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 Lincicome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离岸外包”很不好，它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削弱了工业能力，导致了失业，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创新。大量的专栏文章、新闻稿和竞选演讲谴责了离岸外包的危害，政府领导人也把离岸外包和回流作为他们竞选和政策议程的核心。
然而，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家Teresa Fort的一篇新论文显示，这种叙事存在问题，带回海外制造业的努力，实际最终会伤害美国一些最大、最具创新性的制造企业以及相关美国工人。
Fort的新论文利用美国跨国公司一套新颖的数据，来揭穿有关贸易、投资、生产以及最重要的创新之间关系的许多误解。她首先纠正了人们对制造业的一种常见误解——它不仅仅是生产/转化，还包括前期设计和创新以及后期销售、市场营销和分销，然后根据发生地点将这些制造活动分为四个象限：
大量关于离岸外包的讨论，仅仅局限于单个象限：国内或国外，内部或外包，但很多美国制造商是全象限开展活动的。Fort提供了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德州仪器和福特汽车公司。前者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商，与外部承包商密切合作，但它在国内也经营着几个晶圆厂，在墨西哥、欧洲和亚洲等地则还有11个晶圆厂。福特则有许多协议制造商，全球30个制造工厂中，有20个位于海外。
我们还往往忽视了一个相对较新的“制造商”类别，就是在美国国内或国外都没有实际工厂，但仍然在制造的各个阶段非常活跃。Fort提供了这类“无工厂产品生产商”的3个例子：
苹果公司深度参与实物商品的制造，但是通过主要位于国外的第三方协议制造供应商来进行。类似地，耐克在38个国家拥有640个工厂，都是与合约制造商的外包关系。高通是许多“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之一，它们设计芯片，并主要依赖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协议制造商进行生产。
政客和评论家仅不满于第三、第四象限的活动，认为美国公司将生产外包到国外会削弱美国的产出、就业和创新。但他们在多个层面上都是错的：
首先，美国的跨国制造商并没有将所有制造工厂都迁往海外。Fort发现，在1700家拥有海外分支的美国制造公司中，1200家同时拥有美国和国外的制造工厂，350家仅拥有国内工厂，而只有150家企业完全拥有国外制造工厂。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最普遍的跨国制造商类型是同时拥有国内和国外工厂的“跨国”生产商。
其次，这些跨国制造商对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特别是，Fort发现，在国内外都有工厂的公司，虽然数量上占美国所有制造企业的很小份额（243700家制造企业中，只有1200家是这种类型），但这类公司的销售额占据主导地位——其国内销售额3.85万亿美元、国外销售额2.86万亿美元，两者之和比其他类型企业的总销售额还多2万亿美元。此外，这些公司全球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来自其美国工厂。
跨国公司还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其中超过一半（656万）在美国，而约有360万在制造工厂，大部分是蓝领。总体而言，相比仅在国内运营的242000家美国制造企业，拥有某类海外业务的1800家美国公司，雇佣的美国工人却多了约20万——前者共雇佣1106万人，而后者则雇佣1127万。
Fort于是强调：简而言之，2007年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企业将几乎所有的综合制造工厂迁至海外，并利用这些工厂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相反，美国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国内和国外都生产，且大致均分。
这些旧数据得到了新研究的支持，新研究显示了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是如何继续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在美国的业务和员工。例如，2021年的一篇论文发现，2016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绝大部分销售是流向东道国（59%）或美国以外的国家（29%）。事实上，只有12%的销售符合政客们所抱怨的典型“离岸生产”模式。对中国来说，这种差距更大：近83%的美国跨国公司的销售面向中国市场，而只有6%的销售回到了美国。
研究还发现，很少有跨国公司增加海外招聘并减少美国员工人数（表明外国员工正在取代美国员工）。例如，在2017年，Axios发现25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只有4家这样做，对其他公司而言，趋势是相同的——国内扩张伴随着海外扩张，国内裁员也意味着海外裁员。
正如我几年前解释的那样，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美国制造业投资：海外扩张通常也意味着国内扩张。
考虑到这些趋势，并不奇怪的是新研究表明，在美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中数量相对较少的“商品贸易公司”，创造了自大衰退以来所有新增净就业岗位的一半以上。
在传统制造业（不包括无工厂企业），就业人数的情况更加明显：从2011年到2019年，非贸易制造企业的劳动力规模大幅缩减，而贸易制造商推动了行业的就业增长。
这一趋势涉及到第三个被Fort的数据揭穿的谬论：全球化，特别是进口，破坏了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相反，她发现，主导行业的跨国制造商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口量几乎与出口量相当（约为其他类型制造企业总和的四倍），而且进出口力度很大（即进出口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更高）。这些货物经常出口到国外的附属公司或从其进口，但也有大量货物往来于非关联方。
总体而言，这些数据描绘了跨国制造业的真实面貌，与我们在华盛顿经常听到的观点大相径庭，并更加复杂。特别是，美国最大和最成功的跨国制造企业确实大量进口商品，但这些商品通常是制造业的原材料（例如汽车零部件），它们可以促进其国内生产业务（例如汽车制造）。跨国企业也进口制成品，但它们通常是对国内生产的补充，而非替代品。例如，福特汽车可能会同时从墨西哥进口零部件和价格较低的嘉年华(Fiestas)，从而使其国内工厂能够专注于制造更高质量、技术更先进的SUV。这些企业也大量出口商品，通常是向“离岸生产”的合作伙伴出口。综合起来，这些趋势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最大的进口企业，也是我们最大的出口企业，这一切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另外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也购买了大量国内产品：美国跨国公司采购的商品中，将近90％（8.8万亿美元）来自其他美国公司。
第四，Fort的研究表明，跨国制造商，尤其是那些在海外拥有制造业务的公司，在美国雇用了相对比例较高的“知识型工作者”，他们在前期和后期生产任务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她发现，虽然仅有3％的国内制造业劳动力从事这类知识型工作：
大约19%的跨国制造商的就业来自知识型工作，是所有类别中最多的（尽管商品生产仍然是这些公司在国内的主要活动）。这些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在制造特定商品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并利用它们在美国的知识型工作者支持其在美国和海外的制造业务。
约15％的“无工厂”制造业就业来自类似的 知识型工作，这一比例在制造业中排名第二。 Fort进一步发现，这些公司相对较年轻，更加依赖贸易，薪酬也比可比的美国公司高，从1997年到2017年期间，它们的知识 型员工数量和占比上都大幅增加。 她指出，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研究表明，与同类企业相比，无工厂制造企业往往更具创新性，研发支出更高，专利和商标也更多。 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表明，无工厂制造企业在美国专注于前期生产阶段（设计和研发），而将“实物转化”阶段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其他公司。
因此，Fort得出结论：尽管组织形式不同，但无论是美国国内生产还是无工厂模式，跨国公司在国内雇佣了更多的知识型员工，同时也在研发上投入更大，获得的专利也更多。这些模式凸显了新贸易模式的需求，在这种模式中，制造地点的低工资，可以使得美国国内专注于创新的公司引入更多的创意。……当这种专门化涉及到早期生产阶段（如设计和创新）的重新配置时，离岸外包甚至可能带来动态收益，因为创新回报增加，促进了研发和创新，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意。
简而言之，离岸外包不仅帮助这些公司赚了很多钱，而且通过良好的专业化(以及其中的一些钱)，推动了美国的技术前沿，潜在地刺激了这些美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更多创新。
过去的研究和大量案例再次强化了全球生产与创新之间的联系。例如，上述2021年的论文发现，2016年，制造业部门参与全球化越高，其研发支出就越多。因此，毫不奇怪，美国的高科技制造业是最全球化的。Fort本人也提到了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这是最早采用无工厂模式的行业之一，在这种模式下，美国子公司专注于创新，而外国供应商负责实物生产。她指出，“过去二十年来，该行业的突破性专利的增长最快”，也是1992-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产出（按附加值计算）增长的主要来源——尽管与此同时，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进口激增。在推动这一增长的过程中，半导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既通过跨国公司（德州仪器、英特尔等），也通过无工厂模式（高通、英伟达等）——正如Fort所说，这反映了公司层面核心竞争力和组织跨公司与跨国生产的战略性决策的重要重要作用。它并不是一刀切的。
离岸外包与创新之间联系的其他例子比比皆是。IBM以从计算机制造商转型为服务公司而闻名（仍在国内外制造一些产品），如今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它最近宣布了量子计算和半导体方面的突破，后者将与日本的生产商合作生产。当然，苹果是一家完全“无工厂”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它不仅雇佣大量美国人从事研究、设计、营销和销售，还通过服务业务创造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收入，仅上个季度就达到了2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开展的。与此同时，苹果的应用商店在2022年对经济活动贡献了1万亿美元。
亚马逊更侧重于零售业，但它也是一家跨国制造的创新者，利用中国台湾富士康在印度制造的Fire电视棒和其他小工具来推动其核心流媒体和零售业务，以及在国内外设计和制造的定制硬件，为其庞大且高利润的云计算部门AWS提供动力。
但正如达特茅斯学院的Matthew Slaughter几年前指出的那样，这些成功的跨国模式并不局限于科技公司：例如，卡特彼勒在美国本土和海外生产重型机械，同时也在海外进行一些研究——但这些都是为了支持其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主要研究机构。与此同时，陶氏化学在沙特阿拉伯的大型石化综合设施为陶氏公司和18家美国工程、设计和其他高价值服务公司提供了大量美国就业机会，自2007年以来，这些公司赢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正如我们所讨论的，美国疫苗制造商辉瑞和莫德纳同样具有生产力、创新性和全球性。
总体而言，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制造商——跨国和无工厂、科技和非科技公司——经常在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不仅保持了其全球主导地位，还增加了更多的创新领导者：
是的，中国也取得了进步，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几十年的离岸外包或"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导致美国失去了技术优势。事实上，相反的情况更为真实：新的研究显示，美国持续的研究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全球合作方面的不成比例的利用，特别是在物理科学和技术领域：
尽管近年来政府的研发经费一直相对稳定，但企业的支出已经创造了新的（通胀调整后的）纪录：
最后，Fort对目前跨国公司海外制造业务回流的努力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警告：任何这样的转变，都可能最终损害这些公司在美国的创新。
如果一体化和区位决策是相互依赖的，那么贸易政策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生产地点，还会影响企业一体化活动的范围。这些联系对于分析贸易成本潜在变化的成本和收益至关重要，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提议用“小院高墙”来保护美国技术，这可能会打破目前国内创新和国外实体转型之间的平衡。无工厂产品生产商可能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它们无法单方面迁移供应商。
简而言之，政府通过关税、本土化（"购买美国货"）要求和补贴等手段，对国内创新型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务进行扶持，可能导致它们在国内创新业务上投入的资源减少。正如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警告的那样，即使通过大规模政府补贴，其在美国制造的芯片也将比台湾同行更贵。如果这些更高的成本转嫁给苹果或英伟达等“无工厂”客户（目前被认为是"可能"的），这些公司的研发支出会减少吗？正如Fort所指出的，当前的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捕捉到今天的现实，即美国公司销售在国外制造的最终产品，但使用国内劳动力和创意进行设计、分销和营销”。我们的政治当然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