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授衔时,共授予1048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军衔,分别为: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少将798人。1955年一直到1965年,陆续有将军被授予或者晋升为将军军衔,其中上将补授两人(王建安、李聚奎),中将补授两人(聂鹤亭、贺诚),补授、晋升少将562人。十大元帅十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国将帅。

第一次授衔主要参考的是1952年3月的军队评级和1955年1月军委提出的拟提升级别的调级方案(虽未被批准但作为了参考),并做了个别调整。根据1952年的军队评级所对应的军衔来看,正兵团授大将或上将,副兵团授上将或中将、准兵团授中将或少将,正军授少将或大校(也有副军、准军、正师授少将)。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被低授的除了请辞上将的徐立清(授中将),还有副兵团级的贺晋年,准兵团级的段苏权、袁也烈、解方,四人均授少将。至于说王近山授中将、钟伟授少将等是低授,那也只是他们自以为的,并被一些人给放大。

在这份授衔名单中,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产生了很多争议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将军们至少也是名列开国将帅,总比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获授将军,仅仅被授予大校军衔的将领们强多了。

今天就来说说那些特殊的被授予大校军衔的开国功臣,先从本有可能被授中将但最终仅获大校的传奇将领王长江说起,算是关于第一次授衔那些事的引子吧。

晋绥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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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1899年11月2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九)出生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博野县城内西街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秀才。

1915年1月,王长江考入陆军第2师(师长王占元)军官子弟小学,半年后因家庭经济拮据准备退学,幸得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视察学校,在了解到王长江学习成绩优秀之后,主动提供学费于王,使其顺利得以毕业。1917年7月投考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在2000多名考生中以第189名的成绩考入了预校。

1919年10月王长江学成毕业,被派到西北边防军第1师(师长曲同丰)2旅4团3营12连当入伍生。在这里,他与9连的边章五、11连的何基沣结为异姓兄弟。

1921年8月王长江进入保定军校第九期,习步兵科,编在步兵第5队(队长王风崮)第6分队(分队长梁耀章)。这个分队中,有何基沣、应鸿纶、周树棠、何章海、周福成、刘书春、施国宪、贺粹之等人后进阶为将军。1923年8月完成了学业,成为保定军校最后一期毕业生。

王长江毕业后被派到第23师(师长王承斌)46旅(旅长孙清山)91团(团长赵炳章)1营(营长章辅卿)3连(连长张染青)任见习官。年底,他与在广州的曲同丰取得联系,不久就因为替南方输送兵源而被撤职通缉,改投陆军第27师(兼师长张作霖)19旅(旅长高维岳)30团(团长刘伟),任技术大队中尉大队副、第3营(营长车得仞)第11连(连长单增)中尉连附。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9旅参战,在进攻山海关的战斗中王长江腿部负重伤,被送回沈阳治疗,伤愈后投奔在天津的老校长曲同丰。

1925年7月,曲同丰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王长江出任该署上尉主事。曲同丰因受到张作霖的排挤而被迫辞职,王长江也随之离职,并随侍曲氏前往山东。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极力延揽,将陆军将校实施学校校长一职让与曲同丰。王长江被任命为中校教官。1926年12月又改任军士教育团第3营中校营长。

曲同丰办了一期,待学生毕业后即辞职,王长江转投在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副军长的保定军校第五期学长张荫梧。1927年7月,王长江抵达大同,被任命为第7军(兼军长阎锡山)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随即着便装前往南口、北京等地侦察敌军情报,受到阎锡山、张荫梧的嘉奖。

10月,王长江随部参加北伐。在进攻宣化的战斗中,将此前在奉系高维岳部的情况报告给代军长张荫梧,为击败高部提供了基础情报。奉军随即以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等部实施反攻,第7军战败退守雁门关。

1928年3月,阎锡山再度组织部队北伐,王长江此时已调升第9师中校参谋主任,辅佐师长陈长捷出雁门关向当面奉军发起进攻,打入河北,直逼保定。张学良为保保定不失,派来了王长江在保定军校九期的同学刘多荃(炮科)统带的军团卫队(卫队后改编为105师,刘任师长,西安事变时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第9师趁刘多荃部刚到立足未稳,发动突然夜袭,将刘多荃部击败。随后赶到的于学忠第20军不甘于失去保定,发起了反攻。王长江随师长陈长捷坚守阵地,连续击退于学忠组织的多次进攻,坚持到援军赶到。张学良被迫令于学忠后撤,第9师一路追击,直追到北京外围琉璃河。

北伐结束后,王长江得到时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的帮助,在警司交际处任中校科员。1929年3月,王长江被派到由直鲁联军张膺芳部改编而来的第42师(冯鹏翥接张荫梧任师长),任125旅251团(团长周树棠)第2营中校营长。这是王长江从军以来第一次当上部队长。

1930年中原大战时,王长江营被改编为第27师(师长黄光华)第81团(团长刘春岭)第2营,王任中校营长,随27师进入山东与韩复榘部交战。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后,王长江所在的27师被张学良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4师,6月改番号为第67师,王任67师(师长冯鹏翥)第198旅(旅长黄光华)第396团(团长蒋纪珂)第1营少校营长。

1931年石友三部叛乱,67师受国民政府命令参与平叛。平叛结束后,该师的部队受32军军长商震的策动留滞河北归附商震(该师的两个旅长此前为商震旧部),1933年部队改番号为第139师(师长黄光华)第717团(团长蒋纪珂)第1营,王长江仍任原职。

1933年1月,日军侵占热河,向长城进犯,长城抗战随即爆发。商震部奉命开赴前线,在滦河西岸构筑防御工事。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米山先遣队一部占领冷口,使第32军侧背受到威胁。商震决定派139师迅速向冷口发起进攻,师长黄光华命令717团担负进攻任务,团里决定王长江营为主攻营。

3月7日拂晓,王长江带全营向冷口发动突然进攻,日军措手不及仓皇抵抗,经数小时激战,王长江营于上午五时收复冷口。冷口战役也是整个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进攻战役。

冷口关古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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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长城抗战越打越大,长城沿线国军各部皆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战至4月11日,第139师所属三个团都陷入苦战,而此时日军宫崎支队又向冷口右侧背迂回。商震见两面受敌阵地难以支撑,被迫命令第139师放弃阵地撤回滦河西岸。在撤退行动中,王长江带1营作为后卫坚守阵地掩护全师安全撤离。由于王长江在冷口战役的优异表现,被火线提拔为中校营长,并于1935年7月17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是为该勋章的第65位获得者。

1935年3月,土匪刘桂棠部1600余人窜入河北邢台地区作乱,威胁平汉铁路安全。商震令139师剿灭土匪,717团为追剿主力,王营为先锋。很快,将土匪追至南宫(现属河南)予以围歼,刘桂棠仅带40余人逃跑。

1936年6月,王长江受老上级、保定军校五期学长张荫梧之邀,前去太原出任教导团步兵队上校队长,旋又改任步兵科主任教官。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荫梧带教导团前往河北组织民训处。10月,河北大部沦陷,张荫梧部撤往山西陵川。1938年1月,民训处改编为河北民军,张荫梧任总指挥,王长江升任民军少将副总指挥兼第1民军区司令。此前的文章介绍我军另一位传奇功臣王天祥,此时在相邻的孙殿英冀北民军任支队司令,而王天祥率部于1941年5月脱离孙殿英后,遭日伪军前后堵击,前往沙区(黄泛区)与冀鲁豫一分区司令员朱程、政委王凤梧(1957年补授少将)会面,要求参加八路军,因日军随后即发动了大扫荡,王天祥第一次起义未能成功。1943年反扫荡英勇牺牲的朱程司令员,在38年河北民军成立时任军事教官,为王长江的下级。

扩展阅读(王天祥):出身西北军,反过蒋抗过日当过伪军军长,投奔八路后成为我军旅长

1938年5月6日,王长江亲自指挥民军第一团在潘荒地区伏击从汤阴出动扫荡的日军一个中队,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16人(战场遗尸),并缴获大量战利品。此战虽小,却为民军初战告捷,大大振奋了民心士气。

12月,张荫梧派王长江带着第1团、第6团和第7团进入博野,企图在冀中扩大势力,抢占地盘。此时的冀中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王长江很不情愿充当反共摩擦的急先锋,于一天夜间仅带一名警卫进入博野城与博野民军司令张存实取得联系,后在张的引荐下前往冀中军区司令部与吕正操会面,经一夜长谈,王长江决定按兵不动,寻找时机脱离民军,投入八路军。

上将吕正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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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冀中军区三个大队(相当于团)将王长江带的三个团和后到的民军特务团包围,王长江趁机率一部分部队战场起义。失去指挥的民军很快被我军歼灭,仅200人突围而出。这就是有名的”民八事件“(民军投奔八路军)。

1939年2月,王长江正式宣布就任冀中民军司令员一职,王长江部、张存实部、张子元部编为冀中民军三个团。1939年5月,冀中民军与120师特务团(即120师先遣支队,4个连,内有三个红军连,但为警备连而非步兵连)等部合编为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王长江任司令员,张存实任副司令员,刘子奇任政委(少将)。冀中民抗辖两个总队,分别以张子元、孙然任第1、第2总队长,王先臣(1945年6月牺牲)、邓东哲(少将)任第1、2总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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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抗成立后多次与日军交战,较著名的战斗是6月在饶阳、8月在武强,分别击退了日军一个大队级别的进攻。

10月,冀中民抗与冀中军区北进支队合编为冀中军区警备旅,该旅为军区机动野战部队,也是冀中军区唯一有红军血脉的部队。王长江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张存实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旷伏兆任政委(中将)。所属部队分编为两个团,由张子元、王先臣任第1团团长、政委,赵东寰(少将)、谭斌任第2团团长、政委。谭斌后任冀中八分区23团团长,1942年东西张岗战斗牺牲。此战我军败得很憋屈,也很壮烈,具体可参看之前的文章:42年5月28日,从追歼日军到反被围歼,这支八路军部队遇到了什么

1940年,八路军总部决定反击进入太行根据地搞摩擦的朱怀冰97军,冀中警备旅调入太行作战,与参战的青年纵队(内有771团、冀南第一团),晋察冀南下支队(内有红一团)等顶级主力部队密切配合,取得大胜。警备旅此战歼敌3000余,缴获颇丰,王长江派一团2营长林子元给聂司令送去了30万发子弹,自己留下数倍,一直用到五一反扫荡。

129师政委邓小平表扬冀中警备旅:“打的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功。”战后,警备旅留在太行进行军事整训。当时还有个插曲,刘邓首长很喜欢击毙了阿部规秀的晋察冀老一团,“做了些工作”,聂荣臻知道后赶来太行,说:一团留太行可以,我来当团政委。于是,聂司令亲自带着一团返回晋察冀,途中因为缺粮,拿缴获的20挺机枪(也有40挺一说)与当地的一个工作队换了粮食,工作队队长叫秦基伟。

1940年8月1日,王长江在旷伏兆,周干民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20日,警备旅参加百团大战。9月,王长江兼任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旷伏兆为政委,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将,红军血战湘江,红34师可查唯一幸存者)。

9月20日,为配合晋察冀一分区杨成武部发动的涞灵战役,六分区部队奉命对石德铁路实施破袭战。下旬,王长江指挥警备旅第1团和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在豆腐庄伏击由赵县出动的日军,同时还分别击退了由商邑、宁晋出援的日军,共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枪200余支,子弹万余发,是为六分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胜。9--12月,六分区部队对日伪军连续发起60余次破袭战,累计破坏铁路达100公里以上。

从1941年开始至1942年4月30日,六分区部队又对日伪军发动200余次作战,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虏伪军6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枪600余支,攻克据点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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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42年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反扫荡失败,遭受严重损失,第六军分区也损失惨重。《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在《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写道:

当夜,就听到参谋们悄悄说:我旅直及一团在深南遭到巨大损失,旅长王长江和参谋长叶楚屏下落不明,一团团长被俘,副团长牺牲,队伍溃散。同时被敌人搞垮的,还有四十地区队和深南县大队等等。真像天塌了一样,震得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又实在不能不信。

当时的情况极为凶险,留在内线作战的各分区部队和军区直属骑兵团、回民支队、抗大二分校3团等万余军民于5月10日被日军合围在饶阳县的大小尹村地域,5月12日王长江突围出来时身边仅有20余人。

五一大扫荡时日军的梳篦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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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尹村突围后,虽然损失很大,但被打散的部队又很快聚拢。此时,岗村宁次判断大小尹村之战并未给予我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随即使出了非常毒辣的一招——假令日军从根据地中心区撤到边缘,利用机械化机动优势,计划从5月23日开始再次进行拉网扫荡。而冀中军区又错误地判断日军的扫荡即将结束,不仅未令内线部队撤出,反而命令已经跳出包围圈的外线部队返回根据地。结果,岗村宁次杀了个回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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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23日开始至6月中旬,冀中部队损失惨重。仅第六军分区方面,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仁槐,警备旅一团政委陈德仁、副团长兼参谋长郭慕汾等近3000名干部战士殉国,旅直属队、一团团部及直属队、一团1营和2营、冀中区党委政工连、第40地区队(团级)、深南县大队、深束县大队及各区小队等部,仅旅部不足10人、1团重机枪排十余人、1营徐月波营长(上校)带不足百人、40地区队队长张合(少将)带数十人等突了出来。而一团团长张子元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为被俘投敌,另一说法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

参考阅读1:42年5月23日,冀中一天五战失四将,八路军在这一天经历了什么

参考阅读2:一个月驰骋千里,七场恶战、减员90%,冀中抗战的八路军有多顽强

由于情况严重,王长江和参谋长叶楚屏(少将)两位首长目标太大,司令部机关与部队在一起不利于部队行动,分区决定王长江带着旅部七、八个人离开部队掩护,就地坚持,林子元营长(大校)带2营独立活动。2营是五一反扫荡我军表现最好的部队之一,最后撤到冀西山区时,反扫荡前600余人的一个主力营仅剩61人。

王长江、叶楚屏等坚持到5月26日,后通过地下交通线的内线关系于6月3日过石(家庄)德(州)路与旷伏兆政委、马泽迎副旅长(少将)率领的路南指挥部汇合,部队有2团(基干团,不设营,团辖5个大连,反扫荡前760人),1团3营(新兵营),31、44地区队。

7月上旬,军区命六分区留下地区队坚持冀中,其余经冀南到山东阳谷一带休整,然后再转去太行。7月13日,王长江带二团(经前期外围作战减员196人),护卫着冀中区党委、行署、分区机关、兵工厂、卫生所、被服厂等单位及收容的其他被打散人员共500余人,行至馆陶县的北阳堡,突然遭遇大股日军。

民国时期较大村庄的土围子,北阳堡战斗土围墙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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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当机立断,马上命令二团长林海清(大校)抢占北阳堡构筑工事,指挥部队坚决抵御日军进攻。周围据点的日军、伪军闻讯一批批地赶来,形势相当危急。战斗期间,军分区的电台在与军区通报情况时遭到日军炮火的轰击,王长江下令马上关闭电台,这一下可把军区首长吓得不轻。就在上个月,八分区及掩护部队23团2营、30团等部遭日军合围,全部损失,分区司令员、政委等殉国。六分区电台呼叫不到,军区首长以为区党委、行署,以及六分区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入夜后王长江组织突围,前后各放两个连,1连在中间,一个排抬担架,两个排护卫着两边,中间是机关干部、无武装人员、伤病员。此时老天也来帮忙,风雨大作,大队人马从敌人的缝隙中突了出去,一枪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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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阳堡战斗,警备旅毙伤日伪军500余人,击伤日军联队长,击毙日军大队长(具体存疑,以后再查),而自身只伤亡81人(其中阵亡11人),被列为以少胜多的典型村落防御战例。

8月下旬,王长江指挥警备旅与27团一起,掩护军区、区党委、行署等机关进入太行根据地。冀中警备旅改称太行警备旅。11月,警备旅与太行一分区合并,王长江兼任一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为秦基伟。

在太行山上坚持抗战一年后,王长江奉命率警备旅前往晋西北根据地,与先期到那里的原冀中主力部队汇合,此时原冀中的部队在晋绥的有32团(老16团的两个营,原32团在41年底日军对十分区扫荡时损失)、17团、26团(17团拆分组建)、18团、22团、27团、29团。留在冀中的主力部队只有24团和23团1营余部。

此时警备旅的两位团长,一团长林子元(左),二团长林海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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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行到晋西北,中间有日伪军设在晋中平原的同蒲铁路、汾河,太汾公路三道封锁线。11月,王长江带警备旅翻越太行山后,命令部队全体上刺刀,以180里强行军的冲锋姿态强行穿越晋中平原,真的是神挡杀神,鬼挡杀鬼,冲垮了日伪军的层层阻击,胜利进入晋绥根据地。

1943年11月,晋西北和塞北(由绥远、雁门两区合并而成)两个行政公署合并,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自此,晋西北根据地与大青山根据地合称为晋绥边区。

晋绥八分区地处同蒲铁路以西,汾(阳)离(石)公路以北,西连三分区,北连六分区,东临太原,是延安通往晋绥边区的南大门,进而连接整个华北根据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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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由于缺少八路军主力部队,八分区被日军的点线封锁策略割裂成一个个小块,在日军的蚕食下,形成了敌进我退的局面(整个晋绥均不同程度有此情况)。为此,彭总特意指示调警备旅去八分区。

1943年底,警备旅调入晋绥八分区,王长江任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罗贵波(中将),警备旅一团、二团分别改番号为第一、第二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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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28日,日军1400余人对八分区发起扫荡,王长江指挥部队采取机动灵活战术打击敌人,不仅歼灭日军230余人,还适时地配合军区主力发起反攻。

8月28日,根据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部署,八分区与三分区展开了以攻击忻(县)静(乐)、离(石)岚(县)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的秋季攻势,攻占了多处日伪据点,切断了离石公路。

9月初,日军对我第六、第八分区发动扫荡,八分区部队在三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在离岚公路上的西属巴、赤坚岭、前纳会等地伏击日军。

日军机动兵力不足,每次扫荡都要抽调各据点日军,致使后方兵力空虚。早已摸透日军这一套的王长江决定向日军的后方发动突袭,这个打法也是冀中反扫荡总结出的经验。

9月14日夜,王长江指挥部队向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军事据点汾阳发动了突然进攻,袭击了汾阳城外的火柴公司、飞机场、火车站以及城北的大营盘,在歼灭日伪军一部后顺利撤出战斗。第二天故技重施,又再次袭击了上述目标,烧毁了火柴公司哨楼,破坏火车站、飞机场和电灯公司等重要设施。16日,王长江大胆的对汾阳西北的协和堡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我军以突然袭击的战法射杀日军哨兵,冲入纵深。经一夜战斗,将据点守军全部歼灭,生俘日军2名。23日以后,王长江又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和收复了娄烦镇、东渡和交城以西的东社、五元城等据点。八分区的战果勇冠此次反扫荡作战参战各分区部队。

福尔曼拍摄的晋绥八分区八路军,猛一看差点分不清了。这是战士们获胜后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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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8月底,英国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卡斯堡少校等专程赶到晋绥边区采访。在八分区,他们连续三次在距离战场不远处观战,目睹了八路军火烧汾阳机场、袭击机场附近的电力公司、袭击汾阳城东门外的火柴厂和公共汽车站。从望远镜中看到八路军以娴熟的战术动作勇猛地突入机场展开进攻,火光冲天,枪炮声不断,而周围据点的日军则龟缩在碉堡炮楼里不敢出来应战,这些老外们高兴地直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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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晨,八路军押着在协和堡战斗中俘虏的日伪军和缴获的战利品经过记者们观战的窑头山下,附近的老乡们扶老携幼,带着食物茶水慰劳八路军,连陪同洋人的重庆方面人员也不禁感慨:”这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啊!“记者们和美军观察员则带头三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福尔曼后来在《北行漫记》中写道:

战士们从城里回来。一长队的人在曲折的山径上蜿蜒而行。多伟大的场面啊!他们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战利品——来复枪,机关枪,剑,钢盔,电话,战旗,毛毯,大衣,一包包的盐,一袋袋的米,一匣匣的香烟和火柴,甚至还有几辆脚踏车。有几个兵还带了几瓶苏打水和日本酒。一个人戴了一副死了的日本兵的眼镜。他们似乎完成了远比命令多得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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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区军民的出色战斗,传到了延安。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吕正操:“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此后,八分区的经验推广到各根据地,八路军开始了局部反攻。

受到主席表扬的还有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人,他就是时任八分区交城县委书记的华国锋。他在缺少主力部队支援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和县大队、民兵,将侵入交城根据地的敌军据点断粮断水,硬生生将日军挤了出去。

进入1945年,各根据地均开始了反攻。王长江指挥八分区部队连连出击,战果颇丰。1945年7月10日,贺龙令358旅从陕甘宁边区赶回吕梁,打击日军,收复国土。5天后,晋绥军区组建了吕梁、雁北、绥蒙三个二级军区,八分区划归张宗逊任司令员的吕梁军区。

日本投降后,王长江指挥部队在贺老总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31日参加了收复文水城的战斗,后又指挥所部参加了策应晋察冀部队进攻归绥(呼和浩特)的战斗。就在文水战斗胜利后不久,五一反扫荡表现最突出的二营被贺老总要走了。不久后,晋绥军区部队组建了3个独立旅,编入了晋绥野战军。冀中部队中,除32团以及由骨干组成的20个团架子开赴东北外,其余均编入三个独立旅。

12月,王长江调任抗大七分校校长,政委杨尚高(少将)。半年后七分校结束,王长江于1946年8月调任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姚喆(中将),政委乌兰夫。

事后看来,这次调任七分校校长对王长江来说尤为关键。当时,冀中军区的首长吕正操奔赴东北,程子华早已调任晋察冀,早期的军分区(师级)干部中,有的在抗战中牺牲,有的坚持冀中,也有的调任他处,在晋绥的仅有王长江一人。如果王长江留在部队,晋绥部队单独组建一个纵队,王长江的司令员也许是一种可能。

待王长江办完学归来,冀中和晋绥的老部队已经编入一纵和二纵,晋绥后续又将地方部队升级,与少量老部队合编为三纵时,王长江已赴绥蒙军区任职。待到彭绍辉竭力组建起七纵时,已是1948年底。而与彭绍辉(上将)和姚喆,以及一纵的贺炳炎(接张宗逊)、二纵的王震、三纵的许光达、四纵的王世泰、六纵的罗元发这些老革命比,王长江的资历无疑相差很多。也只能说,西野的干部要比任一野战军的干部资历都要老。

王长江到任绥蒙军区时,正值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失利,绥蒙军区被迫转移到山西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的困难时期。司令员姚喆组建前进指挥部在前线作战,留王长江在左云负责民兵组训和后勤粮秣工作。

1948年8月底,绥蒙军区机构大部在左云改组为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姚喆),受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王长江任八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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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纵的底子很好,不足之处是兵员少武器差,且在集宁(今乌兰察布)战斗中拼得太狠,伤了元气,而遇到的是国民党军中很能打的傅作义部队,因而,八纵成立后主要担负的是牵制绥东傅作义部的任务,为保证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9年2月,八纵整编为第八军,王长江任副军长兼参谋长。5月,第八军奉命撤销,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王长江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8月,调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参谋长兼军区直属党委副书记,随后又兼任开国大典阅兵副总指挥(总指挥聂荣臻)。

1950年8月,王长江调任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孙毅,中将)副校长兼教育长,同年11月3日华北官校改称华北高级步兵学校,1951年3月5日,学校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称第六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孙毅),王长江继续担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昔日部属张树桥(第717团1营副官)找到老长官请求介绍工作,王长江顾念袍泽情谊,未能深察,介绍其到石家庄公营中海炼油厂工作,谁知此人竟是特务。张被逮捕后,高级步校党委将此事上报给军委总政治部,1951年6月19日,王长江受到了降职降级并留党察看的处分。

1952年6月,王长江被重新启用,任山东军区菏泽军分区副司令员。抗战初期的主力野战旅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这个时候却当上了军分区副司令。参看五一反扫荡时保护旅部的2营营长林子元,此时的职务是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可知这一次王长江虽然被启用,但降了好几级。

1955年7月,王长江升任菏泽军分区司令员,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10月,王长江因病离职到青岛休养,后转赴济南。1978年11月17日,王长江因脑血栓医治无效,在济南军区总医院(90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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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一下王长江在各个时期的上级、搭档和下级:上级为上将或中将,同级的政委授中将,下级中,副职及参谋长为少将(有中将一人),团级干部抗战中期以前的为少将,晚期的为大校,营级干部为大校或上校。可大胆猜测,如果未发生1951年不察之错,对照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对应的正军级,到1955年已满5年,那样的话,在军委综合各地上报后提出的拟提升级别的调级方案,王长江极有可能列入拟调升准兵团级的大名单;再对照各大区的副参谋长在1955年授予中将,作为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的王长江似应看齐;再考虑王长江以旧军人身份、民众抗日团体领导人身份,投身八路军坚持抗战这一加分项,以及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获授上将,似乎王长江可以作为坚持冀中抗战的代表获授中将

王长江虽然只获授大校,但是国家是认可他的功勋的。1957年6月18日,离休的王长江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如今,在各种记叙王长江事迹的文章中,对他的称谓均为开国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