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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城掠夺，向来伴随着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自古至今，每当战鼓声起，带刀枪的士兵便会如狼似虎，将敌国城池攻破后进行大肆掠夺与屠杀。
尸骸堆积、哀嚎遍野，战胜方为充实军需物资及发泄兽欲，往往不加怜悯。这让人不禁思索，为何古往今来，军队破城后仍我行我素，反复演绎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其中缘由究竟为何？而这一现象，又将随着文明的进步而终结吗？
奸淫掳掠自古频发，残害百姓却从未被禁。考古证据显示，早在殷代，战败方就会被掳为奴隶，与财宝牲畜一同被当成战利品抢夺，甚至有些会被活祭用来庆贺战争胜利。
即便是后世赞誉有加的周武王灭纣，也因“血流漂杵”而被批评滥杀无辜。春秋战国时，各国之间战事不断，破城掠夺更是家常便饭。楚国攻灭晋国后，直接把战死士兵的尸体堆成山，以示威慑。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也都在咸阳大开杀戒，屠城无数。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明知这类行为残害无辜百姓，却从未有效被禁止。因为这已经成为战争的本质，不掳掠就无法满足统治者的欲望与虚荣心。
曹操为了美人貌美，让原配丈夫死于非命，还大开杀戒。清初皇帝努尔哈赤更是为一个女子，屠灭四族。在他们眼中，这正是英雄本色的表现。
军民未分、犒劳士气都是奸掠的起因。当今人类文明已日趋进步，很难想象古人如何心安理得地进行残忍的掳掠与强奸。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古代军民概念模糊，士兵与平民的界限十分薄弱。一身粗布的百姓，拿起武器入伍后就可成为职业军人。而战争来临，平民也会自发配合军队，提供粮饷和物资。
在攻城方眼里，这些并无区别。为避免敌军尔后利用民众反击，他们选择将平民视为隐患，进行彻底的掠夺甚至屠杀。
如果放过这些资源，回头还得供给对手。在古代后勤道路不畅的条件下，运输补给十分低效。直接掠夺明显更有利于迅速获取军需。
此外，奸淫掳掠也被当成对胜利军队的合理犒劳。攻城极其艰难，士兵随时面临死亡。取得胜利后，必须给予一定“奖赏”，使士气高涨，继续效忠。否则，将领可能面临叛变。
在古人看来，美味佳肴，金银财宝，与嫩滑美人，正是最好的犒赏。这无形中也加剧了战士掠夺与强奸的欲望。
军法出现、世界连通，方逐步禁止奸掳。人类文明史上，禁止掳掠的决定性转折出现在19世纪后期。
20世纪中叶，《日内瓦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法的签订，标志着战争法制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这些公约明确划分了军人和非战斗人员的界限，通过国际法的力量，有效地保护起了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之所以能实现这一进步，一方面是世界日益连通，各国之间加强互动与交流，共同反思战争法制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与古代条件所限有关。在信息高度闭塞的时代，想要禁止战士的掳掠行为并不容易。
假使古代某国单方面选择禁止，其军力势必大减。没有及时补给，士气难以维系。而敌方仍我行我素，继续大肆掠夺。
结果可能是本方战败，令立禁者也成为受害者。古人因害怕弱势，不得不与时俱进，参与掳掠。正因为各方长期形成恶性循环，这种野蛮行径才持续难禁。
今非昔比，战争法制更需进步。今日，世界已然日益连通一体，人类文明迈向更高境界。各国之间增进交流互信，这为完善战争法制创造了可能。尽管局部地区仍存在冲突，但再也回不到过去战无不胜、破城必掠的状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完全洗清战争野蛮本性。即便在今天，作为强国的美国，也曾在阿富汗、伊拉克出现过虐囚事件。
种族屠杀、难民处境依然令人忧心。这表明，人性的黑暗一面并未完全远去，文明也终究脆弱。
因此，我们更需借鉴历史教训，不断完善战争法制，增进各国理解，避免战争爆发。当战事不可避免时，也需坚持人道主义底线，明确保护无辜平民。
使之免受战火蹂躏，维护其基本权利。这需要各国超越利益纷争，形成世界共识，方能实现。
无论何种形式的奸掳行为，都将遭到历史唾弃。当今和平年代，我们更需引以为戒，防止悲剧重演。只有当尊重人权、遵守战争法成为新常态时，人类文明方可更上层楼。我们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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