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殿配殿均已修缮，小小山门上，门额“皇恩桥玄天观”仍清晰可见。大殿墙体用大城砖，也许移建时取自皇城墙甚至是障墙也未可知，彩绘为清代后期，原有菱花门窗已无，戗檐为精美的狮子砖雕。
如今，东安门及望恩桥的部分遗址在地面2.3米以下，已被开辟为明皇城墙东安门遗址。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到过北京的外国人都在游记里提到过一位爱摄影的“杨老爷”。
英国外交官阿尔杰农·米特福德在1866年的家书中讲述了他对杨家的拜访：“杨老爷是位蓝顶子的三品官员，在兵部任职，但他每年还会有1万至1.2万英镑的私人收入……我在俄国使馆与他相识，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参加中秋节的晚宴。他在外城有座大房子……有个房间的装饰紧随欧洲的时尚，另一个房间装饰了很多把枪，还有望远镜、时钟、气压计、温度计等其他外国物品。他还有一间摄影棚……他还送给我们自拍的肖像。”
他还提到，像电报、铁路这些朝廷大臣都感到头疼的东西，“杨老爷”却很感兴趣，甚至还想在北京和山东之间架条电报线，以便能随时掌握自己在山东那边生意的状况。
这位思想超前的晚清官员就是杨昉，山西灵石张家庄人。其父杨尚文，字墨林，是清末著名藏书家。清末时其家族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北京等地开设的票号和当铺达一百余家，被称为“当杨家”，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他研习西方科技提供了条件。
杨家在北京前门外有一所大宅名“莲筠簃”，杨昉在这里交友、会客，从事他感兴趣的科学实验等。
1870年11月9日，美国前国务卿威廉·西华德受邀去杨家做客，他的养女奥利弗在游记中写道：“杨昉，是位开当铺的‘红顶’商人，是北京最富有的三个人之一，曾在上海接受教育，接触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他的屋子里有化学药瓶和照相器材……他很熟悉摄影，给我们看了他为妻子拍摄的照片。”
1871年，英国摄影家、旅行家约翰·汤姆逊在杨昉家至少拍摄了7张照片，其中5张印在他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中。汤姆逊说，还会再次拜访杨昉，“教他怎样用在北京能弄到的材料配制冲洗照片的药水。”
1874年，一支俄国考察队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中国考察茶叶产地，9月26日，队医和随队摄影师鲍耶斯基一同拜访了杨家。在探险队回国出版的照片册中，收录了两张杨昉家女眷的肖像，这两位妇人都是旗女打扮，坐在院子的小亭中。
由以上外国人的记述可知，到1860年代中期，杨昉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已经有相当的名气。同时期的中文资料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述，从中可以窥见杨昉身边的一些士绅文人对摄影的体验和看法。
刊刻于咸丰辛酉年（1861年）冯志沂的诗集提到“神魂疑被摄，倘悦不自保”，担心自己的魂魄被照相机“摄”去，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对摄影的态度。
著名画家董寿平收藏有一张其曾祖父董文涣的肖像照，就是出自杨昉之手。在董文涣的日记中还有杨昉为曾任礼部侍郎的周寿昌拍摄肖像的记录：“（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八（1872年4月15日），晴……午刻荇老过，同访少初照像。”其中“荇老”即周寿昌。
从以上文献的记载来看，杨昉的摄影实践主要在1859年至1880年之间。杨昉身后留下一部名为《朗山杂记》的手稿，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笔记，记载了配制摄影药水、制作玻璃、做动物标本，甚至种菜、腌咸鸡蛋的方法等内容，其中27条与摄影直接相关。
笔记中还5次提到一个叫“翟多马”的人，他是当时供职于大清海关，并在北京提供商业摄影服务的托马斯·查尔德的中文名，杨昉尊称其为“翟师”，可见在摄影及其他西方科技的应用方面查尔德给予了他很多指导和帮助。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中还无法得知杨昉最初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摄影方面的设备和技术，他可能在上海生活过，并在那里学会摄影，毕竟1850年代上海就已有商业摄影活动。
据其曾孙杨德裕撰文回忆，光绪六年（1880年）杨昉携家眷返回山西灵石张家庄，连同他的书籍、摄影器材、煤气设施等，“雇用数十峰骆驼运月余方毕”。
杨昉的摄影作品存世极少。这大概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拍摄的人像照片多赠予友人，不像当时的外国摄影师或照相馆的商业作品，大量复制且公开发行售卖。目前杨昉后人手中仅留存有两张杨昉的照片，一为正面肖像，一为摄于同治七年（1868年）的杨昉骑马像。
相对于照片，杨昉留下的这份手稿更为珍贵，为研究19世纪中国的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但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杨昉极可能是个特例，像他这样非常富有、对新科技抱有极大热情并乐于付诸实践、有广泛的外国人交友圈，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开明的思想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可能凤毛麟角。
文 | 徐家宁
图 |徐家宁
编辑 |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