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对于周恩来的看法是根据不同阶段的情况而有所变化的。在毛远新的回忆中，他提到了主席在他还是学生时就不涉及中央事务的情况。但是当他担任辽宁省委领导并与主席有更多接触后，主席开始向他谈论关于周恩来和总理的事情。
主席最早与毛远新讨论总理问题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总理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回顾了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毛远新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全程记录了总理的发言。之后，他向主席汇报了批林彪以及总理的发言。主席表示对这段历史很多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都不熟悉，但总理的发言中有一些自我批评的内容，特别是在两次王明路线中犯错误的问题。
毛远新表示，主席认为建国后总理功劳很大，主席曾用这样的话评价过总理。主席认为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李德，他不赞成把责任都推到李德身上。主席认为王明路线导致苏区的丧失，政治路线的责任应由博古和洛甫承担，即秦邦宪和张闻天。而军事上的失败则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因为当时他是军事负责人。
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时，在对外宣传上称为北上抗日，但实质上是为了逃命，否则就会被国民党消灭。主席对军事的责任排序中，周恩来是第一位负责人，这一点非常明确。
主席提到，李德是一个外国人，他来到中国江西山沟里帮助红军打仗已经非常不容易。他作为顾问，建议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但为什么大家都听他的呢？李德提出的馊主意，决策权还是在周恩来手中，命令是由周恩来发布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继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是一个很守纪律的人，他会坚决执行莫斯科下达的命令。换句话说，宁愿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也就是说，他愿意为了遵循上级命令即使在政治上出错，但在组织上没有错。
总理非常遵守组织纪律，造成中央苏区损失的实际上是莫斯科斯大林的指挥。然而，在执行政治路线方面，博洛负责，而在军事上则是总理负责，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些冤枉。
然而，主席又表示，让总理全权负责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总理是很守纪律的，他会听从莫斯科的指示。此外，湘江战役失败后，总理进行了反思，并且在遵义会议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召开。
遵义会议之后，通过确定总理、主席和王稼祥三人的新领导体制，实际上总理成为了第一把手。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出现了问题，比如土城战役等。
后来红军到达鸭溪时，主席明确表示，情况不行了。总理说，你来吧！我办不到。
主席就表示，如果让我来可以，但你必须给我充分的权力，即全部的权力。
总理表示，给你全部权力！主席又问，如果别人不服怎么办？
总理拍了拍胸脯，我去说服彭德怀和林彪，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主力部队。
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让部队服从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理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认识到自己确实有问题，并敢于检讨，敢于进行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面。
主席还提到，当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主席特意去机场欢迎他，而面对左派和右派两方面，即陈云和康生，王明成了一个“钦差大臣”。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主席表示，他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主席在机场欢迎王明时，总理就已经发表了一番热烈欢迎的讲话，并说王明带给我们山沟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当时王明讲，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但一说出来，大多数中央领导都跟着跑了，包括总理在内。
主席再次感到孤立，在政治局里没有几个人支持他。大家认为王明代表共产国际，而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品。
主席向总理提到中国历史，结盟总是以实力强的一方为主导，现在我们与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强大得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听从蒋介石的意见，将来我们的位置会岌岌可危。
然而，总理没有听取主席的建议，因此他回到武汉，后来去了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只发表了前一部分，而没有发表主席关于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内容。
主席说，在这种情况下，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更大，蒋介石闹得很僵，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之后，总理和其他人才完全明白了一切服从的不可行性。
皖南事变后，总理转变了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为革命出了很大的力。总理最大的功劳是在解放后建立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管理体制。建国后，确定了大的方针后，具体实施都是由总理负责，主席根本不参与。但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指挥者，只能当家，不能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