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贷币
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
原平县农场于1963年5月问，在县东北武彦村东，开掘下水渠，从地下发现一批战国货币，计重64公斤。我们为了了解这批货币的出土情况，骨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对出土货币，加以初步的整理，兹简报如下。
一 货币出土地点及出土经过
武诊在县东北七里，是太原通往雁北和内蒙地区的必经古道，东临滹沱河，北障雁门关，是晋北盈地的形胜所在。货币发现地点，形势低洼，水位很高。据说在旧社会里，蒿茅畅茂、污水潴集，是一望无际的大荒滩。旧时人们通常称这里有三多，即每为人患的蛇多、狠多、劫路贼多。1958年开展大生产，进行垦辟，把荒地变为田嗜。
货币埋藏在地表以下不到1米，出土时已全部浸于水内，置放形式是约长50、宽30、厚30厘米的长方形堆积，颇为整齐，并保留有绳缚残迹。在勘查时因未发现灰层和任何遗物，再结合货币堆积情况推测，很象原来是用木箱盛装的窖藏之物。但没有木箱腐朽的痕迹。
发现以后，由于农场党委及县文化部门的重亲，随即全部运往县文化馆保存。所以除了出土时，因在土内年久腐触，残破一部分以外，在出土以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二 货币铸造形式及文字在这批货币中，刀币和布币大约各占一半，完整与残破的又各近一半。短过别除残破，共整理出完整刀币2180枚，布币2223枚。
刀币中有折刀1730枚，直身刀450枚。折刀内又分圆折和磬折两种：圆折刀是弧背，身较闘;磬折刀是方折如磬形，身较窄。二者均在尾部成圆环孔。直身刀也有身阔、身窄和首部稍尖、稍圆之分，但铜质均较折刀精细，造形也较薄。刀柄环孔为椭圆形。
布币绝大部分都属于尖足布，极少部分为圆足布，但在尖足布中又可分为几式：
1.大尖足布为平首、平裆、彝月、尖足(图一、二)。
2.小尖足布大部是平首、平月、平裆、尖足。但也有部分是聋肩(图三、四、五，图六：1-5)。
3.另有一种很相近方足布的形式，不过仍保留了尖足布的痕迹(图六：6—12、七：1、2)。在这些不同大小和形式有差别的尖足布中，首部都有两道直纹，布身中间一道，文字分布在直纹的两侧。布背又为首部一道，布身两道分布在两侧，并均直通至足。有的中问有数字。
圆足布均圆首、圆眉、圆足，只在裆部有圆裆和平裆之差(图七：3-5)。
在这些货币本身，普通都有文字，有些看不清楚文字的，也仅是由于铸造合范，或灌注铜液等技术关系所影响，以及流通频繁而磨损等诸多原因所形成。这批货币的文字的内容，一般都属于记载地名。
折背刀币的正面都有一明字，即以往著录中所称之明刀，但弧折刀上的明字写法是斜形的，磬折刀币上的明字又变为平目形。过去有些人认为可能是时代早晚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或者是产地不同而形式有异。但其究竟，还有待今后发现来证实。折刀背面也有左、右、上、下或数字等不同文字(图七：6—9)。
直身刀币所看到的文字有：甘丹、白人，王人、城四种，仝无背文(图八)。
布币中文字种类很多，详细情况见附表。总的情况是大尖足布仅有8枚，上面文字有甘丹、大阴两种。多数是小尖足布，文字有：兹氏、平周等23种，近乎方足布形式的数量甚少，文字有：兹氏半、大阴等六种(图六：6、7、11、12)。
圆足布只有10枚，文字有阳人(?)、兹氏、晋阳三种(图七：3—5)。
三 货币被埋藏的原因及年代的推测
《汉书·地理志》载，原平早在西汉时代，就是太原郡所属的原平县。自北齐废县以后，在1870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几乎一直是隶属于旧的哼县。《史配》正义引《括地志》:“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哼县南三十五里”。正与现在原平县地形环境基本符合。另外从共它文献上看，晋北地区，早在公元前458年的春秋时代，即自赵襄子元年灭代以后，已耀就是赵国的土地，至公元前307年，即赵武灵王二十年以后，更成为赵国的内地。《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元年……兴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又：“(武灵王)二十年，至枪中，林胡王献马。”这些都是可以佐证的材料。但由于在晋北地区除了过去发现过的少量藿人布，以往记载中认为是繁峙境内所造之外，至今还未再见过其他货币的出现，所以原平在当时是否是晋北商业发展的中心点，尚缺乏可靠资料来证实。不过根据上述记载和这里所具有的地理形势，也可作一些初步的推测，如这次出土货币的武彦村，既处于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又占着晋北盆地的沃野中心，汉初更被选为原平县治所在地，所以在农业和商业方面有它一定程度的发展，都是不难想象的。同时原平背负勾注雁门之险，很早就是我国北部的军事要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夏屋与句注相接，盖北方之险，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别内外也。”至秦汉以下的军事活动，则已详于记载，不再例举。因之我们初步推测，这样的大量货币能集中的埋藏原因，除了封建地主有条件积存之外，或者更可能是与当时地方的商业发展，和战争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一般货币学家的看法，古代货币形制的发展，是由空首布到平首尖足布(大尖足布在小尖足布之前),由尖足布再到方足布。但这种发展是相互交差的，而不是截然相承的。如果这种推断不错，则武意村出土货币就可能是战国早期和中期的遣物。因为在这批数量很多的货币中，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种方足布的出现。再者这批货币的形制和本身文字所标的地名，大部分是属于赵国地区的，如甘丹、白人刀、和甘丹大尖足布，只能是在赵国据有甘丹、白人以后的产物。据《史记·赵世家》:“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郓，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郓、柏人。”因之这批货币的最早年代，就不能超过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1年)。
赵国方足布的发行年代，可以说是很难取得可靠资料。但我们最近在雁北阳高县西，长城附近的天桥村发现的一批数量更多的布币，其中绝大部分是方足布，尖足布不到百分之五。井在方足布中又几乎近半数是安阳布。安阳布的产地，根据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训练班学员在包头市郊区窝吐尔壤发现的三件安阳布范(1959年4期《文物》),和我们这次在接近内蒙的阳高县大量发现安阳布等情况结合起来看，要说安阳布铸造于包头附近，是有根据的。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可以佐证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有“西安阳”。又：代郡有“东安阳”。颜师古注：“五原有西安阳，故此加东。”安阳布在已往的著录中，已轻认为是赵国的货币。如果这种肯定不错，那末安阳布的铸造年代，就只能是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1年)以后。根据《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遂胡服招骑射，二十年西略胡地，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又《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亦变胡服，习骑射，……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帮助赵武灵王从公元前307年至301年的六、七年间，从阴山到了内蒙的鄂尔多斯右翼，以高阙为塞，高阙以东开始为赵国所有。所以说赵国安阳布的罅造，只能在赵有西安阳以后。但我们要提出的问题，还不仅是安阳布生产的年代，而是为了帮助晋北原平县，距内蒙古自治区并不算太远，而在大批的出土货币中，不但不象阳高那样大量发现安阳布，而是根本看不到，同时也看不到任何一个方足布。所以我们推测原平出土货币的，年代下限，或许是在安阳布鳞造之前，即公元前301年左右，但这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希望在这方面研究者和同志们给以指正。
(调查者：赵文朴 冀子贤 郭勇
执笔者：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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