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与同盟会的关系如何，都不能否认，就起义的准备和最终起义成功来说，甚至从起义的领导者在起义成功后受同盟会或国民政府排挤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政治基础根植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不是对西方思想和共和政体的热衷。
而且，他们的起义也绝不是如表面现象看起来得那样仓促和突然。
如果说能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策划出一场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影响的成功起义，是有些突然的话，那正说明他们所根由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与孙文及其同盟会自1900年以来的各类失败的国内反满起义（1900年唐才常、1904年黄兴、1906年萍浏澧、1907年徐锡麟、1908年熊成基等）相比，更接近于正确；
如果与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新军起义相比，两者前后只差半年，而结果却天壤之别，就更说明这一点。
而这个政治基础也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它与两湖地区1908年后普遍的社会动荡有着重要的关系。
第一，湖南湖北两省的督抚，在1908年后，更换较为频繁，难以形成对社会强有力的管制。
如湖南，自1903年开始，巡抚八易其人，尤其是1910年后，长沙抢民风潮导致巡抚岑春蓂调离，接任巡抚杨文鼎因铁路国有计划和谘议局的羁绊，不得不辞官，而新巡抚也是最后一任巡抚余诚格1911年9月10日到任，1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
而湖北情况也好不到哪去，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后，总督多次替换，直到1910年4月，满洲人瑞瀓任总督后，才稳定下来。
但此公颇有魄力，厉行新政，打击污吏，至1911年夏时，湖北81个知府、知县中，32人榜列开缺①，一时大小官吏人心惶惶，官僚体系陷入混乱之中。
两湖政事的这种情景突显了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实际上削弱了皇权、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地方正在从各个方面挑战中央政府的管制能力。
而这也恰恰是满清皇室在1898年后迟迟不愿意推行新政的主要原因。
第二，两湖地区的经济状况处于不稳定的恶化状况。
1909年秋天，洪水和饥荒在两省泛滥，湖北有200万人受到直接影响，大批受灾难民涌向城市，据估计至少有10万人在汉口寻求救济，已经超过了城市的接纳能力，城市本身则深陷铜币贬值、粮价上涨、工厂倒闭、钱庄倒闭、失业群体不断增大的窘境之中。
海关税务司的报告指明，1910年汉口的地价降低了25％－50％，这表明银行的压力已经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鸦片禁令生效之前，人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最后一次的鸦片贸易中了②。
日益贫穷的市民、入城打工的农民工、小商店主、最不能忍受社会不公的学生以及抨击时政的报纸等，将城市推向接连不断的罢工、集会、骚乱和抢劫之中。
同时，洋人们的趾高气扬，多次将民众的不满引向自己，并进一步地通过洋人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加剧着城市秩序的脆弱趋势。
第三，推行新政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以及作为赔款担保的厘金和税课，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税赋，而且也使省财政入不敷出，这不仅使新政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连带也将这笔账算到了列强入侵上，最后被逻辑地确定为清政府的无能和对洋人的屈服、对汉人的压逼。
说实话，这并没有冤枉洋人和清室。
如湖南每年要为辛丑赔款税课70万两，湖北则为120万两③。
湖南1911年的新政预算为175万两（其中：海军9万、新军60万，学堂40万、巡警10万、收回铁路50万，立宪准备4.4万、人口普查1.6万），而湖南1911年的岁入约674.5万两，总支出为831.7万两④,出超的部分差不多正是新政预算部分。
而湖北1911年为军事、教育、法律、巡警、行政、自治政府、工业和铁路等新政支出总数达1千万两。
政府解决赤字的方法不外是三项：一是增加赋税，但已经到了限度，因赔款是额外增加的部分；二是靠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收入（有点像金融危机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三是发行公债或向国外借款，如1908年总督陈夔龙从外商手中借入300万两，1909年湖北省出售240万两公债，1911年总督瑞瀓以7％年息向6家外国银行借债200万两⑤。
第四，1910年4月13－14日，长沙因两湖地区旱灾因其大米价格暴涨、英国人抗议湖南巡抚禁止大米外销政策及民妇因无钱买米自杀而引起抢民风潮，短短两天内，风暴所到之处，巡抚衙门被化为灰烬，7间教堂、2艘英国轮船公司船只和仓库、4间外国人商店、2间外国旅店、5所政府被彻底焚毁或捣毁，大清银行、海关银行、巡警局、日本领事馆和邮局、8间日本人及1间租用教堂、100家以上米店被洗劫一空，内部被毁坏，另有华昌炼锑公司和4间外国商行和住宅被抢掠。⑥
抢米风潮及两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表明，导致一场成功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经济衰退，自然灾害，由新政引起的不满，打击士兵和学生最厉害的政府开支的削减，对铁路国有化的愤怒，以及立宪运动的跬步不前，所有这些，联合起来创造了一种不满现状和丧失前途的气氛。这种不满，最后集矢于中国的最高当局——满清王朝……同样重要的是，所有各阶级的不满，产生了一个普遍信念，那就是，清王朝已临崩溃边缘。”⑦
而发生在 1911年5－9月的四川路权运动，及其多达10万民间武装反抗政府的骚乱⑧，已经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以省谘议局为主体的新士绅，已经开始由立宪者向革命转变。
而且人民的反政府情绪和反洋情绪，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任何使人民无法忍受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起民众自发的反政府行动。
四川路权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秘密会社与士绅的联合，已经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领域和华南沿海，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而士绅的领导作用明显在加强。
新士绅力量以背向皇权的地方主义方式崛起，将构成对皇权的致命一击。
而湖北新军中的新士绅群体，尽管从武备学堂（按清政府的规定，武备学堂属于高级学堂，毕业生可获得举人功名）毕业后，还大多只拥有士官的低级职衔，但作为一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正在成长中承担着自己的责任。
重要的是，他们动员了可以被组织起来的3000多名思想一致的士兵，来实现自己的计划。
【本文完】
注释
①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202 页。
②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200 页。
③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141 页。
④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140－141 页，及表 5：湖南新政措施的代价。
⑤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141－142 页。
⑥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163－170 页。
⑦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182 页。
⑧[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 601－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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