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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床陈旧的草席,四面破败的墙壁,颓躺在床上的男人正眉头紧皱的忍着身上的病痛。杨得志一进门便看到了这副景象。

他赶忙走上前去握住老战友的手,“不是写过证明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被他称为老战友的男人名叫候礼祥,在乡亲们看来,他的身份实在晦气。

杨得志来的时候听说大家都认为候礼祥曾经是“敌特分子”,没人敢跟他接触,就连当时的县委怎么都查不到他的真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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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久到的信件

1961年,杨得志授勋章登上报刊,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来自江陵的信件,信上的内容十分简单,大概就是讲述自己丢失了身份请求帮忙开具证明。

杨得志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这人正是他的老战友,候礼祥。然而信上内容太少,回信时他请求对方详细写出革命经历和掉队缘由。可这封寄往江陵的信一去不返,整整十年未曾回复。

在这十年里,杨得志忙于公务,这封信迟迟等不到详细证明的回复,便逐渐淡忘。

但他不知道,寄这封信的候礼祥此时被怀疑是敌军特务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杨得志此时被授予将军军衔,候礼祥拿的这封信没有盖章,在拿到县委那里后,他的罪名又多了一条“伪造中央首长信件”。

在这十年里候礼祥受到县委的严格监管,除了整日参加生产劳动,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允许做。

在江陵的这十年,他忍受了无数白眼,候礼祥知道这全都是因为他是个“黑户”,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早就丢失了。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杨得志。

在被看管的这十年,候礼祥曾不止一次的回忆起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光,从私塾到失联,仿佛所有的事都历历在目。

1912出生后,家人对他抱着殷切希望,家里面条件一般,到了要上学的年纪,父母便凑了一些钱让他去读私塾。四年的读书时间是最快乐的,虽然学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家里看来也是一个文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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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时候,候礼祥为了谋生来到荆州,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经济萧条,各处情势都有些紧张。候礼祥在荆州找不到好的谋生工作,又辗转来到武汉。

在武汉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指路的贵人。在武汉做工的时候,听到了关于红军的一些言论,大概就是“红军是个一心为民的队伍,是来自老百姓,是要解放中国的。”

在听过一些红军的热血经历后,候礼祥便决定跟着这个人来到江西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候礼祥已经将自己彻底融入革命的斗争中。1929年春节将至,红军扩编,他也积极的报名参军。

可在报名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跟他参加革命的同伴都叫他礼祥,在扩编统计时,他也没有在意,便也跟着说了自己叫礼祥。

统计的人以为他姓李,于是在报名表上写下了“李祥”。候礼祥一开始还想着找机会去修改,但后来叫习惯了,对参加革命又没有影响,他也没再坚持改名字。

革命路上的深厚友谊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跟着大部队屡次参与各种危险战斗,表现非常优异,被提拔到杨得志的部下。

1934年,第五次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已踏上长征之路。此时的候礼祥已经晋升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的营长,而杨得志是一团的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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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长征路上配合默契,强渡大渡河、腊子口战役都有二人的身影,几次行动凶险,候礼祥的任务艰巨。

尤其是腊子口之战,杨得志在和敌军纠缠期间不幸负伤,候礼祥带着重伤的他与敌军周旋,最终两人成功回到大部队。

在这次长征途中,红军兵力损失惨重,候礼祥身上也有着大大小小的伤痕,强渡大渡河的时候,一颗子弹击穿了颈部,好在没有打到致命位置,但在山西甘泉一战,却留下了终身后遗症,他的右腿被击中,由于伤到了骨头难以治愈。

从此候礼祥的右腿便时常隐隐作痛。1937年,他和杨得志接到上级指示,一起前往延安学习,这所学校叫做抗日军政大学。

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不仅是战友更是同学。革命的友谊越发深厚。但此时的候礼祥身体却负担不起前线艰巨的任务。

他向上级申请转到后方做地下工作。于是两人便从此分开作战。在组织的安排下,候礼祥顺利回到湖北老家休养,组织上给的工作也充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在亲戚的帮助下,候礼祥开了一家棋牌室,日子虽然比在前线轻松多了,但是他心里却时常惦记着党的革命工作进程。棋牌室的生意不温不火,候礼祥的伤势也逐渐转好,就在这时候,他的家里失窃了。

一些值钱的物件被洗劫一空,候礼祥在家中四处都翻找不到他带回老家的一个小箱子,里面放着他在革命途中所有获得的奖章还有其他身份证明。

没了这些证明,他根本不能证实自己的身份。就在候礼祥准备向上级联络时,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他的手上。

1940年,候礼祥再次踏上革命之路,但这一次不同,他的新身份是国民党伪联保主任。

利用这个身份,候礼祥一直潜伏在敌人心脏处,源源不断的为红军提供重要情报。然而此时,他所在的组织在国民党怀疑下被突袭剿除,死里逃生出来后,唯一知晓他身份的联络人也死在这次活动中。

候礼祥逃亡下彻底和组织失联,他辗转多地仍找不到组织接头,无奈回到江陵老家,原先的棋牌室开不起来,只能务农进行生产劳动。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后又进行潜伏工作,候礼祥便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直到共产党将蒋介石一派逼退台湾,国内动荡的形势逐渐稳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工作百废待兴,然而候礼祥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不能证实的身份

1971年以前,候礼祥便受尽周围人的指责,因为全国普查人口,而他被人举报曾在国民党任职。

然而他的身份信息却怎么都查不到,敌军残余间谍的身份让他不仅身体饱受折磨,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刺痛。

他反复强调自己是红军的一分子,可这些却被人当作是他洗清嫌疑的借口。直到1971年,相关部门对他的行为作出评估,认为没可能再执行“间谍工作”后才解除监视。

为了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候礼祥根据报纸上登记的杨得志授衔信息辗转来到济南。在大院门前,候礼祥一身脏污和流浪汉没有区别,在门卫的联系下,他终于有了自证的机会。

杨得志在看到候礼祥写下的革命细节后便十分激动的与其相认,于是候礼祥便拿着这封证明的信件和老战友接济的一些钱回到江陵。

但这封信在县委那里却被打了回来,原因是证据不足,单凭一封手书不能恢复身份。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3年末,中央下令八大军区对调,杨得志赶赴上任时路过江陵老家便驻足看望。

没想到此时的候礼祥不仅没有恢复身份,就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当初被打伤的右腿已经严重恶化。

见到杨得志的第一眼,候礼祥眼含热泪,“我不求组织上给多少荣誉,只要能让我恢复清白,证明我不是间谍。”

为了证明老战友的身份,杨得志和江陵县委共同调查,在一番努力下,候礼祥终于想起了曾经这个阴差阳错的插曲,当时入党时他的名字被登记成了“李祥”。

经过查证和比对,确定了候礼祥就是这个早已遗失踪迹的“李祥”本人。他的清白终于恢复。

杨得志告诉大家,“这位是老红军,他不仅救过我的命,还经历了非常多凶险的革命战役,还担任过红军团长,他的身份我可以作证。”

候礼祥终于能堂堂正正的说出自己的红军经历,在老战友的帮助下,中央给予他二等甲级残疾军人的待遇。

当地政府也积极的为他解决生活难题,候礼祥的“特务”帽子终于摘了下来。只是可惜,由于长时间失联,他的党籍不能恢复了。此后几十年,候礼祥在江陵的生活回归平淡。1991年,候礼祥病逝。

总结

到现在谈起那段峥嵘岁月,很多老兵都生出无限自豪,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做了很多牺牲。

为了同一个辉煌的理想,他们为此付出所有热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不求荣华富贵的老一辈他们将自己获得的奖章低调的放起来。因为在他们眼里,国家的荣誉远比小我更值得炫耀。

就像候礼祥前辈,努力数十年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红军的身份,对比奖章和荣耀,他更希望自己是清白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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