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日上午，历时17年的等待后，胡月琴终于拿到了儿子李奇乐的死亡证明，这让殡仪馆内被保管了17年的李奇乐，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的遗体一样进行火化，但随之而来的20万遗体管理费用，让这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不愿开具死亡证明的医院
李奇乐住院53天后，最终还是因病去世，胡月琴怎么也没想到，入院时确诊的是重症急性胰腺炎，最终成了送走儿子生命的“罪魁祸首”。
2003年4月3日，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奇乐并没有急着回家，因为学校离自家住的地方只有一条马路的距离，生活的便捷让李奇乐选择在每天放学后，到学校的操场上踢会球。
在距今20年前的上海，李奇乐的家境还算得上可以。
上海本地人，同济大学的高材生，父母是双职工有退休工资，拥有本地住房，家就在学校附近……
这些条件让李奇乐领先了同龄人一大截，如果不出意外，生活可以富足地走下去，李奇乐也可以在大学毕业后，和大多数人一样，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过着优渥的生活，这些本该计划好的事情，却因为一次突发疾病而被打破。
这天和往常一样，李奇乐在踢好球后穿着浑身汗渍的衣服回到家，初春的四月并不显得寒冷，但近海的湿冷的天气还是让上海的空气中充满着凉意。
回到家中，胡月琴准备好了饭菜，等着儿子一起吃饭，一番洗漱后，李奇乐坐到了饭桌上，可当饭菜还没吃两口，就因为突然的肚子痛而拿不起筷子。
胡月琴和丈夫见儿子撕心裂肺的疼痛模样，饭也不吃的将儿子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急诊科后，医生经过初步的判断，猜测李奇乐的突发肚子痛是阑尾炎，但在经过一番体检和化验后，发现并不是像阑尾炎那么简单的突发性疾病，而是更严重的“重症急性胰腺炎”。
重症急性胰腺炎和普通的胰腺炎疾病并不相同，这是一种病情险恶，并发症多的急腹症，是一种因胆道结石，和酗酒及暴饮暴食引起的一种疾病。
患者在患病初期，会产生伴有全身及局部的一些并发症，这种症状占整个急性胰腺炎的10％至20％，整体的死亡率高达17％。
随着医学进步，今天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救治率得到了提高，但在李奇乐患病的时候，对于这种病的医治还是比较棘手的一件事情。
医院在对李奇乐的病情进行确诊后，一刻也不敢怠慢地成立了专家组展开会诊，并安排医生进行手术和治疗。
因为病情严重，医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及医疗物资对李奇乐进行抢救性治疗，经过53天与死神的拉锯战后，李奇乐最终还是因为病情严重，抢球无效后死亡。
在李奇乐去世的背后，是医生的回天乏术，和胡月琴的耗尽家财。
2003年5月25日，在李奇乐入院第53天以后，医院宣告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对于儿子李奇乐去世的这件事，胡月琴和丈夫除了悲痛外，也只好接受现实，开始着手为儿子处理一些身后事。
在亲人去世后，一些必要手续办理是“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火化，安葬等一系列操作”。
胡月琴先是将儿子李奇乐的尸体送到离医院最近的殡仪馆，接着跑到医院请求开具死亡证明，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医院的拒绝。
原来在李奇乐去世后，李奇乐的医疗账户上还有124925.37的治疗费用没有缴清，按照常理，医院不可能在患者的医疗账户欠费后，依然进行治疗。
但因为胡月琴向医院的领导写信，要求暂缓医疗费的缴纳，并承诺后续的治疗费自己一定会支付后，医院才答应了胡月琴延期付款的请求，此时的胡月琴为儿子的病已经花了40万。
或许胡月琴当时的确是想在儿子康复后一点点偿还欠下的医疗款，但儿子的去世，让胡月琴拒绝支付这笔不菲的医疗费用，并以医院治疗不当为由，要求院方对儿子的死承担责任。
面对胡月琴的出尔反尔和倒打一耙，医院态度强硬的声称：
“除非胡月琴将十二万余元的医疗欠款付清，否则坚决不会开具李奇乐的死亡证明书”。
眼见着事态陷入僵局，胡月琴选择了报警。
十七年未火化的遗体
接到报警后，警察来到医院了解情况。
胡月琴承认自己的确欠了医院的钱，但欠钱是有原因的，因为医院的收费不合理，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自己已经花了40多万，而且还倒欠医院12万多的欠款，这是让胡月琴无法接受的。
要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以上海浦东为例，房价才五千多元，当时的市区卢湾区均价破万，而上海最贵的房子，陆家嘴滨江地区的房价接近两万。
按照胡月琴当时的购买力，40万完全可以在浦东全款买一套80平的住房，虽然现在浦东的房子均价是六万多接近七万，但在当时，胡月琴的家境还算得上不错。
面对胡月琴的质疑，医院方面拿出了详细的费用清单，并再次向胡月琴耐心地解释，用来治疗李奇乐的医疗物资很多都是进口的，而且抢救期间，很多医生为李奇乐的病情治疗忙到焦头烂额……
医生说的这些，都是当时胡月琴看到并且认可的事情，可沉浸在失去儿子痛苦中的胡月琴，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警察在听了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后，经过初步的判断，认为医院的收费合理合法，不存在乱收费和治疗不当的错误，于是督促胡月琴尽快补足欠下的医疗欠款，好让儿子入土为安。
面对这一说话，胡月琴当然不愿意，继续据理力争地说着院方的责任与过失。
警察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只好在安慰一番后，让胡月琴好好拿出更有利的证据来证明，否则法律意义上没办法做出对与错的分辨。
拿不到死亡证明的胡月琴心急如焚，悲伤和焦躁，以及对院方的愤怒充斥着内心，她急需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胡月琴觉得，医院不愿意开具死亡证明，不仅仅是自己欠了十二万元的医疗费用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儿子住院时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胡月琴脑海中一一浮现。
她认为儿子从小到大身体一直都很好，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平时也会锻炼，怎么可能突然就得了胰腺炎？而且还是重症急性胰腺炎？
胡月琴和丈夫开始分头寻找医生询问病情的解释，并查看医学典籍，准备彻底了解儿子的病情及死因。
随着发现一点点深入，慢慢地，胡月琴觉得医院在救治儿子的一些行为上，都有很多蹊跷的地方，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很可疑，经不起推敲。
比如儿子在入院后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安排手术，在宣布确诊重症急性胰腺炎后，不让他们转院，在治疗李奇乐期间，不允许胡月琴拿走病历去别的医院咨询等。
在线索的推移和胡月琴对医院的不满下，她开始产生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医院的治疗程序有问题，在救助的时候没有尽到本分，院方存在过失杀人。
想法一旦产生，便难以遏制的愈演愈烈。
胡月琴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信件，以举报信的形式投递给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不仅如此，胡月琴还和丈夫去警察局报案，声称自己的儿子被医院谋杀，要求警察立案侦查李奇乐的死因。
由于胡月琴先前有过报警记录，警察对于胡月琴的请求进行了劝导，但胡月琴还是坚持己见，一口咬定自己的儿子是医院害死的。
无奈之下，警察向胡月琴承诺，警方会展开调查，并且会及时告知案情的进场情况。
两天后，胡月琴再次来到警察局，询问案情的进展。
警方向胡月琴出示了一份书面证明，上面除了一些之前讲述过的情况外，在最后的结尾写着：“医院进行了及时抢救，医疗费用的支出有着详细的支付条目，治疗过程合理合法，不存在因治疗不当，导致过失杀人的说法”。
虽然胡月琴不接受这个说法，但她这一次没有大吵大闹，因为这个时候，距离儿子待在殡仪馆已经半年之久。
按照殡仪馆一天35元的管理费，存放一年的费用是12775元，但胡月琴怎么也想不到，儿子的尸体会在殡仪馆一待就是17年，而管理费竟然会叠加到20万。
2003年11月，胡月琴与医院对簿公堂，以“医疗杀人”和“治疗失误”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而医院则认为胡月琴的上诉理由，完全是她为了拒绝支付医疗欠款所找的借口，并要求胡月琴尽快偿还欠款。
经过公开审理的判决后，法庭宣布医院为胜诉方，胡月琴不服，在一审后继续上诉，但后来的二审宣判并没有改变医院胜诉的结果。
庭审结束后，考虑到胡月琴家庭困难，法院并未下达立即执行还款的法令，甚至到了2015年，有关部门还特意关照法院暂缓执行，在这其中，或许是胡月琴17年如一日的举报信起到了作用。
此后，从2003年至2020年期间，胡月琴不停地向各个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信中的内容除了李奇乐死亡的前因后果外，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讨要儿子的死亡证明，二是举报医院的医疗杀人。
有些举报信在投出之后，石沉大海，但也有一些得到了回复，可回复的内容却是督促胡月琴尽快缴纳医疗费用。
不能入土为安的遗体
在四处举报医院的过程中，夫妻俩靠着仅有的退休金生活，儿子去世后，夫妻俩的生活重心一下子变了，变成了为儿子讨要死亡证明，让儿子入土为安。
时间一点点向前走着，在外界看来，胡月琴夫妇只是一对无法经历丧子之痛的可怜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加上晚年的孤苦无依，为他们增添了一份悲伤的色彩。
2016年，在李奇乐去世13年后，胡月琴的丈夫因为疾病先一步离开了人世，一直把丈夫当做精神支柱的胡月琴瞬间苍老了好多。
这位先是经历失独，后又经历失孤的女人，独自承受着来自心底的痛，因为再也没有人和她一起，为儿子的公道发声。
丈夫死后，胡月琴怕自己有一天也会离开，那么儿子的遗体就会一直躺在殡仪馆内无法下葬，她怕自己像丈夫一样，在心愿没有完成时先一步走了。
胡月琴压下积攒了13年的愤怒，决定绕过“医疗杀人”这件事，只向医院索要儿子的死亡证明。
胡月琴继续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不过态度和情绪缓和多了，话里话外只有一个要求，不追偿医院责任，只要求拿到死亡证明，好让儿子尽快下葬。
2018年12月7日，在胡月琴的坚持不懈下，终于等到了她最想要的消息。
上海市卫健委针对胡月琴所反映的情况作出了明确回复，告知她现在可以去医院开具死亡证明书。
在拿到死亡证明书后，胡月琴发现这只是一张复印件，而且上面的开具日期写的是2003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正是李奇乐去世的日子，原来死亡证明早都开好，医院只是不愿意给，想以此为要挟，让胡月琴偿还医疗欠款。
胡月琴感到不满，要求院方提供原件，在一番交涉后，医院同意了她的请求。
但在等待了几天后，院方却告知胡月琴，由于年数太久，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换了好几拨，所以没人能够清楚地说出当年发生的事，而死亡证明的原件没有人能说出到底在哪里。
这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在告诉胡月琴，时间太久了，都过去了！
胡月琴拿着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来到派出所，却被告知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办理销户和火化的证明。
眼见着这种情况，胡月琴再也忍不住，她在派出所内放声大哭地说：
“我已经不追究医院的责任了，我也拿到了你们要的死亡证明，可为什么还是不行？还是不能让我的儿子下葬？难道没权没势的老百姓，连入土为安都是奢望了吗？”
哭泣过后，在热心民警的关心下，胡月琴缓和好情绪，原原本本地向医院诉说了这16年来的曲折经历，得知情况后的派出所，告知胡月琴会尽快处理好为李奇乐销户和开具殡葬证明的文书。
五天后，胡月琴拿到了可以让儿子火化并下葬的证明文书，但此时，另一个消息让她的心情沉到了谷底。
20万的遗体管理费应由谁出
李奇乐的遗体从2013年5月存放到殡仪馆后，便一直存放在殡仪馆的停尸间里面，在这期间，殡仪馆曾多次催促李奇乐的母亲尽快将儿子的遗体火化，但都被胡月琴以死亡证明没有被开好拒绝，对于这种回复，殡仪馆方面也无能为力。
拿到李奇乐的死亡证明后已经是2019年的3月，此时距离李奇乐去世已经过去了16年，在这十六年间，胡月琴和丈夫写了无数信件反映情况，最终在自己放弃了对医院“医疗杀人”的指控后落下帷幕，“顺利”地拿到了早在16年前就已经写好的死亡证明书。
以为可以放下心中执念的胡月琴，却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新的问题，因为遗体在殡仪馆保管了16年 ，按照一天35元管理费，此时的管理费已经高达20余万元。
这笔管理费对于靠退休工资度日的胡月琴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本来即将要尘埃落定的事情，因为这笔费用再次激化了矛盾。
在16年为儿子讨公道期间，胡月琴早已耗尽家财，家中除了刚发的几千元退休金外，再没有别的积蓄。
胡月琴觉得这20万的费用，应当由医院来出，因为虽然自己欠着医院的医疗费，但并没有声称不还，而是因为实际情况无法还，是出于客观原因。
而医院不愿意开具死亡证明，不是因为不能开，而是因为不想开，更何况在16年后拿到死亡证明时发现，医院早在李奇乐死亡当天就开好了证明，这20万的遗体保管费，是医院出于主观的不愿意给死亡证明书所造成。
胡月琴一纸诉讼，再次将医院告上了法庭。
经过判决后，法院认为医疗欠款与死亡证明不能一概而论，虽然有因果关系，但在事实的导向上，两者是独立的，所以医院应当对20万的遗体保管费承担责任，并及时支付费用。
最终，医院迫于舆论压力和法律的宣判，偿还了这笔费用，并且补偿了胡月琴1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而胡月琴2003年被法院判决缓期执行的12万余元医疗欠款，到如今还没有执行欠款支付，虽然如此，医院方面也默不作声，没有人再愿意提起“医疗欠款”那件事。
2020年11月14日，李奇乐的遗体顺利火化，此时距离胡月琴老伴去世已经四年多，距离儿子去世也已经十七年多，而胡月琴本人，也已经70多岁。
送走儿子后的胡月琴，或许在余下的日子中，会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却值得人们思考。
197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叫做《正义论》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程序正义”，意思是裁判过程的公平和法律程序的正义。
对于这一解释有一句更通俗的理解，叫做“看得见的正义”。
通过李奇乐遗体17年未火化的事情可以看见，医院方的行为符合程序正义，法院在2003年的医疗欠款与2020年的遗体欠款判决中，也符合程序正义。
可当两者相交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结果正义”。
关于今天所讨论的胡月琴这件事，是否可以告诉人们，为了结果正义，可以放弃程序正义？对于这件事，读者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