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的女性，步履不止｜回响书单·五月

回响书单2023.5

“还有一个没有被写入历史的历史，要拯救这些故事必须竖起耳朵，倾听女性的窃窃私语。”历史长期以来都是属于男性的，男人被视作人类的代表，而被迫沉默的女性仿佛一座冰山，那看不见的部分如今才逐渐显露。她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历史、阐述思想、主张权利、重塑观念。百年来，无数女性的生活因此发生改变。无论她们走了多远，也不管她们走了多久，那前行的身姿都会一直鼓舞所有女性。就算前景未卜，她们依然会行走下去，步履不止。

本期回响书单除了挖掘和讲述女性历史的#女性，步履不止之外，还有盘点思想家如何应对时代之问的#时代的思想群像，窥探中国历代变迁的#巨轮的转身，聚焦全球阶层分化现状的#撕裂的公平，反思当下工作制度的#工作与权利，探究近现代教育理念与实践的#为何而教育，以及剖析政治秩序的源头及其结果的#正义与幸福。

这群“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正是20世纪的时代产物。

如何回应每一个时代都要面临的永恒之问？

21世纪才刚过去了五分之一，就已经有论述21世纪知识分子群像的作品问世了，即《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澳］麦肯齐·沃克，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姜昊骞 译）。沃克认为，到了21世纪，昔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衰落为依赖于学院的“一般知识分子”。因而本书选取了21名具备21世纪式“一般知识分子”特征的思想家，考察这个主要是学院学者的群体，如何通过适应他们的游走于学院学科和公共思想之间的处境的中层理论，来应对当代世界提出的挑战。

相比之下，20世纪被德国思想家阿克塞尔·霍耐特引用其前辈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话，称为“极端的时代”。或许正因为20世纪的极端性，在霍耐特看来，那代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的思想同政治和历史缠结在一起。他在《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观念史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梁乐睿 译）中所描绘的11名20世纪知识分子无一不具有这种特征。他赞同托尼·朱特的论断：这群“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正是20世纪的时代产物。

如果说20世纪在霍耐特（以及霍布斯鲍姆和朱特）那里是政治-历史的，那么在伽达默尔那里则事关形而上学的命运，事关修辞学与哲学、伦理学、解释学的关系，事关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的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事关神学以及未来西方哲学的走向等哲学大问题，以及一系列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20世纪的教训：一部哲学对话》（［德国］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意］里卡尔多·多托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志宏 译）是伽达默尔晚年和学生辈哲学家多托利的对话，总结了伽达默尔一生的哲学历程和属于伽达默尔的20世纪。同样是20世纪重要哲学家谈论自己和其他重要哲学家思想的对话录，《片段集：让·鲍德里亚与弗朗索瓦·利沃奈对话录》（［法］让·鲍德里亚，折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田争争 译）则在对话中完成了鲍德里亚思想的谱系化。

特里·伊格尔顿的《无所乐观的希望》（新行思、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钟远征 译）和《唯物主义》（新行思、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吴文权 译）同以上几本书略有不同，既不是思想者的群像，也不是哲学家对自己思想历程的追溯，而是两组概念的解读：前者聚焦于希望和乐观，后者聚焦于身体和唯物主义。但相同的是，这两本书中也有大量古今思想者轮番出场，阐释其如何回应每一个时代都要面临的永恒之问。

中国这艘巨轮，在水域中的每一次浮沉，都将重塑下游的流动。

这种转向彰显了中国历史的本质逻辑，即君主政治对文化的巨大控制力。

我们总说，历史是一条长河，同时我们也早已习惯于将这条长河在微缩无数倍的地图上标明段落，以此作为区分，进而认识历史。然而越来越先进的史学理论和越来越新颖的史学视角却让我们意识到，这片历史长河的水域中，涌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值得我们去窥探它背后的深邃；以及，中国这艘巨轮，在水域中的每一次浮沉，都将重塑下游的流动。

伊沛霞是美国著名的中国中古史学者，涉及制度史、社会史、家族史、性别史等多个领域。《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美]伊沛霞，上海古籍出版社，姚平 等 译）一书精选了伊沛霞治学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这位著名学者的学术风貌。同时，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可观察到中国在唐宋时期，社会领域内各方各面的生动细节。

关于中国历史的转变，向来颇有争议。内藤湖南及其弟子宫崎市定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近世中国的开端。然而美籍宋史学者刘子健却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美]刘子健，江苏人民出版社，赵冬梅 译）一书中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挑战。刘子健认为，从北宋到南宋，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从外向转向内在的重大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史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转向表面上是新儒家从异端成为正统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彰显了中国历史的本质逻辑，即君主政治对文化的巨大控制力。

刘子健所称的“新儒家”，即是我们熟知的理学。理学自南宋被定为正统后，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深深地渗透在了明清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台湾学者吕妙芬的《多元视域中的明清理学》（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对这些角落进行了观察与分析。如理学如何影响明清士人的家庭、如何影响女性的生存与命运、如何影响宗教的形成与传播等，书中都通过具体的个案进行回溯与提炼，由此重构理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无微不至的影响。

在很多人印象中，明清时期是中国与世界产生初步接触的时代。实际上，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与古老的东方文明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的交流。《意大利与中国》（[意]白佐良、马西尼，浙江人民出版社，萧晓玲、白玉崑 译）这本书就对两个文明漫长的交流史做了全景式的系统描述，为了解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捷径。

越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就越激烈，不仅仅来源于更新的思想，也体现在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上。《铁路与中国转型》（[德]柯丽莎，江苏人民出版社，金毅 译）就是以铁路为线索，阐述了铁路本身及铁路扩张对中国社会生活多个层面的影响，由此辐射出中国这艘庞然巨轮在近代的艰难转身。

被迫沉默的女性仿佛一座冰山，那看不见的部分如今才逐渐显露。

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之下，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还有一个没有被写入历史的历史，要拯救这些故事必须竖起耳朵，倾听女性的窃窃私语。”历史长期以来都是属于男性的，男人被视作人类的代表，而被迫沉默的女性仿佛一座冰山，那看不见的部分如今才逐渐显露。她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历史、阐述思想、主张权利、重塑观念。百年来，无数女性的生活因此发生改变。

英国历史学家露西·德拉普所著的《女性主义全球史》（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朱云 译）通过放大曾被忽视、被淹没的声音，展现了近二百五十年间全球范围内不同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的女性平权斗争，绘制出一幅女性主义的世界性图景。How to Think Like a Woman: Four Women Philosophers Who Taught Me How to Love the Life of the Mind（《如何像女人一样思考：四位教我如何热爱心灵生活的女哲学家》，Regan Penaluna，Grove Press）将当代女性哲学学者在事业上所受到的系统性厌女症式排挤同历史上的四位女哲学家的所思所想相结合，从哲学的角度展现了这种斗争。

《女性史（20世纪卷）》（[法]乔治·杜比 等主编，能见度，浙江大学出版社，袁袆 译）聚焦于欧洲与北美地区的女性历史，但该书并未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而是以不同的主题，展现西方女性与国家、战争、资本主义、家庭、工作、国家体制、哲学思想、大众文化等等之间的关系。该书指出，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之下，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女性主义40年》（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杨玲 译）则是上野千鹤子自20岁至60岁间受邀发表的时评文章选集，而这40年刚好与日本女性主义从发轫、成长、高潮至被反扑的40年相交叠，因而可视其为一部上野视角的日本女性主义发展史和亲历记录。

没有敢于打破陈规的人物便无历史可言，《女性小传》（[西班牙] 罗莎·蒙特罗，磨铁·大鱼读品，浙江人民出版社，罗秀 译）重新发掘了历史上105位杰出女性被掩埋的人生经历，但作者并非为塑造完美的“圣女”形象，而是呈现一个个善恶并存、完整丰满的女性形象，呼吁实现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任何可能性。《步履不止：一部女性行走史》（[英]克丽·安德鲁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欧阳瑾 罗小荣 译）便呈现了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虽然历史上女性在无人陪伴、没有牵累的情况下云游四方并非易事，但还是有些女性打破了束缚，该书记录下三百年来十位勇于独自上路、以行走为反抗的女性，讲述其精彩的人生与旅程。无论她们走了多远，也不管她们走了多久，那前行的身姿都会一直鼓舞所有能够行走的女性。就算前景未卜，她们依然会行走下去，步履不止。

这些蔓延全球的普遍性社会病症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真实的伤害？社会是否有摆脱困境的可能？

药物成为家庭治理的工具，诊断斩断了道德义务，收容成为剥夺人之权利的终极名义。

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公平缺失，机会相对均等的时代一去不返。这些蔓延全球的普遍性社会病症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真实的伤害？社会是否有摆脱困境的可能？《收入不平等》（[英]理查德·威尔金森、[英]凯特·皮克特，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周媛 译）从公共卫生的视角探讨了日益加剧的贫富差异对人的身体、心灵及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造成的影响，追溯导致这些后果的结构性因素，并试图给出摆脱困境、推动社会公平的切实方案。Poverty, by America（《贫困，美国创造》，Matthew Desmond，Crown）则把矛头指向社会制度，认为美国的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劫贫济富所致，即放任社会制度剥夺穷人以补贴中产和富人。
《撕裂的公平：社会流动性以及孩子们的前景》（[英]邓肯·埃克斯利，万川，中国工人出版社，沈慧 译）与《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美]安德里亚·埃利奥特，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林华 译）分别聚焦于英国和美国的社会阶层固化现状：前者追踪各领域从业者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探讨个体抱负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呼吁对“机会型社会”的重视和追求；后者则通过讲述一位名叫达萨尼的少女如何带领七个弟弟妹妹长期流浪于各收容所，及其背后无法摆脱的家族贫困，揭示由美国社会结构和历史造成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原生家庭、种族歧视等问题。

同样身处收容所，《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巴西]若昂·比尔，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杨晓琼 译）书写了一位名叫卡塔里娜的巴西女人的经历。她所在的维塔收容所是一个以康复之名设立的社会遗弃空间，在这个由官僚机构和亲属关系共同认可的社会性死亡的语域，药物成为家庭治理的工具，诊断斩断了道德义务，收容成为剥夺人之权利的终极名义。目光转向亚洲，韩国作家韩江以小说集《植物妻子》（[韩] 韩江，磨铁图书，四川文艺出版社，崔有学 译）凝视那些于小旅馆、地下室与都市街头之间疲于奔命，在近乎绝望和破碎生活中奋力挣扎的小人物，描绘了每一种微不足道的生活底下的惊涛骇浪。A Living Remedy: A Memoir（《生存补救：回忆录》，Nicole Chung，Ecco）更是在经济困境之外加上了身份的困境，它讲述的是一个白人小镇里成长的被贫困白人夫妇收养的韩裔女孩艰难的成长过程。

即便一路厮杀冲到一流大学，这个“出路”依然被控制在一种“特权者”的游戏规则里。

“教育没有目的，教育是别的东西的目的”。

关注教育本质，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注。

1783年，24岁的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在玛丽的支持下，与玛丽的女友布拉德开设了一间学校。这座由女子们开设的纽温顿·格林学院尽管只持续了2年，但玛丽开办这所学校的初衷——女子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思考问题，才能保证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变成了她的一本小书《女子教育》（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博婷 译）。在这本小书里，玛丽表达了女性应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要为自己而活。这成为现代女性主义主张的核心。只不过在这本书中，玛丽推崇洛克的经验主义儿童观，认为女孩的激情需要受到教育和规训，才能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

10年之后，36岁的玛丽抱着自己与情人的孩子孤身从英国北上，开始她的北欧之旅。在《北欧书简》（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博婷 译）中，曾经受到理性束缚的玛丽开始显现出动摇的一面，她描述旅行见闻的文字里透露者她生命中美丽、鲜活、真挚、激情、幽默的本性。而对于她怀抱中的女儿，也开始有了欣赏和怜爱。这种天性的解放让她对自己孩子从一种“教训”的目光转向“发现”的目光。她看到女儿“到处乱跑、独自玩耍时”带给自己的快乐。这时的她所要争取的，是成为一个保证经济独立的女性、母亲。事实上，玛丽也做到了这一点。坚信女性教育的她长期依靠写作来保证自己的经济生存能力。

时至今日，通过教育获得“独立”似乎已经变成一个理想主义的说法。受教育为的是一种更加模糊的描述：出路。“出路”包含对经济独立、阶级跃迁、安身立命、实现志向、拥有自由时间、获得生存保障等诸多结果的期待。而随着受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教育的期待、讨论和选择也越多。在北京，一对母女通过国人耳熟能详的一系列内卷教育选择，让女儿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生命经历以及藏在角落里的抑郁症。《妈！这是我的人生：令人又哭又笑的母女成长实录》（王食欲、永爱，人民邮电出版社）这本由母女各自回忆女儿成长经历的实录，呈现了一个北京中产阶级家庭所经历早教、升学、补习、创新教育、留学、同伴关系、心理健康、职业选择，以及对爱与家庭的探讨。母女之间对教育选择权的抢夺，在外部各种机缘巧合和大环境造势的影响中充满刀光剑影，提供了中国家庭选择教育之路的惊心动魄的一个侧面。

而即便一路厮杀冲到一流大学，这个“出路”依然被控制在一种“特权者”的游戏规则里。在《金榜提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郑雅君 著，熊庆年 主编，上海三联书店）中，作者用3年时间采访了62名一流大学毕业、家境各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通过自身扎实的社会学质性研究，指出家庭背景优势不仅带来了雄厚的物质支持，更意味一整套关于“上大学”的文化技艺的传承，这使得出身优渥的大学生得以在白热化的出路竞争中抢占先机，而家境平平者却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这本书展现了高等教育过程中的“黑箱”，反思“上大学”作为“教育公平”的一种结果变量的可靠性，揭示当下大学生的普遍性困境，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应对方式。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没有目的，教育是别的东西的目的”，教育是对获得在各种局限中不断“寻找新的意义、新的联系，使经历变得更加复杂和广阔、更丰富、更长久的习惯”的练习。在《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桐、陈嘉涛 译）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安德鲁·阿伯特提供了一种对教育目的的新的阐述。这看起来似乎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个暗潮汹涌的、充满生存压力的现实世界里，提供不了任何实质性的指导。但缺少对本质的探讨，也会产生当下所充斥的各种教育乱象以及生产各种过剩的知识。

如果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育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The Teachers: A Year Inside America's Most Vulnerable, Important Profession（《教师们：进入美国最脆弱的重要职业一年》，Alexandra Robbins，Dutton）以三位美国中小学教师为主线，讲述了教育系统中的种种弊病，如校园暴力、家长的无理要求、资源的不足和要求的节节攀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等，以及身处其中的教师们的种种挣扎和抗争。教师，从来不应当是教育大业中的工具人。关注教育本质，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注。

朝不保夕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传统的雇员越来越少，零工越来越多，稳定的保障越来越薄弱。

工作的未来应该是多元而开放的，它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特定群体的发明，而应当是人的创造性无处不在的产物。

前有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后有新冠疫情的余波，《朝不保夕的人》（[英]盖伊·斯坦丁，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徐偲骕 译）指出，每当经济波动或下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强调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让企业得以提高效率、适应国际竞争。所谓的“增加劳动弹性”，就是以更长的工时，更低的薪酬，更不稳定的收入来换取岗位。于是许多非正式工或临时工、兼职工作者、自雇职业者、实习生、老年工人、移民工人，甚至高技能的知识或创意劳动者等都正在沦为朝不保夕的人。他们低薪、收入不稳定、工作临时化、岗位可替代性高、身兼数职、难以提升工作技能，时刻面临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风险，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社会保障，更遑论就劳动者身份建立归属感和集体认同。

朝不保夕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传统的雇员（无论是白领还是工人）越来越少，零工越来越多，稳定的保障越来越薄弱。小说《9号的工作》（[韩] 金惠珍，辽宁人民出版社，林明 译）和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反映了这一点，在《9号的工作》中，受雇于大型通讯公司的中年男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他为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生出了无限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但在距他退休还有10年的节点，公司为了辞退他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工作地点越来越远，薪水越降越低，他在公司内部逐渐沦为了一个朝不保夕的人，成为一个无法适应弹性劳动形态的落伍者。

而《我在北京送快递》所记录的，也不仅仅是快递行业的内幕，作者胡安焉频繁更换工作，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导购，每一份工作都奔波、辛劳、不稳定，且没有自由可言。“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

《薪酬之上：多元经济的劳动形态》（[英]威廉·蒙蒂思，万川，中国工人出版社，潘馨 译）则迫使我们直面和重新审视这种现状，工业革命以来，经典的工作形式是“家庭以外约定俗成的有酬劳动，是法律规定的、制度化的并受到社会保障的雇佣关系。”而这种经典的工作形态又与国家管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有稳定的工作，才能得到诸如医保、产假之类的权利，而一个失业者或不符合这个经典定义的人，则会被视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被国家加以防范而非庇护。一个人是否有工作、受雇佣，与其公民权利相连。这既是一种现代的傲慢，也不切实际。工作的未来应该是多元而开放的，它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特定群体的发明，而应当是人的创造性无处不在的产物。

人们争取投票权和工作机会不只是为了利益，也是为了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美国公民。

先通过痛苦表达一种抗议，再发现解决之道而非复仇。

民主、共和、冲突、愤怒……这些词汇并非指向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其背后都包含着两面性。《美国公民身份：寻求接纳》（上海人民出版社，钱一栋 译）是政治哲学教授朱迪丝·N.施克莱的讲座文稿。她在书中指出，美国相对于老欧洲，自诩为追求平等拒斥特权的新世界。但同时，它又实行奴隶制。因此，美国人对公民身份的思考一直是在奴隶制的背景下进行的。拥有完整的美国公民身份意味着成为一个不受奴役、独立自主的美国人，而证明自己成为美国公民的方式是获得投票权和工作赚钱。因此在美国，人们争取投票权和工作机会不只是为了利益，也是为了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美国公民。

除了在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理论的研究中理解公共政治伦理，政治秩序背后的情感、道德也形塑着良性秩序和政治正义。作为一个长期将目光投射于情感哲学的研究者，努斯鲍姆在《愤怒与宽恕：愤恨、大度与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 译）中探讨了“愤怒”背后包含的意向。在亚里士多德的范式中，愤怒分为两步：先是痛苦，后是报复。而努斯鲍姆认为还存在一种“过渡愤怒”，或者说转换性愤怒，即先通过痛苦表达一种抗议，再发现解决之道而非复仇。但愤怒并不是一种需要被彻底摒弃的情绪。因为愤怒出于恐惧，恐惧于我们掌控之外的事物。丧失了恐惧的同时也失去了爱，而爱与恐惧的基础源于我们对外界的强烈关切。

愤怒会带来的暴力或者进步，冲突也会造就更伟大的共和国抑或让国家陷入乱局。在《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南京大学出版社）里，段德敏通过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重新解读，来解释为何现代民主国家依然存在很多“马基雅维利时刻”。马基雅维利认为冲突在罗马共和政治中扮演了非常积极正面的角色，使罗马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具有扩张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在当下政治环境中，人民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利益并非自然的、一成不变的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表达、被建构的结果。因此，当代美国的共和制度出现了“佛罗伦萨化”：民主政治出现崩坏倾向。

从轴心时代开始，政治理论家们始终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和公共生活，其终极追求之一，便是人的幸福。但幸福究竟是什么？有统一的衡量指标吗？幸福从何而来？《幸福地理学：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美]埃里克·韦纳，商务印书馆，田亚曼 译）的作者埃里克·韦纳仿照段义孚的《浪漫地理学》之视角，将探讨幸福作为理解不同地域的维度。在这个旅程中，他探访了十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土上，幸福是中一张彩票、是不思考、是一个矛盾、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果说不幸的国家里都是相似的贫穷、战乱，那么幸福的国家各有各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