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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是在母亲80岁生日那年,我们全家决定接她从老家来北京和我们同住,开始我还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毕竟作为儿子,送母亲晚年能和家人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当时我妻子杨梅也积极支持这个决定,女儿小荷虽然不太愿意,但也没有反对。

母亲来的那一天,我开车去火车站接她,小荷也跟着去了。我看到母亲下了火车,身体明显比过去弯曲了很多,步履也不稳,需要我搀扶着才能慢慢走。小荷忙着把母亲的行李提过来,我感觉她的态度似乎有些冷淡。

回到家后,杨梅已经准备好了母亲的房间,还做了几个母亲喜欢吃的菜。母亲看上去很高兴,不停地说:“儿媳妇辛苦了,我就住这里,你们不用特别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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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梅都说:“妈您是我们的贵客,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千万不要客气!”

第一周末,杨梅就带着母亲去做了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母亲有点轻度老年痴呆,需要定期吃药并适当活动。此外膝盖骨关节炎也加重了,需要用拐杖走路。我和杨梅开始学着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给母亲买来防滑拖鞋,在浴室安装扶手,准备软食易吞咽的饭菜。起初母亲还抗拒说自己可以自理,但我坚持要她走少一点路,吃软些的饭,慢慢地她也就接受了。

白天我和杨梅都上班,中午我会抽时间回家给母亲热饭,陪她说说话。晚上下班回家就开始忙碌,给母亲喂饭、洗澡、擦身子,有时还得夜里起来帮母亲上厕所。好在母亲性格温和,也知道我们工作忙,从不无理取闹,只是偶尔记忆力下降时会说两句迷糊话。

可我发现小荷对此却很不习惯。她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径直回自己房间,连饭都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吃了。有一次,母亲笑眯眯地对她说:“小荷长大了,奶奶给你削个苹果吧?” 小荷冷冷说:“不用了,我自己吃。”然后转身就走。母亲脸上马上没了笑容,我忙劝她:“妈,小荷是青春期了,变化大,您别往心里去。”

渐渐地,我感到家里气氛日益低沉。杨梅开始抱怨家务太多,每个周末都得带母亲检查还要照顾生活,根本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我解释这对母亲也是不容易,希望她能体谅。我们为此还争吵过几次。此外我工作效率也在减退,老是心不在焉。部门经理已经找我谈话,暗示我最近状态不佳。

就这样,我们一直撑过了两个月。直到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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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一直撑过了两个月。直到有一天,母亲的痴呆症状突然恶化了。她开始频繁地重复同样的话,什么时候吃饭、睡觉都记不清了,晚上还不停地起来寻找已经故去的父亲。我们不得不开始轮流守夜,但都是工作的人实在吃不消。

有一次深夜,母亲又不知所措地爬起来,一边叫“老伴你在哪呀”,一边摇摇晃晃朝门外走。我正好值守,连忙扶住她,她却拼命要推开我,还誓死认定我是“坏人”。我只得使出全身力气搂住母亲,一边轻声安抚她。这场曲折的“搏斗”把杨梅也吵醒了,她看见我和母亲纠缠在一起,脸色很是难看。

第二天,杨梅第一次向我提出“分居”。她说真的非常抱歉,但她实在无法承受这样的生活压力了。我苦苦哀求她再忍耐一段时间,母亲的病还能治。但杨梅铁了心要搬去她姐姐家住一段时间,冷静冷静。我无法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收拾行李离开。

接下来更难熬的时光还在后头。有一天我接到女儿小荷的电话,她说最近母亲的痴呆越来越严重,她不得不选择暑假继续住校,不能回家了。我急忙请求她回来帮忙看护奶奶,哪怕只有一两天也好。她却说实在承受不了,只能尽量减少回家的时间。我只能轻声问她注意身体,然后默默挂断电话。

此后我感到身心俱疲。工作上屡遭责备,家中只剩虚弱的老母亲。我四处求助能上门照看的护工,但收费高昂,我们一般家庭根本请不起。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的精神状态也跟着起起伏伏。有时甚至会突然想就这样一走了之,但我知道那是对不起母亲的。

就在这时,出现了转机。。。。。。

就在这时,出现了转机。

一天,我外出买菜回家,邻居张阿姨主动过来和我聊天,说听到最近我母亲病重,儿女又不在身边,一定很辛苦。她表示愿意帮忙照看母亲,虽然只是过来聊聊天、烧顿饭的程度,但希望能分担我一些负担。我听了非常感动,再三谢过张阿姨的好意。

第二天上班,部门同事小李表示最近看我精神状态不佳,询问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建议我考虑将母亲转入养老院照看,虽然要支付一定费用,但专业护工和医生会更好地照顾老人起居。我认真考虑了他的建议,打算与妻女商讨此事。

一周后,杨梅的姐姐打来电话,说杨梅最近精神状态不佳,整天郁郁寡欢的,好言相劝也没用。她希望我能想想办法,或许将母亲转入养老院是一个方法。我听出她语气中的关心之情,表示会重新和杨梅商议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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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找来了附近几家养老院的资料,还顺便带母亲去参观了一下。环境幽静整洁,设施配置齐全,工作人员态度也很好。母亲看到里面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打牌,也显得很高兴。我开始认真考虑这可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就在这个时候,女儿小荷打来电话,主动询问奶奶的病情。我将找养老院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思考了一下表示可以接受,但希望能选择一家服务好、费用适中养老院。我很欣慰她的理解与配合。

过了几天,杨梅也回来和我商讨此事了。虽然她还是有些舍不得将母亲送走,但同意这对大家都好。我们最后选择了一家环境不错、且靠近我们家的私营养老院。

于是在一个周末,孩子们都回家,我们一起将母亲送进了养老院。她对此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舍不得我们。我们告诉她可以经常来看她,到时候一家人还在院里团聚。

把母亲安顿下来后,我感到一阵轻松,家里气氛也轻松了许多。我开始认真思考在生命周期中,如何让家人在履行义务之余,也活得更圆满。这是一个需要家庭共同体谅、社会共同守望的课题。。。。。。

把母亲安顿下来后,我感到一阵轻松,家里气氛也轻松了许多。我开始认真思考在生命周期中,如何让家人在履行义务之余,也活得更圆满。这是一个需要家人共同体谅、社会共同守望的课题。

第一点,子女要学会理解和体谅老人的需求。老年痴呆确实会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老人孤立起来。要以积极的心态帮助老人度过晚年,给他们温暖和尊严,而不是只把他们看作负担。

其次,配偶之间要增进理解和沟通。我和杨梅之间出现隔阂,也有责任在我没有充分理解她内心的感受。夫妻双方都要学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珍视这段伴侣关系。

第三,我们这代人应该反思传统只重覆合而忽略个体感受的养老方式。我们不应单纯要求年轻人无条件奉献。可以在承担部分义务的同时,也给年轻人一定自主权,与专业护理机构合作完成这项任务。

第四,改变只有家庭承担养老重任的过时观念。我们应该呼吁政府加大养老服务设施投入,让更多老人可以获得专业而负担得起的服务。这不仅能减轻普通家庭压力,也是社会的责任。

此外,健全适合当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也很重要。这包括养老金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完善、社区服务发展等。在人们积极履行家庭义务时,也需要社会支持和安全网的保障。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我们需要在传统孝道与现代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既不能一味要求家庭全权承担养老任务,也不能推卸个人与家庭应承担的义务。找到二者的平衡点,让老人、子女和社会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当我下次去养老院看望母亲时,我会带上杨梅和小荷,我们一家人亲密无间地团聚。我相信通过这段经历,我们会成为比从前更加宽容与理解的一家人。望着母亲渐渐恢复笑容,我知道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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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下次去养老院看望母亲时,我会带上杨梅和小荷,我们一家人亲密无间地团聚。我相信通过这段经历,我们会成为比从前更加宽容与理解的一家人。望着母亲渐渐恢复笑容,我知道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

转眼之间,母亲已经在养老院住了两个月。我每周都会固定一次去看她,有时杨梅和小荷也会一起过去。养老院的医生说,在专业护工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母亲的痴呆症状有所减轻,她现在可以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活动,情绪也比较稳定。

上周我一个人去看望母亲,她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看到我来,她眼前一亮,激动地挥着手叫我过去。我走过去握着她的手,她反复地说:“儿子来了,太好了,我正想你呢!”我轻声问她院里生活还习惯吗,她说这里的护工都很,经常组织大家聊天唱歌,她感到开心。

这次见面,母亲明显记忆力好转了很多。她还记得上次一家人来看她,絮絮叨叨地说小荷长大漂亮了,一定要认真学习考好大学。说到杨梅,她感慨她一直体贴自己如亲生母亲。她说儿媳妇不容易,我一定要对她好一点。我听了十分欣慰,看来这里的生活对母亲非常有益。

临走时,母亲反复叮嘱我工作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我笑着答应会注意,同时叮嘱她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们约定下次一家人再来看她。

回到家里,杨梅也高兴地说最近母亲的状况明显好转,这说明养老院的专业医护人员非常负责,选对了地方。晚上一家人聊天时,小荷也主动说想念奶奶了,打算周末回家与我们一起去看她。

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们家终于重拾了谅解与团聚的天伦之乐。作为母亲的独生子,我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赡养老人的义务。现在想来,我也确实过于苛求妻女无条件共同承担这份重任。选择让母亲入住养老院,不仅减轻了家庭压力,也给了她一个更专业的照料环境。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使家庭经济更加宽裕。到了退休之后,我也会谨慎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届时,我会遵循母亲的遗愿,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予父母应有的照料,但也会按时寻求社会专业资源,不让这愿望成为儿女的负担。感谢母亲给了我此生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