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瑞典学院做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他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那一年,文学之风和“诺贝尔奖”“莫言”等等陌生而遥远的词语一起,吹到了焦典所在的云南边陲小镇。

还在读高中的焦典,买下了莫言所著的《天堂蒜薹之歌》。这其实算莫言相对冷门的著作,但正是这本书,给予了焦典启蒙般的冲击——“小说居然还能这样写?”

焦典从小就听故事,多少次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父辈们讲述的传说中入眠;她也开始讲故事,故事里充满了云南山寨的魔幻色彩。

一头扎入文学土壤的焦典,仿佛乘上了长有翅膀的骏马,文学作品多次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诗刊》《花城》《星星》等刊物,2018年保研至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就读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导师为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后通过博士考试至北师大攻读文学创作博士生,导师为著名作家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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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菩提》

近期,焦典出版了她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孔雀菩提》,由毕飞宇、苏童、欧阳江河等一众名家推荐,莫言作序。

莫言对这位学生不吝赞扬,“她写小说的时间不长,但已经露出了峥嵘头角。”

毕飞宇让她舍得去删

从本科到博士,焦典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了十多年,读完本科,保研到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跟着导师欧阳江河写诗。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对于热爱文学的写作者而言,可谓是朝圣地一般的存在。

1988年,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作家研究班,莫言与余华就是在这里师从童庆炳教授,成为了如今在文学圈被津津乐道的“上下铺的兄弟”。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导师童庆炳的动员下,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并于2013年出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此后,莫言充分发挥其社会影响力,通过驻校、研讨、讲座等方式,引进了贾平凹、余华、韩少功、迟子建、苏童、格非、阿来、叶兆言、欧阳江河、西川、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等一系列名家,像当初童庆炳培养他一样,薪火相传一般为中国文学界培养更多年轻作家。

焦典 图据受访者

焦典就是在这里受到了系统的文学训练。研二那年,毕飞宇来讲“文学创作方法”,让文学创作几个班的同学,把自己的名字隐去,匿名提交自己的一篇小说,由他来当堂点评。

这堂课,挑选的就是焦典的《黄牛皮卡》(该篇小说被收录在《孔雀菩提》中)。由于之前一直跟随欧阳江河潜心诗作,《黄牛皮卡》其实是焦典第一篇正儿八经创作的小说。

焦典喜欢写她的家乡——云南小寨的那些神秘故事,儿时,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爷爷,总是会给她讲述许多关于金沙江、山林、大蛇等等带有魔幻色彩的传说,焦典对那样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

《黄牛皮卡》也是这样,在她广阔而自由的想象空间里,灵感的来源,仅仅需要“一颗橙子”。

“一个橙子在摊位上被挑挑拣拣,最终落入一个普通的塑料袋。摇着晃着,又被一双手塞进远行的黑色背包中。不一会儿,又有一双年轻的手把它不耐烦地丢出来。黑色背包走了很远,拉开拉链,还是一枚橙子,扑咚一下,滚落在地。”没有人物,没有对话,一枚橙子讲完了一个故事。焦典这样描述这颗橙子带给她的文学冲击。

除了橙子,还需要一头牛,于是便有了黄色的、老迈的,脖子上系着铃铛叮铃叮铃的牛;还需要一辆车,焦典想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皮卡式样,笨拙、可靠,黄色的漆面早已斑驳,“光是这样想想,都觉得这会有多少故事啊。虽然最后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以物的视角完成故事,但静态的,不动声色的,某种程度上是凝固了的时间的物,确实是创作的初衷。”

交上去的这篇《黄牛皮卡》,由毕飞宇带着所有同学,一起坐在写作中心的会议室里,把小说内容逐字逐句地修改讨论。

那天来听课的同学很多,会议室里有点挤,在焦典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太阳晒得人有点打瞌睡,她一边听课,一边偷偷望着外面,看冬天的太阳在叶子上面跳动着光点。

毕飞宇提了很多修改建议,光是开头,就连着改了好几个版本。

比如在原开头,焦典用了倒叙,后来被调整成了顺序;一开始还提到了一个秃瘢男孩。毕飞宇让大家讨论这个开头,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最后毕飞宇建议:删掉男孩。他觉得这个男孩和整部作品内容关系不大,仅仅只有环境点缀的作用,但让小说开头显得有点枝蔓。焦典明白了,“作者要舍得删去一些东西,即便你很喜欢。”

因此,在焦典的修改记录上,也呈现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黄牛皮卡》:

改前:

吉妈毕摩是火把节的第三天去世的。 当竹梦开着长城牌柴油皮卡跌跌撞撞地回村时,人们没有看见货箱里曾经站立着的那只老黄牛,以及副驾驶座里同样衰老的吉妈维义。人们的目光远远地绕着皮卡车转了几圈,才小心翼翼地想到货箱里那块大黑布下面凸起的一大一小两个东西是什么。秃头男孩从村西跑到村东,大声叫着:“死了!死了!”,头上的白斑一跳一跳地。据说小的时候他也爱这么跳着走路,结果被猎人当成了兔子一箭射掉了头皮,才变成现在的样子。虽然吉妈维义从来没有给村子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老人们更多地带着一种对明天即将到来的忧伤预感说: 我们的白云村失去了最后一位毕摩。

改后版本(收录于该本短篇小说集《孔雀菩提》中):

当吉妈毕摩的女儿吉妈竹梦开着长城牌柴油皮卡跌跌撞撞地回村时,人们没有看见货箱里曾经站立着的那只老黄牛,以及副驾驶座里同样衰老的吉妈毕摩。人们的目光远远地绕着皮卡车转了几圈,才小心翼翼地想到货箱里那块大黑布下面凸起的一大一小两个东西是什么。 虽然吉妈毕摩从来没有给村子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老人们更多地带着一种对明天即将到来的忧伤预感说: 我们的白云村失去了最后一位毕摩。

改后另一版本(《人民文学》发表版本):

在火把节,白云村的姑娘们都要上山,挖出金凤花的根,捣碎了,抹在指甲上,一簇簇小火苗就在姑娘的手指尖上烧起来啦。小伙子们呢,统统像猴子似的,在杆子上爬上爬下。村民们用松木做火把,先在家中照耀,再拿着火把挨户巡走,边走边向火把撒松香。吉妈毕摩就站在村子的空地上,为大家主持祭祀,大火把高几丈,直直地喷着火。放眼望去,高原的土地像被火烧红了,房屋、天空,都是红彤彤的。站立在空地中央的吉妈毕摩也是红彤彤的 。

焦典说,毕飞宇对《黄牛皮卡》的指导,让她明白,写作一是要舍得改,舍得删;二是有可以写的空间,要尽力写充分,不要浅浅带过;三是遇到矛盾的,难写的地方不要略过,就是要写。

莫言让她沉住气冷静点

莫言读到焦典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这篇《黄牛皮卡》。

在申请莫言博士生时,《黄牛皮卡》被焦典当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整理在申博材料中。

在读到《黄牛皮卡》的那一刻,莫言的感受是,“焦典的小说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他认为这篇小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水准,也展露出了很多可能性,“这篇小说得到过小说行家毕飞宇的指导,我想他的指导应该主要是在情节的合理性与人物的行为与性格塑造之间的关系方面,而对形成了她的小说风格的方方面面,则给予了保护与激扬。”

报考莫言的博士,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备考期间,焦典背诵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教材内容,以及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教材内容,以及她感兴趣的印度、日本、阿拉伯等东方文学的内容;在创作作品方面,把以往发表的作品和习作挑选了一些比较满意的部分打印了出来,方便面试时老师们能快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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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图据受访者

第一次见到莫言,焦典觉得他很亲切、很慈祥,离自己好远,但好像又很近。莫言微笑着,问起焦典的家乡。在简短的对话中,给焦典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自己在阅历和思考上与老师莫言的差距,“我能感受到那段很远的距离,需要我走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距离。老师的气场很饱满,但是不锐利,是像你在一辆午夜回家的出租车上看到的远方的灯光,灰蓝的、橘黄的,仿佛离完满一步之遥。”

真的成为莫言学生的那一刻,焦典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带着伤感的喜悦,她这样形容,“像抚摸一件浆洗过无数次的衣服,很喜欢,穿过了无数次,上面粗糙的纹理记录着每一次的期盼、喜悦和失望、泪水。是忍不住的一次回头,看见原来的自己,在无人的房间里发呆,两手空空,然后终于能对她说,‘你看吧,写下去意味着一切。’”

后来,焦典把习作拿给莫言看。几天后,便收到了莫言返回的意见,满满十几页纸,都是用毛笔手写。莫言叮嘱她认真修改,而焦典所展现出的领悟力,也让莫言忍不住赞叹,“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焦典在小说的修改方面表现出来的领悟力,是让我既欣慰又羡慕的。”

随后,焦典又连续写出了《六脚马》《鳄鱼慈悲》《孔雀菩提》等作品,莫言读后,用了一段华丽的语言评价爱徒的作品:

“……像孔雀一样华丽,又像鸵鸟一样朴素;像小猴一样活泼,又像大象一样笨重。在密林,在边城,在山寨,在现代化与传统民族文化混合生长的地方,人物在其中如鱼得水般地生活着,有痛苦,有欢乐,有爱情,有仇恨,有难解之谜,有希望之光。”

他根据《六脚马》和《黄牛皮卡》,送了焦典一副字,“行空六脚马,走地皮卡车”。

莫言对焦典的影响,细微到小说字句的修改,又蔓延至生活处事的态度、人格的熏陶。

博士期间,焦典参加一个文学比赛,获得了金奖,她激动不已,赶紧去向导师报喜,因为太过于激动,字打错了好几次,撤回,重发,又撤回,再重发……莫言看到后,回复她,“沉住气,继续努力,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沉住气,冷静点,偷偷自己乐就行了。”

与莫言一同参加综艺《我在岛屿读书》时,焦典向莫言袒露自己的焦虑,担心读者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莫言听罢,告诉焦典,“你的读者会来寻找你。”

莫言与焦典在《我在岛屿读书》

对于焦典而言,莫言早从那个从遥远的瑞典学院飘来的名字,变为自己亲切的、爱戴的长辈,在她的心里,莫言是一位真正博大的老师,“比如我们很多人会有巨物恐惧症,看到大鲸鱼,看到突兀的高山,就会觉得畏惧和害怕。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再大一些呢? 大成天空,甚至大成星球,你不会畏惧了。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博大,你只是会安然地站着,慢慢地去探索,去学习。”

关于写作班能否培养出作家的回答

今年6月,刚好是北师大国际写作班成立的十周年,在典礼上,莫言、欧阳江河、余华、苏童、西川、贾平凹、韩少功、叶兆言、毕飞宇、格非、叶兆言、李洱、东西、艾伟等等名家来到现场庆贺。

席间群星闪耀,让北师大副校长康震忍不住感叹:台下几乎坐着一部现当代文学史。

北师大国际写作班十周年庆典 图据中国作家网

“这样的中文系阵容,真的能培养出作家?”网络上对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一直争议不断。焦典说,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中文系必须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不提供土壤和生长所需的帮助,就坐在文学的田埂边,去等待一粒种子,自己飘扬而来,落地生根。然后任由它风吹雨打,自生自灭。在千万分概率之下,这粒种子长成了大树,然后人们就说,看吧,大树都不是种出来的。”

可是,等待一个文学天才,不如尽可能地培养一个文学人才。

北师大国际写作班里的生活,非常自由、松散而又随意,老师们普遍采取“放养形式”,并不会每天布置高强度的任务或者目标让学生完成。这在焦典看来,是一种真正适合文学专业需要的环境,“自由的风才会吹来多种多样的种子,这样的一个空间才是真实的,也才会生产出真实。”

松弛的学习创作环境,带给焦典的是自由而愉悦的思绪,写出的小说总有一种灵动的、束缚不住的奔跑感。

比如在创作以母亲为题材的《六脚马》时,焦典突然听到楼下一个小女孩在哭着呼唤妈妈,她的思路忽地打开,“我就想,作为孩子,我们总是在呼唤妈妈,向妈妈求助,让妈妈照顾,希望妈妈能陪着自己,我们想要也歌颂‘好妈妈’。可是这个‘好’,对妈妈自己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着某种特殊的情况,妈妈想要离开,想要远去,我们会支持还是挽留?我想我会同意,并且对妈妈说,‘妈,你跑快点’,即便说出这话的时候,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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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脚马》小说结尾

就像是余华和莫言当年同窗写作一样,焦典的校园生活,也是和同学们,一起写,一起读,一起交流,一起修改,互相给予宝贵的来自同代人的经验。“写作有出处,有师法,有脉络,这些在文学研究中是经常被关注的,但是写作还有一个横向的面,就是我们的同代人。在实际的写作中,大多数时候,这个同代人的支持,影响,喜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写作。”

同代人之间的文学交流,带给焦典无与伦比的快乐。独自在宿舍里写了一整夜,等到天边擦破一点光亮的时候,洗把脸,带着一点小酒去山的那边找自己的朋友聊一聊,这种会被“读”的期待和快乐,是文学写作给焦典和她的同学们的馈赠之一。

从北师大国际写作班里走出的焦典,第一部作品便有余华等名家推荐、莫言作序,可谓起点极高,她用“高墙之下,永远站在鸡蛋的身边”来形容自己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极高,“永远真诚。即便写不出来,或者只能写出来塞进自己的抽屉,也不要写假话和违背本心的东西。”

这位年轻的作家说,“我倒要看看,难道作为一个普通的两脚动物,在所谓的规律和现实面前,真的飞跃不过去?”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蒋庆 编辑 乔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