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富斌
唐代诗僧齐己作《早梅》，有诗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其好友郑谷将“数枝”改为“一枝”，致使诗的意象、意境、意蕴浑然生辉。齐己为之下拜。于是，便有了郑谷的“一字之师”，并雅传于世。而今天，我要礼赞、感怀的是那些无私点化我们人生的“一句之师”。
一路走来，尽管人的成长历程各有不同，但无疑都要经过几个无形的节点，这些节点恰似河流上的一个个渡口。而每当你站立岸边，或迷茫、或失落、或忧愁、或恣意、或骄狂、或踌躇满志时，仿佛便有一位摆渡者于人海茫茫的烟波深处，欸乃着一叶扁舟朝你驶来，并不知不觉地将你送达彼岸。
我的人生旅途中，就不失这样摆渡者的“一句之师”。
我政治上的启蒙，得益于初中时期。那是春光明媚的一天课后，教语文的青年女性瞿老师找我谈心，希望我能追求进步，申请加入共青团。彼时，华夏大地正处于40年前那次思想解放的前夜。瞿老师的话，让我一下没回过神来。因为，我家的阶级成分属于佃富农。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岁月，家庭的阶级成分像一道布满荆棘的藩篱，将不少有此成分背景但要求进步的人，制度性的阻隔在了另一个场域里。因此，入团入党对于我，几乎是九天揽星辰，不敢奢想。
老师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疑云，她开导说，“这不能是理由。你看，周恩来总理的家庭成分不也如此吗？但他立志振兴中华，终究成了卓越的共产党人。”这句话，顿时让我眼睛一亮。就这样，进步的种子播进了我的心田。
后来，入伍到部队，我把向党组织靠拢当成人生的头等大事。经过大熔炉的锤炼，加之多次立功受奖，我终于步入了党的大家庭，而且还担任了所在部队的团工委副书记；到地方后，我潜心于工作、学习，先后担任过地区、部门党委负责人和部门行政主官。每次踏上阶梯而有所迟疑时，老师的那句话就会萦绕在我耳畔。
高中对于年轻人而言，既是长知识，又是人生观确立的当口。此时，我从山乡来到了城区接受高中教育。班上的同学分别来自城市和乡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不久，城市和农村、工厂和乡村、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尚存不可跨越的鸿沟。有的城市同学认为，他们考不上学仍可以通过顶替父母或厂矿等招工端上“铁饭碗”，而农村同学考不上学就只有灰溜溜地回家挖月亮锄种地。所以，相较而言，极个别的城市同学学习用功上就稍欠一些。自然，一些农村同学也免不了产生程度不同的自卑心理。
经历了十年文革之痛，从右派平反后执掌我班教鞭的辽宁大连籍赵老师，不忍心看到学生辜负了《希望的田野上》所呈现的大好春光，他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苦口劝导同学们“上课不要踢梦脚”。
此外还令我难忘的是，担任班主任的李老师，一次竟然以响鼓重锤的方式猛烈敲击全班同学：“躺在父母怀抱里生活，没有骨气，今后在人前是讲不起硬话的。”此话尽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仍然令我这个农村崽儿震耳发聋。自那以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价值取向，让我一次次战胜人生路途上的困境。
庆幸的是，“一句之师”并没有因为我的成年而远去，相反却一直守望在每个“渡口”。
记得刚从部队退伍回乡，我去拜望已退休的高中老师。老师见我为找工作有点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且急于求成，便语重心长送了我八个字：“先求生存，后求发展。”于是我放下幻想，来到了地处老街上场的区工商局，当起了每月收入60元的临时工。
遵照老师的教诲，我沉心静气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深造、学写新闻稿件。稿子在《重庆日报》等媒体发表后，不但在全市产生反响，还使我的名字和工作引起了上级的关注。不久，我走进了区委大院，走进了区委宣传部。
记得当时，全区正在开展关于生产力的形势理论教育，单位内也组织了相应的学习和研讨。由于我脑海里只有中学课本上的几个概念，加之缺乏深入的社会实践和对历史、现实的研究，根本无法开口参与深度的讨论。我深感恐慌。有过教学工作经历和丰富理论修养的部长，像对待学生一样及时与我谈心：“理论靠积累，能力靠磨炼。只要坚持提升自己，你今后将会成为宣传部的骨干。”没想到，我后来真的走上了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岗位。
回望来时路，其实在我们成长的每个节点，都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一句之师”的身影。尤其是当你顺风顺水，处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时，如果热脑袋能得到精神上的冷按摩，那更不亚于弥足珍贵的醍醐。
那是一次报告会。我刚为老干部作完宣讲报告，一位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历史教师的老同志，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从会场来到了我面前。他亲切地凑近我的耳边说：“小伙子讲得好，但今后讲话语调再随和一点，效果会更好些。”
我感激万分。是啊，这就是南征北战、劳苦功高的老同志对后生的呵护。从此，无论在任何岗位上行事、说话，我都会在心中暗暗地提醒自己：既要自信担当，又要虚己为人。
近段时间，我拜读了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庄子》。庄子在其《内篇》中把最值得敬仰、尊崇的老师，称作大宗师。我想，在浩浩汤汤的人生长河中，那些摆渡过我们的“一句之师”，不正是这样的大宗师吗？
师慧如灯，师恩望无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