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朝鲜社会
1885年11月，经不住李鸿章忽悠，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
两年前，出于海防考虑，李鸿章调吴长庆回国，吴以三营兵力驻扎辽东要塞金州，张謇、张詧和朱铭盘随行。剩下三营由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带领，留驻朝鲜。
一年前，朝鲜爆发甲申政变，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击败开化党人和日本势力，救出傀儡李熙，避免了日人和乱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发生。甲申之变成功平定。
之后，袁世凯被同行孤立、日人构陷，郁郁回国。从结果看，有淮军和袁氏在朝鲜，从壬午之乱到甲申政变，日本处心积虑，都以失败收场。试想若无二者在半岛文武兼施，怕是不用等到甲午之战，朝鲜早已属于日本。甲午事发时，张謇表达了类似意思：“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
但时过境迁，事势易转，清国宗主国地位动摇，朝鲜今日已不同往日。
可以说，这是一趟独闯虎穴的冒险之旅。
一到朝鲜，袁世凯便以一副强硬的高姿态出场，想到几个月前被排挤回国的狼狈境遇，他必须打起精神，重振旗鼓。没有军队，也没什么助手，有的只是列强环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家眷随时可能被对方当作人质。这种形势下还敢高调复出，五国公使正看他这个主角怎么出场呢！
就是装，也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这是袁世凯的作战思想。何况他天生狂放，想当年在军队也算铁腕人物，怕什么，内心的怯懦才最可怕，hold不住大不了再火速开溜。一阵自我安慰之后，他发现身边没有一个得力帮手，清一色文人，有几个武官也都没什么工作经验，哪怕是和自己对着干的吴兆有也不在朝鲜，这次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一个。
袁世凯以总理朝鲜外交和通商的身份归来，李熙自是比较郁闷，不单是他，闵妃和各国公使也是如此。闵氏本想亲俄拒清，总觉得施展不开。她还没忘记那个穿着朝鲜官服戴着西洋眼镜的大胡子穆麟德——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好不容易找一个能跟俄国搭桥引线的人，还让那姓袁的给拆散了，被李鸿章革职遣返。现在再怀念也晚了，老穆已经乘坐超勇舰回到了中国。
穆麟德被勒令离职，并没有动摇闵妃寻求俄国支持、跟清廷一刀两断的决心。为了能争取到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应有的权利，她决定不遗余力。
外国公使们提起袁世凯更头疼，看他那颐指气使的劲儿就气不打一处来，公务交往时傲慢，见面打招呼时目中无人，每次开公使例会都不直接去，而是派私人代表参加。这算什么啊，按官衔你还不如我们呢，还以上国大使自视，不与我们同时出镜，身为一个弱国代表，你就是那个“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唯一的人”。
称帝后的李熙（1852-1919）
身为资深阿斗哥，李熙本无太多表达欲望，看别人都大倒苦水，他接着发言：现在好了，在朝鲜，没有清廷，只有他袁世凯，山高皇帝远，他自己做主的事情多了去了。可怜我阿斗哥，堂堂一国君主，没有他姓袁的签字，我决定的事情都不能通过。我姓李，他姓袁，我爹还没说话，他倒成了太上皇，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李熙觉得越来越没得玩了，连享受自由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这种落寞让他无计可施。自打袁钦差回来以后，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李熙都会忧伤地喃喃自语：身为朝鲜真正的主人，也许我是失败的。
等大家发完牢骚，袁世凯站了出来，他发现一个人始终没有说话。按照某种规律，当别人乱成一团时，坐在一旁波澜不惊的人一定是位高人，所以袁世凯走了过去。走到跟前他才发现，这个人只是看不惯别的公使，懒得理他们而已，没有传说中那么邪乎。既然同为外国公使，他的想法和目的也不外乎四个字：国家利益。
袁世凯拍了拍他肩膀：缘分啊，朱尔典兄弟。
由于不满俄国在朝鲜的野心膨胀，英国公使朱尔典觉得，出于为本国利益着想，还是先和清廷搞好关系，至少清廷对英国没什么威胁，不会把朝鲜这块肉吃掉，甚至会一筷不动地给他留着。面对饥饿的北极熊，还能怎么选择呢？
因为利益站到了一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友谊的苛刻也就先免了吧，所以一定程度上，袁世凯把老朱当作朋友，朱尔典也视袁世凯为半个知己。哪怕三十年后，他这个老朋友在惊涛骇浪般的反对声中称帝，朱尔典也一如既往地表示理解。
袁世凯面对的挑战很多，按照李鸿章的意思，他必须确保朝鲜无事。所谓无事，也就是维护清廷宗主国的地位，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
在朝鲜与各国公使合影的袁世凯（前排右二）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还不能像后来的蒋廷黻等历史学家一样意识到，所谓宗主国，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讲，其实也就是事实上的帝国主义。然而，在那个时代，宗主国却不是以此定义自己的权益，连属国也不这样认为，不然也不会屡次申请保护了，比如，琉球和朝鲜。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双赢的互利互保。他们觉得，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是有区别的，是一种特殊时代特殊认识上的缔约关系。
1887年8月，李熙应美国酝酿的朝鲜“独立”计划，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出使英、德等西欧五国；沈相学中途有事未能成行，他毅然换上赵臣熙，坚持出访。
袁世凯能及时准确地得到这些消息，得益于他无孔不入的谍报工作。他这个人爱交朋友，会花钱，还能恩威并用，安排一些间谍在王宫做内线易如反掌，因此，李熙和闵妃的一举一动他都洞若观火，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此前那起由穆麟德牵头的“朝俄互粉”事件，就是他从闵泳翊口中得知。
大胡子穆麟德下岗以后，闵妃找到一个新的候选人——俄国公使韦贝。来朝鲜之前，韦贝是俄国驻清国领事，对华业务比较熟悉。通过这个更为直接的联络人，李熙和闵妃很快和俄国搭上了线，不但请俄方驻兵朝鲜，还与之密订了一个文件。
谈到派兵，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可惜，李熙夫妇刚刚迈出第一步，袁世凯早已将函电发到了海峡彼岸的李鸿章那里。李熙还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喜悦中，清廷、总理衙门以及驻俄公使刘瑞芬已经得知了内部消息。清廷立即作出指示：“务将调兵事宜赶紧豫筹，为朝发夕至之计。”一面让刘瑞芬游说俄国，极尽忽悠之能事，就是不能让他出兵；一面让李鸿章密令丁汝昌率军舰运送陆军，火速开赴朝鲜。
得知清廷已经行动，袁世凯这才向李熙道尽虚实，把话挑明。看姓袁的来者不善，阿斗哥李熙知道事情已经彻底败露，当场吓得国王形象尽失，头不敢抬，大气不敢喘，哆哆嗦嗦乞求袁氏原谅。沉闷而阴森的朝堂上，君臣噤若寒蝉，无言而泣。
事实上，面对东亚秩序未有之变局，清国与列强同处半岛，面对列强环伺，朝鲜能有安定局面，多因李鸿章和袁世凯羈糜其间，从中斡旋，在诸国矛盾中寻找制衡，以彼国之力相互牵制，才使朝鲜表面上水平如镜，宗属关系不致迅速瓦解。
多年以后，李鸿章目睹内忧外患，风雨如磐，自称是大清的“裱糊匠”，言语中流露出王朝末日的无力与苍凉。也许，此时的袁世凯并不会意识到，面对日暮途穷的大清帝国，自己以洪荒之力用生命竭力维护的，何尝不是这个王朝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