的读者来说，扩大的应用范围可以包括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文化传统，以及与此有关的生存处境。格尔茨引用了美国19世纪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的话：“虚无主义是遭受铁律碾压的人们正当而可敬的反抗。虚无主义是生命的证词，……是无法呼吸的和被束缚的受害者们最后的武器，是最高层次的反抗。它是受压迫的人们让压迫者颤抖的唯一途径。……我敬重虚无主义，因为它能够让人性免于受人性本恶的怀疑，这种怀疑来自无情的压迫者和得过且过的奴隶”。（《虚无主义》第2页）菲利普斯说的“铁律碾压”（奴隶制）是一种在不可抗力下的极端生存处境，也可以是其他失去自由和做人权利的生存环境。你个人的力量战胜不了这个邪恶的势力，你遭受它的蹂躏，于是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来藐视它。这样的虚无主义表达了你的不屈服；但不是一种有效的抵抗方式，因为你的“无所谓”显得像是在被动、无奈地接受这个邪恶的势力。这就是虚无主义的“两义性”。

犬儒主义同样有它的两义性，它经常是一种明白但又无奈的心态和处世方式，有求变之心，却放弃了行动的可能。它一面怀疑、不信任和不相信眼前的事物，一面却看不到有任何改变它们的出路，剩下唯一的生存策略只能是冷漠、被动、无所作为，甚至同流合污。狄德罗小说《拉摩的侄儿》里的侄儿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目标，没有道德原则的明白人，他表现的是“现代犬儒主义的标志性举动——被描述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揭露这个虚假且伪善的社会。对于现代犬儒主义而言，仅仅有第一步是不完整的。要从第一步出发，转向关键性的第二步。第二步，个人要与这个虚假且伪善的社会共谋。这第二步是一种策略性的下注——现代犬儒主义者赌了一把：比起坚持道德的纯粹，共谋将获得更多的收益。”（《犬儒主义》第176页）

我们在“铁律碾压”的极端状况中关注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以此作为我们思考道德生活的基础，不是因为道德生活在“铁律碾压”下更优越，而是因为道德的选择和行为在那里更明显，因此更有说服力。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普莱姆•莱维在他的短篇小说《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中将大屠杀暴行的极端境遇压缩成一个公民和一个壮汉水手之间的可怕对抗。这个故事是莱维自己人生的重大悲剧，以及他身处服从和反抗窘境的隐喻，拉近了与不同极端境遇中同类窘境的彼此距离。故事开始时，主人公（仅被称为“M”）去赶赴一个重要约会。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条又长又窄的小巷。让M感到不安的是，迎面走了一个穿着T恤的水手模样的壮汉。M给他让路，但他还是为了呈威风，把M狠揍了一顿。M被击倒在地，壮汉脱下自己脚上的凉鞋，拿在手里，然后在M的身体上走过去，一直踩在M的额头上。M以前一直过着正常的生活，有欢乐也有悲伤，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屈辱和无助的感觉，他知道，“自己从此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1

莱维用“不可抗力”来隐喻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极端境遇，也可以用作其他极端境遇的隐喻，包括菲利普斯所说的“铁律碾压”。对于身处不可抗力的极端处境中的人们来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可以成为他们自我保护和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甚至可能有一些发泄和抗议的作用，但无法成为他们对抗恶势力或改变环境的有效策略。因此，作为生存手段和作为抵抗手段的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是有区别的。任何一种“铁律碾压”都会造成屈辱性的自我适应，这是生存的一面；但同时也会引发普遍的不满、怨恨、叛逆，这是抵抗的一面。在这两个方面中都有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在起作用，但又可能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这种灾难文学、暴行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等作品中——恶托邦（无道之邦）本身就是一种专制政治压迫和欺凌的极端状况——有非常丰富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观察这样的区别：一、把控自己的生存；二、拒绝自暴自弃；三、接触他人，摆脱孤独；四、怨恨和报复、五、幽默与玩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添加自己有体会的其他方面。

二 把控自己的生存

在“铁律碾压”的极端境遇中，要抵抗就必须先能活下去，抵抗的人掌控他自己的生存，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不要让坏人把你逼死。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存，而且还要寻找活着的意义。人为什么在极端残酷、痛苦的不自由状态下选择活着，而不是自杀？然而，“从虚无主义的视角来看，担心自由问题毫无意义，毕竟所有的选择到头来都会迎来一样的终点：死亡。虚无主义者把死亡视为自由的无意义性的证明，进而将之视为存在的无意义性的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外在权威能够保证我们可以逃避死亡的结局，能够保证我们的行为具有超越我们微不足道的生命跨度的意义，那么存在似乎就成了一个残酷的笑话，而自由就是这个笑话的笑点”。在这一点上，虚无主义者还可以沾沾自喜，觉得高人一等，“严肃的人没有抓住‘笑点’，但虚无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可不像严肃的人那样死心眼，“他们要一直说笑下去”。（《虚无主义》第108页）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都会认为，只要能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是无所谓的。“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就像集中营里勉强活着的囚犯那样，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意义。

“铁律碾压”下的人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恐惧感中。为了自我保护，预防不测，他们必须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在敏感的事情上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犬儒主义于是成为许多沉默者补偿自己内心羞愧的心理机制，他们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把敢于发声者视为给他们“添乱”的害群之马。1970年代初，一位苏联知识分子对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坦言，道出一个难以启齿的现状事实：越是懦夫，越可能是一伙毫无羞耻感的犬儒主义者。“人们中间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让那些沉默的人为没有说出来而感到内疚，他们不明白他怎么有勇气做他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不得不说出来反对他，以保护自己的良心”。2

在不允许自由言论，不允许自由思想的极端环境里，人必须学会乖巧地说话，或者干脆闭紧自己的嘴巴，但是，这还不够，还要能管得住自己的表情，这才是生存的装假之道。奥威尔《1984》里温斯顿的爱人朱莉娅也是一位装假大师，她积极参加每天一次的宣誓大会，“两分钟仇恨”，甚至向屏幕扔东西来表示她的热情，尽管她对恶托邦的谎言一个字都不相信，但她可以逢场作戏，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忠心和虔诚。她知道恶托邦喜欢这样的表演，她从来只说它想听到的话。

“铁律碾压”下的逢场作戏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是不得已的自我保全手段。25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聪明，当国家政治黑暗时就装糊涂。孔老夫子认为，宁武子的聪明是别人可以做得到的，但宁武子装糊涂，这个本事是别人赶不上的。别人赶不上宁武子，是因为他大智若愚，有一种潜藏不露的大智慧。可以想象，在孔子的时代，像宁武子这样善于装傻的人是极少的，所以善于装傻才成为大智慧。然而，在邦无道的“铁律碾压”社会里，像宁武子那样善于装傻的人遍地都是，所以大智慧也就成了小聪明。大智慧表现的是内在的涵养，看似木讷，实则胸藏锦绣，今天人们装傻恰恰相反，这不过是在强制行为的环境中的活命小把戏。不让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那才是最安全的生存之道。

然而，假面社会里用装假来保全自己，是不得已的道德妥协，但不是一种道德抵抗。不可否认，这样的抵抗是人格分裂的。但不人格分裂的抵抗者又在哪里呢？他们进了监狱，或者已经死了。幸存者莱维说，优秀的人都死了，糟糕的人活了下来，这就是极端环境最残酷，最可怕的现实。活下来是为了做见证，而不是证明自己是曾经抵抗过的英雄，在这种抵抗中只有勉强还能守住做人底线的活人，没有英雄。和在集中营文学中一样，暴行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里每个不甘心沉沦的个人面临的问题是，当正面抵抗不可能时，如何拒绝屈服。

戴着面具太久了，就有可能在犬儒主义的作用下忘记面具下的他是谁，这就是久假不归，假戏真做的心理代价。“铁律碾压”的政府是用人的行为来训练臣民忠诚的，只要你一直是在用奴才的行为来表示忠诚，久而久之，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你已经进入了奴才的角色。你的角色行为会对你周边的人有示范作用，使他们可以有样学样，于是也就达到了福柯所说的“规训”（discipline）效果。

三 拒绝自暴自弃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人们最熟悉的“自暴自弃”恐怕就是一些魏晋名士的为人处世方式了。往好里说，是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恃才傲物、卓尔不群；往坏处说，是反社会、玩世不恭、自我糟践、孤僻古怪、自我放任、逃避现实，无非是一些对现状不满，却又无能为力的可怜行为艺术。他们的“率性”也许是除了庄子之外，最接近古希腊犬儒主义的，对欣赏者也具有类似的魅力。但是，这是一种审美人格，而非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就像对顾城的某些解释一样，“是在鼓吹人们去放纵自己的自然欲望与癖好，尽管这往往是以他人为代价的”。（《犬儒主义》第65页）

虽然我们可以把他们那些怪诞的行为解释为在不可抗力下的“弱者的抵抗”，但他们那种备受中国文人赞誉的犬儒行为却对今天的弱者抵抗并没有什么可借鉴的意义。他们身处的时代，三国两晋，是有记载以来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战争、饥荒、瘟疫不断轮回，死亡成了每天必须面对的话题。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正如一位论者所说，他们不得不靠戴着面具过生活，“他们被迫迁徙，远离故土，甚至不能够祭奠祖先。……在这个最苦难的时代，他们以生活的动荡为代价，打碎了社会与家庭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舒展身体，真正成为一个‘人’。在他们之前，做人要守‘规矩’，哪怕那意味着在循规蹈矩里磨灭自我本身的个性与情感，哪怕那意味着戴着面具，把自己装进一个安全却密不透气的‘套子’里”。3

戴着假面的生存很容易导向自暴自弃：随波逐流、愤世嫉俗、麻木冷淡。犬儒主义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愤世嫉俗，一方面，它讨厌虚假的乌托邦，但另一方面，它不相信有任何改变它的可能。如安斯加•艾伦所说，“犬儒主义煽动不信任，给进步下绊子，要将所有崇高之物、所有的善打回原形，压低到它自己那种偏狭的层次上去。它假定所有人类动机在根本上是自私的，更否认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犬儒主义者讨厌压迫者，不是因为讨厌压迫本身，而是怨恨自己被压迫者排斥在外，不受他们待见，“现代犬儒主义者没有社会或政治的信念，只保持狭隘的机会主义，总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得以与他所拒斥的现状相调和”。（《犬儒主义》第1－2、3页）这其实是一种更复杂，更深层的自暴自弃。

要抵抗任何暴政，我们需要先抵制自己的自暴自弃，真正的抵抗必须要有内心的定力，不能丢失自我意识或放松自我要求。即使公开行为不得不逢场作戏，假戏真做，内心也要坚持分辨真假和是非，不能弄假成真，失去判断和道德的把持。惟有内心的坚持才能就给人留下了希望：只要时机一到，我就可以脱掉面具，真实做人。极端环境中的生活就像关在牢房里一样，人的思想和判断机能会萎缩和退化，这就需要有意识地锻炼，利用特殊的刺激可以使被迫停滞的思考重新兴奋和活跃起来：各种“违规”的玩笑、幽默、讽刺、恶搞、捣浆糊、恶作剧、玩笑、搞怪、挖苦、讽刺、正话反说、反话正说。

这些都是犬儒主义“离经叛道”的乐趣。“不论古代犬儒主义还是现代犬儒主义，都被理解为‘离经叛道’（deviance）——对普遍接受的规范公共或私人行为的诸原则的背离。古代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都继承了这种‘背离’的举动。但二者所背离的这些原则却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与现代犬儒主义的离经叛道性。这些原则还提供了一些正面的行事原理。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正是在对它们的拒绝或驳斥中彰显出自身”。（《犬儒主义》第4－5页）“好人”用“离经叛道”来反抗，但“离经叛道”并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好人”，所以，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者在通常意义上都不算“好人”。在现代语境下，更准确的说法是，“尽管他持有犬儒主义态度，但他是个好人”，而不是“因为他持有犬儒主义态度，所以他是个好人”。（《犬儒主义》第5页）

四 接触他人，摆脱孤独

“铁律碾压”控制社会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迫使或诱使社会成为一盘散沙，这样每一个人便自然成为自我孤立和自我监督的个体原子。在一个营造并维持全景式监狱管控的制度中，每个人都随时被监控，如果有什么违规行为被抓到，惩罚是迅速而严厉的。他们因自己害怕政治而鄙视关心政治的人。诺伦•格尔茨介绍了波伏娃的观点：“自己作为个体根本无力影响政治变革，以至于他们依靠个体力量唯一能达到的变化就是成为冷漠无情的人，也是他们仅有的回应”。他还引述了阿伦特的观点，我们应把虚无主义视为政治学的而非心理学的。这两种观点是类似的，“波伏娃所描述的……无能为力的力量，正是阿伦特所描述的沙漠里的死气沉沉的生活：通过让自己变得冷漠无情来应对个体的无能为力感，就是通过适应沙漠生活来应对发现自己身处沙漠的痛苦”。（《虚无主义》第177页）

孤独的人是最容易陷入绝望的，为了安全，他竭力退缩到小个体的堡垒里，然而一旦这样做，他获取信息的圈子就越来越窄，就无法预见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不仅丧失了主动性，而且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孤立使他产生妄想，作出误判。在极端的环境里，经常有人犬儒主义地美化孤独，称孤独是一种明智的生活方式（寂寞的骄傲），确实，离群索居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策略，也许还能帮人获得一些洞察力，但这是没有保证的。很多严肃的思想家都出自监狱，他们在那里除了思考，无事可做；但监狱并不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地方。大学是培养思想人才的地方，而大学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场所。

龟缩到自己的小自我中，你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不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离群索居会滋生出各种奇怪而乖僻的想法，你越孤僻，就越难打破自己的孤立状态。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只是为了要与他人抱团取暖就随便向人敞开心扉，在极端的环境中，这是非常危险的，你要学会辨别谁是可以信任的人，谁是不可信任的人。例如，关心政治的人比不关心政治的，有人格的人比人格低下的人值得交往。恶托邦是一个人际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但即便与人交往有风险，也千万不要关上成为社会人的大门。

如果说政治冷淡是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那么，关心政治就是对它必要的纠正。诺伦•格尔茨同意阿伦特的观点，“失去政治，就无法建立共识，也无法聚在一起共享世界。这些都是虚无主义的政治体制出现的结果。这样的体制并没有把公共空间从这个世界上移除，而是让这些空间非人化，排除了在公共领域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却只留下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只留下工作与消费的可能性”。（《虚无主义》第169页）

反乌托邦文学关注“铁律碾压”下的抵抗可能，其中的反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先尝试走出小我壁垒的人，虽然小心翼翼，但都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走出壁垒，朝着与他人的联系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可以告诉你可以（和不可以）信任谁，这些信息以后可能会派上用场。蒂莫西•斯奈德写道，“进行眼神交流和闲聊。这不仅仅是礼貌，而是一种与周围环境保持联系的方式，打破不必要的社会障碍，了解你应该和不应该信任谁”。如果你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生存，那么建立真正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4

五 怨恨和报复

常言道，哀大莫如心死，这是一种“铁律碾压”下的情感虚无主义，不会愤怒的人是不会反抗的。只有坚持同时锻炼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能力，才能不活成一个僵尸人。见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有的人冷漠，有的人愤怒。虽然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愤怒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愤怒让人活得像个人，而不是一个活死人。情感里有价值和道德判断，虽然理智告诉一个人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鸡蛋碰石头，所谓的敢怒不敢言；但真实的情绪和情感会让他为自己理智的“冷静”感到羞愧。

在邪恶当道，邦失道的黑暗时刻，是非颠倒、黑白不明、好人生不如死，这时候，唯有愤怒才能宣示对邪恶的憎恨，也才能表达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关注。在黑暗和窒息的世道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学会用自我麻痹和冷漠犬儒去适应这样的环境。但那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的道德神经麻木了，灵魂和良心也全都麻痹，他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愤怒。往好里说，似乎就是“难得糊涂”或“随遇而安”，往坏里说就是奴性十足、和邪恶合谋。塞涅卡的《论发怒》里劝人们根除愤怒。全书结尾的名句是，“让我们培养人性”。但是，愤怒也可以是灵魂的热度，因此，培养人性同样也需要保持对不公不义的愤怒。

情绪和感情是复杂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要或不要的问题。就发怒而言，愤怒中可以包含一个人应有的正义价值和道德是非判断。鲁迅《呐喊》一类的作品说的就是那种因为没有原则或是非判断而形成的冷漠和不愤怒。有些人不会愤怒，是因为做惯了奴才，以当奴才为荣为乐，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永远承受暴政。但是，大多数人看上去不愤怒，是被迫的，或者根本就是假装的。他们并不是真的全然麻木，或者真的修炼到了不会愤怒的境界。他们心有愤怒，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这是人在“铁律碾压”下生存的自我保护。

然而，奴隶的愤怒经常是虚无主义的，尼采用“怨恨”（Resentment ）来专指这种情感。怨恨又称“苦涩”，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情绪，被描述为失望、厌恶和愤怒的混合体。怨恨中包含着对不公正的感知（从微不足道到非常严重），以及对世道险恶、世态炎凉、善恶颠倒、人心叵测的普遍戒备和提防。在尼采那里，奴隶痛恨的不是主子的不义，而是自己没有能成为主子，“奴隶不仅厌恶主人，还仇恨主人，指责主人对他们的奴役。这种奴役不仅是指与生俱来的压迫，甚至是指与生俱来的弱小、容易受伤和终有一死。换句话说，奴隶期待战胜主人，最终变成主人”。（《虚无主义》第48页）许多人对贪官抱有的也是这种性质的“怨恨”。

“铁律碾压”下的许多报复也是出于这样的“怨愤”。俄裔美国社会学家费兹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在对1936年苏联社会的研究中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 “怒妻告状”的现象，针对的是有婚外情的丈夫，让他们“吃吃苦头”。在这之前，要报复一个人，让他吃苦头的办法是检举他思想反动，阶级立场有问题。但1936年官方不再提“阶级斗争”以后，许多揭发便改为与“性道德”有关的理由，如通奸、婚外情、家庭暴力，等等。在苏联，干部的性道德（还有酗酒、暴力等）问题一直被当作“小节”问题，即使处分，也不过是“严厉批评”而已。性道德问题可大可小，在政治斗争中涉及这个问题经常是因为不便提及更重要的其他原因。妻子向党组织揭发丈夫的婚外情，有的是为了在离婚后更有利于争夺房产（苏联时期住房严重紧张），或是为了报复丈夫，费兹派屈克称这些为“怒妻”（angry wives）。有一位妻子给组织写信，揭发丈夫虐待她和儿子，还强迫她堕胎（在苏联是违法的）。还有一位党员的妻子给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写信说：“我丈夫的行为根本不配一个共产党员：他醉醺醺地回家，在家无事生非，说脏话污辱我，还动手打人。他经常夜不归宿，说是工作忙。但是，据我了解，他并不好好工作。”她揭发道，她丈夫跟厂里的女工睡觉，把肚子都搞大了，还强迫打胎。现在他完全不管自己和二岁的儿子，使他们母子衣食无着。这个丈夫后来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批评”。5

这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的报复，这些“怒妻”们（还有那些告发贪官的“小三”）不是愚昧的家庭妇女，而是对时局变化相当敏感，受过很好教育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告发和检举里有一种势利而犬儒的 “自相矛盾”，“现代犬儒主义有着最为自相矛盾的外貌——与其说它是冷淡的否定性之后果，或是信仰丧失之结果，不如说它的存在乃是因为对教育、解放、自由之类东西的残存依恋依然在起效”。（《犬儒主义》第160页）她们看上去是在“大义灭亲”，向当局表现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正确立场，但其实是借刀杀人。当局不是傻子，但还是鼓励这样的举报，这是一种“铁律碾压”的权术，用费兹派屈克的话来说就是，“统治政权发明的重要手段就是把人民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奸细探子，以此来报告地方官员的滥权，以此纾解民怨，在需要的时候加以改进”。6

六 幽默与玩笑

塞尔维亚民主活动家斯尔贾•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和姆拉登•约克西奇（Mladen Joksic）曾说过，幽默迫使坏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无论他们如何回应，都会破坏其政权的信誉。”幽默、玩笑、恶作剧，这些引人发笑的东西可以瓦解对公众最毒辣的统治手段：恐惧。正如奥威尔所说，每一个玩笑都是一枚小型的炸弹。1990年代末，塞尔维亚的一群学生针对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恐惧统治，玩了一个恶作剧。波波维奇和约克西奇描述道，“我们拿了一个油桶，把[米洛舍维奇]的照片贴在上面，然后把它摆在贝尔格莱德最大的购物中心，旁边放了一根棒球棍。然后，我们就挥动球杆，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不久，街边上聚集了几十位商店的顾客，都要想挥一挥棒子，他们鄙视米洛舍维奇，但又不敢公开批评他。大约30分钟后，警察来到了……。他们不能逮捕购物者，逮捕有理由吗？他们也逮捕不到罪犯，因为我们隐藏起来了。那么米洛舍维奇的警察做了什么？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他们逮捕了木桶....，米洛舍维奇和他的亲信们成了全国的笑料”。7

幽默、笑话、调侃和其他这一类的机智抵抗可以称为在极端环境下帮助人们拒绝躺平的智力游戏或健脑体操。在“铁律碾压”下生存的最大敌人之一是绝望。拒绝绝望就是拒绝躺平。与躺平的日常抑郁和焦虑作斗争，这就是一种成功。我们从反乌托邦小说中了解到，人必须有所事事，做一些什么，才能保持思考的活力。锻炼大脑和锻炼身体同样重要，越是在受限制的生存环境里越是如此。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里的叙述者奥弗雷德深感自己生活的无聊和绝望，但她拒绝绝望，拒绝屈服，而她的前任使女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些而自杀的。奥弗雷德和她不同，虽然她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不准与他人来往，但她学会了恶作剧，学会了偷窃、囤积和故意作出违规的行为：“碟子旁边有块黄油。我撕下纸巾的一角，将黄油包起来，拿到小柜子边，像曾经做过的那样，塞进另外一双鞋的右脚尖里。我把剩下的纸巾揉皱，想必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的把它铺平展开，检查是不是少了什么。我将等到夜深人静时使用这块黄油”。这几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却给了她满足和信心。

生活在“铁律碾压”下的人们需要发泄压抑的情感，只能诉诸玩笑、戏谑、耍贫嘴、抖机灵、政治笑话、恶作剧。这类幽默表演是对抗生活中压迫力量和精神困境的缓冲器，虽然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却可以自我调整对它的关系，减小它所造成的伤害。但这只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应对现实方式，它不满现实，但又在实际的妥协、接受过程中，帮助维持它所不喜欢的现实。对现实既不满意又能适应，这样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形成了幽默本身的纾压功能。一方面，幽默感可以改变人们对压力环境的认识，让人从一种新的、被主观看法扭曲和改变了的、威胁较小的角度去应对压力，避免因面临的困境彻底陷入沮丧、焦虑、恐惧和绝望。另一方面，幽默也特别容易为一个人在遭遇困境时采取躲闪问题和逃避现实方式制造借口。幽默的机智和轻松为这种逃避营造了一种智慧、情致、艺术的假象，使得逃避者不仅不觉得无奈和遗憾，而且甚至还会洋洋得意，自以为得计。

安斯加尔•艾伦对玩笑和戏谑所代表的愤世嫉俗做了有说服力的总结，“的确在某些社会情境下，加一剂愤世嫉俗以便更好地伪装是必要的。缺乏应有的愤世嫉俗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幼稚（naivete）的表现。而作为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变得更愤世嫉俗’的决定当然也会有意义，但仅仅是在以下情况下：一种临时的情境性反应、一种应对策略、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一种对公民和社会责任的暂时搁置（这种暂时搁置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有趣的，甚至在小剂量的情况下是有治愈效果的；但一个人重拾更严肃的承诺时，这种态度必须不可避免地会被放弃)”。因为“这种现代犬儒主义对我们命运的改善毫无贡献可言”。（《犬儒主义》第9页）

看到玩笑和戏谑的保守甚至犬儒主义趋向，并不是要否定它在压迫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是要看到，与对现实的揭露和谴责相比，这样的笑话是相对温和的，这种温和是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而不得不如此。这种幽默政治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不应该被低估。在其他批评言论受到严格控制，不能发声的环境中，笑话成为批评言论的代替品。

“铁律碾压”和不可抗力作用下的现代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比在一般状态下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地表明，它们引导的观念和行为是政治选择，也是道德价值的选择，也许能帮助人们适应他们逼仄的生存环境，甚至在其中岁月静好，但不能帮助他们想象一个更好、更正义的未来，更不要说为它做点什么了。在被称为犬儒主义时代和虚无主义时代的今天，这两个观念的影响无处不在地弥散在我们的社会和生活里，粘附在我们身上，显示出个人和集体的道德文化病症。我们可以把这种广泛的病症理解为“既是一种征兆，也是一种症状，甚至可能是造就诸多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犬儒主义》第7页）今天，我们的所有思考和讨论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它们，不要让它们把我们置身于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绝望无助的危险之中。

1. Primo Levi, “Force Majeure,” in “The Mirror Maker”: Stories and Essays by Primo Levi, Knopf Doubleday , 1990, p. 65.

2.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New York: Quadrangle, 1973, pp. 452-453.
3. 北溟鱼：《在深渊里仰望星空：魏晋名士的卑微与骄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自序“。
4. Timothy Snyder, "20 Lessons from the 20th Century on How to Survive in Trump's America: A History Professor Looks to the Past to Remind Us to Do What We Can in the Face of the Unthinkable," 20 Lessons from the 20th Century on How to Survive in Trump’s America - In These Times.
5. Sheila Fitzpatrick，Tear Off the Mask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5.
6. Ibid., pp. 235-238.
7. Srdja Popovic and Mladen Joksic，”Why Dictators Don’t Like Jokes,” Foreign Policy.April 5, 2013.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