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专辑》之八十九

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2003年8月6日傍晚，乘2216昌福列车离开南昌，在此行之前，我已于单位同事肖秋妹爱人赵斌联系，赵斌在福州通讯团任参谋长，我委托他协助寻找到江西籍几位在福州的老红军，并顺利地联系好了采访的对象。

火车行驶了近12个小时，于7日天亮到达福州火车站，赵斌和肖秋妹来到火车站接我。吃好早点，赵斌将我安顿在他部队招待所住下后，请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陪我前往南京军区福州第二服务处联系采访事宜。

第二服务处离通讯团不远，服务处王干事接待并安排了一位同志陪同我去老红军谢家祥和朱耀华二位将军家。

谢老家就靠近附近福州五凤山下边的南京军区第二服务处的一栋小楼，四周地势空旷，大树参天，环境优雅，谢老从成都军区离休，来到福州居住，他很少外出。

在采访中我得知：1914年5月谢家祥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技术书记、连指导员、军委警卫营特派员、总政治部锄奸部干事、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教导大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纵队第二十二旅第六十五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八纵第二十三师政委、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政委。

建国后，任第四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三年奉命入朝作战，历任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任第五十四军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担任了四川省委书记。 一九八五年离休任福州军区顾问。

是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谢老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红军在苏区扩红。我当年还不到二十岁，带着七个同伴报名参加了红军。由于出身中农家庭，招兵的人开始怎么也不肯接受我。经我软磨硬泡，东奔西跑求人说情，最后找到县裁判长，请他写了一张纸条，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红军。

参军后的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随部队开始了长征。

长征途中，经历最艰苦、战斗最激烈的一仗要数湘江之战。

1934年11月25日，我们行至距湘江边还有几十里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必须赶在当晚十一时以前渡过湘江，掩护主力部队继续前进。那天快做好的饭也没有来得及吃，部队就立即分成十余路纵队向湘江边跑步前进。

敌人逼得很近，流弹在空中呼啸而过。第四天中午，军团到达了渡口，渡过了湘江，控制了渡口的阵地,较好地掩护了后面部队过江。

长征渡过大渡河后，我们准备翻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在翻山时，走到快上山顶时，山上风大，吹得呼呼叫。雪山的雪也特别耀眼，由于山高，山顶空气稀薄，人憋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

快到山顶的时候，双脚突然像踩在棉花堆里似地踩不实，腿也没劲，软软地挪不了步，头也一下胀大，嗡嗡作响，晕得我直想在雪地里坐下。骑在马上的首长见我要坐下急了，拼命地喊叫：“小谢，快拉住马尾巴，千万不要坐下！”我紧紧拉住了马尾巴，终于坚持翻过了雪山,要不,也像一些战士一样，永远和雪山长眠在一起。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我所在的左路军，经历了三过草地、二爬雪山的艰难岁月。草地里行军难于上青天，每过一次草地就面临一次死亡威胁。

在第三次穿越草地时，红军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粮荒，有时连野菜也很难找到。因路程远、时间长，所带的粮食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生存，部队严格控制粮食定量，粮食不够就挖野菜，有时连野菜也挖不到，便饿着肚子走，实在难忍就把牛皮烤焦充饥。

有一次，前面的部队漏了大约一碗的青稞面在路上，我和战友发现后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连土带沙全捧起来，再一一挑选干净，但谁也舍不得吃。实在找不到什么吃的了，战友只好把那碗青稞面用火烤熟，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吃。剩下最后一口时，大家推来让去，谁也不肯吃。 ”

一九七八年，谢家祥从成都军区政委岗位上调到福州军区当顾问。一九八五年离休以后，他的家搬到福州市铜盘路上的第二服务处，将军所住的二层小楼，掩映在绿色的树丛中，衬映在四季鲜花之中。

将军有个幸福美满的、温馨的家庭。还有四个儿子、儿媳对他都很孝顺，还有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敬重爷爷的四个孙子。谢老安享着幸福晚年。

2003年8月7日上午从谢家祥将军家采访出来，赵斌陪我来到了福州市中心的南京军区第二干休所，车进院子，一经询问，得知朱耀华将军住在院子深处的独门独楼内。

朱老见我们一行到来，一脸微笑，很热情地请我们在客厅坐。外面天气十分炎热，进到室内凉爽舒服，随同而来的秘书说：“朱老是解放福州的第一师，当年是朱老指挥部队解放了福州市，福州人民庆祝解放日都要请朱老去的”。使我对面前这位老人更增加了几分敬佩。

1917年，朱耀华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时，年仅13岁的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6岁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

在他的一生戎马生涯中，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著名战斗、战役。红军时期参加了苏区的五次反国民党“围剿”。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参加渡湘江战斗、攻打遵义、四渡赤水、激战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等战斗。

红军到达陕北后，参加了曲子镇战斗、直罗镇战役、东进、西进战役、山城堡战役。

在大部分红军干部进抗大政治学校学习时，他又奉命奔向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陆房战斗、鲁南、鲁西战役、津浦铁路破袭战等。

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了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沙土堡、宛西、宛东、开封、济南、淮南等战役，为解放全中国，他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和福建，真是身经百战。

对过去的功劳不挂在嘴上，从不居功自傲，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与我们谈起了当年战斗的故事。

1932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我在红一方面军，我们红一方面军两个主力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江西黎川县城，此后，遵照中央“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迅速发起了金溪、资溪战役，打开了通往闽北的路。

在攻打资溪的战斗中，时逢连日阴雨，入夜一团漆黑，加上道路泥泞，给部队打仗带来了很多困难。一天拂晓，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十、十一两个师进入阵地，我当时在十师师部当通信员。

战斗打响后，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压去，敌人据险死守，顽固反击，集中几十挺机枪向第十师所在位置扫射，红军伤亡很大，师首长调整作战部署，我奉命向阵地前方传达命令，途中不幸中弹负伤，昏倒过去。

一会儿，敌人以一个旅的优势兵力向我们一个营的阵地反扑，阵地失守了，当我醒来时，满身是血，左腿还不停地流着鲜血。我忍着痛，抓起一把湿黄泥捏成一团，塞在伤口上，然后用绑带简易地捆扎着来止血。

我一看阵地上有敌人，赶紧把驳壳枪子弹上膛，脸朝下趴着，心想，敌人发现不了我是死是活，万一敌人来翻我身子，我可以立即开枪，但是，忙于抢占阵地的敌人慌慌张张地跑步，从我身边匆匆而过。

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战友们发现我负了重伤，把我抬回了师部卫生队，左腿肿得很大，骨头被打碎，需要动手术，麻药很缺乏，医生和卫生员便叫我躺在竹床上，叫了几个战士按住我，一刀一刀将伤口坏肉割下来，直至将碎骨取出，痛得我满头大汗。

接着，朱老在我们要求下，谈起了解放福州古城的经过。

那是1949年8月，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发布了攻打福州的命令，十余万部队分三路向福州挻进，第三十一军为左翼攻击军，主要攻取连江，马尾，断敌海上退路，第二十九军为右翼攻击军，主要攻取永泰，福清、长乐，断敌陆上退路，第二十八军为中路正面攻击军，主要攻取福汾公路，闽江两岸，从西北两面进攻福州，我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军主力师第八十三师师长。

8月15日，我率第八十三师官兵胜利攻占了福州北郊的雪峰山。

16日，根据敌情分析，当机立断率师攻占了敌城西防守阵地徐家村,直逼城郊，靠近了福州城区。敌人以城为据守的本钱，垂死挣扎，双方展开了争夺战。第八十三师缺乏亚热带山地进攻作战的经验，但都打得十分勇敢顽强。全师上下官兵克服气候炎热，山路崎岖，地形不熟的困难，勇猛杀敌。

8月17日拂晓时分，我们师和第八十二师从正面攻占福州，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五团首先攻入市区，第二四五团第三营迅速控制了解放大桥（原万寿桥），在夺桥战斗中，副营长魏景利光荣牺牲，该团攻占仓前山后，控制了大桥，其他各部队相继入城，城东横屿一带敌军第三一八师未及逃走，被我师第二四七团包围，经劝降，第三一八师1900余人在副师长赖惕安带领下全部投降。

接着，我们两个师并肩作战，向南追击逃兵至乌龙江北岸，共歼敌14000余人，整个福州战役历时13天,全歼以朱绍良为集团主任的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一个兵团部，三个军部，七个整师和五个师的大部，共计5万多人。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市和周边的9座县城和马尾军港。

福州解放后，我师奉命驻守福州担负警备任务，我兼任福州警备司令员。

朱老最后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不怕牺牲，奋勇向前。
解放后，我就没有离开过福建，先后担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这都是党和人民对我的肯定和表彰。”

陪同我前往的秘书告诉我：“朱老1986年从领导岗位离休后，仍然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没有丢掉军队的光荣传统，他的衣服到现在都是自己洗，衣服破了也是自己补。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老红军本色。

前段时间，朱老到福州一家百货商场购物，被人认出来了，很多人围了过来，目睹这位当年指挥解放福州功臣的风采。有几位年轻人还要求将军签名并合影留念。

2003年8月7日下午，赵斌参谋长放下繁忙的工作，亲自陪同我前往老红军肖锐和谢家华、候敏家采访。

老红军肖锐住在福空菜园山干部休养所内，我们到了肖老家，得知肖老在福空医院住院，在肖老爱人张淑芳的带领下，我们开车到医院见到了老红军肖锐。

肖老精神很好，听说我们从江西来倍感亲切，不仅是家乡情，而且肖老在江西工作数年，儿子、媳妇现都在南昌市工作。听说我专门来福州采访江西老红军，他很支持并配合采访。

肖老说：“1917年11月我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我们村后划为宁都县，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入团，1936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的“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在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活动，致使我们三过草地、三翻雪山，造成部队损失过大。1936年才到达延安。

我先后担任通讯员、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我调防空军第五0六团任团长，防空师任参谋长。回国后，在沈阳空军高炮指挥部任副司令员，后任第一0三师师长，空八军副参谋长，文革时在江西支左，任江西省革委会常委， 1979年到福建任福空顾问。”

肖老的父亲是裁缝，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让他念书了 。因为家里穷，肖锐才14岁参加红军，大枪扛不动，只能枪口朝下背着。

可肖锐是非常渴望念书的。有一次，他鼓起勇气跟父亲商量，能不能让他白天干活，晚上去念书呢？可这点小小的愿望还是没有得到父亲的点头。他父亲说晚上要是去念书的话，白天干活会没力气。

其实父亲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小孩有知识有文化，可穷人饭都吃不饱，怎么有钱上学呢。肖锐学文化是参加红军以后，党号召自己的子弟兵要会认字，他就以树枝为笔，沙地为纸，就这样学写字。长征到延安后，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学文化，总算弥补了小时候无法上学的遗憾。

肖锐长征时是在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先是担任红九军团的军团部通信员，后来担任第三十二军第八十团司号长。

他在长征中历经磨难，可谓九死一生。有一次，敌人到了跟前才发觉，这时候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敌人硬拼。国民党的装备极好，天上是他们的飞机在扫射，远处是他们的大炮在轰击。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肖锐他们虽然奋起反击、顽强作战，但形势对他们来说越来越严峻，连队指导员的眼睛都被打瞎了。到了最后就是肉搏，当时离敌人非常的近，肖锐说敌人要是开枪的话，他准没命了，可是敌人偏偏想抓活的。

看着敌人一步一步逼近，突然间，他看到旁边有一条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滚了进去。敌人立刻跑过来用机枪往沟里扫射。那条沟要是一般的小沟，肖锐也是凶多吉少。也算肖锐他福大命大吧，当时那条沟不仅很深，而且沟里的草也很茂盛，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滚下去的地方，沟壁上正好有个较大的凹陷处，他立刻躲了进去。就听见子弹在耳边劈劈啪啪响，但是都没有击中他。

枪声沉寂后，他还是没敢出来。就这样，一直在沟里躲了多少个小时他都不知道，反正直到天黑下来了，四周静悄悄的，他才敢爬起来。

像很多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一样，生病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同的是，有些战士因病不起，长眠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而肖锐是挺了过去，捡回了一条命。长征中他病了好几次，感冒发烧打摆子，可他都坚持跟着部队走。

有一次，发烧烧了好几天，当时因为年纪小，身体很弱，眼看是要不行了。后来老炊事员杀了一条小狗，炖了一锅狗肉给他吃。那是条还没长毛的小狗，反正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救不救得活就看天意了。没想到肖锐出了一身汗，竟然好了，又可以给领导给战士们吹他的号了。

长征中最艰难的就是过雪山草地，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在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牺牲在草地的沼泽之中。肖锐跟着红九军团过了三次草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在会上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同时穿过草地北进，肖锐所属的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一起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实际是张国焘掌握大权。

经过几天艰难的行军，草地行军完成了三分之二，正当胜利在望的时候，张国焘搞分裂，命令部队南返阿坝。虽然大家都很不理解，但军队有铁的纪律，肖锐他们还是听从命令往回走，回到了阿坝。

在川康边界打了几仗，屡战屡败，再加上当地空气稀薄、语言不通、天气恶劣。1936年6月，张国焘在党中央、毛主席多次来电劝说下，在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斗争下被迫同意北上，肖锐他们跟着朱总司令沿着右路军的路线又踏上了草地。

由于他们已经是最后一批过草地的部队，野菜早已经被先头部队吃光了，加重了过草地的难度，到最后连皮带都拿来充饥，就这样咬着牙走出了草地。

到延安后每个人都要求检查身体，肖锐是一身的病，尤其是心脏有问题。当时部队领导为了照顾他，劝他转到地方去休养，这比留在部队北上抗日舒服多了，可他没有去，他不想离开部队。

为此，肖老一生经过多少枪林弹雨，戎马一生，没有离开军队。

在交谈中肖老吐露出对江西的深厚情谊，对江西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厚望，并一再提出，身体好些要回江西老家去看看。

2002年12月24日雪还在下，但比昨天小了点， 我乘公交车来到历山南路，经过打听，找到山东省军区第二干休所，江西籍老红军曾治家就在这里。

当我敲开曾老家门时，曾老对我的到来即惊诧，又高兴，曾老身体很好，初看上去85岁的老人只有70来岁，简单交谈后，曾老在我给的签字簿上写下了“十三从军红小鬼，举起大刀砍白匪，紧紧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终不悔！红军万岁！”

曾老与我谈起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我1918年出生在江西宁都县力元村，参军前是一个放牛娃，家里很穷，读不起书。1931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四军特务连当战士，担任过红军第十师特务连班长、排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从江西苏区出发参加了长征。

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紧紧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

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只有翻过夹金山，才能与到达川西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翻雪山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翻夹金山的那天清晨，天下着大雪。我们大多数战士穿着单衣和草鞋，尽管当时气温早已是零度以下了，可一走起来身上还是会出汗。被汗水浸湿了的衣裤，经寒风一吹，冻得硬邦邦的。在风、雪、冰、雹中虽然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颤。但红军战士毫不畏缩，仍然顶风冒雪拼命往前走。战友们相互鼓励，艰难地前进着。

快到山顶的时候，空气更加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一些身体较弱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在雪地里起不来。看着倒下的战友渐渐被冰雪覆盖。走到下午，才登上了山顶。大家不停地拼命喘气，可还是觉得头昏眼花，双腿发软，队伍中不断有战友倒下。我不停地招呼全排同志不要停留，尽快下山。下山后，我们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935年8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荒无人烟、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这是一段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

草地的气候多变。有时上午开始下起小雨，到中午后就变成了滂沱大雨。战友们脚底下不断地打滑，大家拄着竹棍试探着，几个人搀扶着走，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就有可能掉进泥沼里去。一整天走下来，搞得人精疲力竭。

当时战友们准备的干粮，早在两三天前就吃完了，唯一的“口粮”就是野菜、草根和树皮。走在前头的部队还有的吃，后续部队根本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没有粮食，大家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还有皮马鞍子等等拿来煮着吃。经过近10天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抗日战争时期，我参加了平型关大捷战斗后，担任晋冀独立团第一连连长，后调任独立师第三团第三营任副营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任二纵队第六旅第十六团副团长，负责攻打古城，歼敌一个团，奔袭清风店，活捉国民党军官罗里营，取得张家口战役的胜利，后调任二纵步校任大队长，第六十七军第二十师第六0一团团长。

全国解放后，任第二0一师副参谋长、山东惠民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七八年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任顾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自由独立、解放勋章。一九八一年十月离休。”

曾老对家乡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直祝愿家乡人民生活幸福，此时，阿姨叫我们吃饭，我一看时间已近十二点了，在吃饭时，曾老说，军区大院那边还住了我们江西一位老红军，姓夏，叫夏候新明，是我们江西吉水县人，你吃完饭我指你去。这下使我吃饭加快了速度，我想尽快抓紧时间采访。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