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广元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高，我在深圳接触的人中，知道广安的十之有六，晓得广元的十不及三，他们总是要将这两个城市弄混，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邓小平是广安的；尽管广元将“女皇故里”叫得个山响，但是，在全国亦或是四川的城市排名中，要论在地级市的层面上，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经济形势，几乎都是垫底般的存在。
之所以如此，除了历史原因，地区的劣势也限制了发展，广元虽说是川北门户，但向北是连绵逶迤的秦岭，向南是关隘高耸的剑门，西邻陇南，东接巴郡，俱是经济不发达之地；且地域狭长，限制多多，经济的滞后便也是自然之事。
广元是地级市，地大物不博，地处川陕甘交界之处，以前人口不算太多，真正可称为老广元的人自然也很少，城市中人如果向上数三代，半数以上是外地来此之人，不过，这或许是我生活环境使然，有以点代面之嫌也未可知。
我自不是老广元，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广元的，地点是东坝的小孙家沟，即现在的120厂，虽然现在工厂早已“垮了”，但里面居住的人却也不少，这包括以前的老职工及众多的“沟N代”。
厂区经常有从曾家下来的山民，背着鸡蛋或笋子，同职工们交易或换些衣物等物品，我们都称为“九区农民”，我现在只知道我下乡的中子区是八区，曾家是九区，大滩是十区，至于其他区乡的排列是如何一个情况，问遍了我周围所有广元人，竟无一人知道，也希望晓得的朋友在评论区告之一声，感谢。
沟对面是南河，即今万达广场那片地域，儿时那里是种着西瓜的大片沙土地，间杂着是棵棵的桑树，桑椹成熟之时，我们便会趟河过去，吃了个肚圆，直至去那“五谷回轮之所”时，方知吃得太多了。
从我住的厂灯光球场到沟口约一公里多，而沟口到广元城的距离是五公里，时值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凭票证，肉是一月一斤，以我家四人计，每周我都会步行去城里买一斤，因为那时在广元是没有公共汽车一说的。
进城一般是沿着铁道走，经职工医院，过东坝火车站、看见平桥屠斩场便算是进城了，也不算太远，约一小时的路程；但有时我会顺着公路走，这是今天同利州东路平行，紧贴着铁路下面的公路，这是当年东坝的主干道。
倒不是因为路好走或更便利，而是因为路上经常有操着河南口音的大爷们，驾着吱吱作响的马车，在向各工厂运送了沙石红砖后空车回城，如果运气好，遇到好心的大爷，便会带上我们乘坐，那真如同登上了古代战车般的感觉，爽极了。
我是很愿意担负起买肉这一“重任”的，因为在母亲给的一元钱费用中，除去买一斤肉的七角钱外，余下的钱便可作为“劳务费”，划归我的“小金库”，由我任意支配，这在当时可谓是天价般的酬劳了。
卖肉的地方在今天东街和市场街交接的路口，我不知当时城中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卖肉，而我总是来这里，每到此处，不说是人声鼎沸，却也是摩肩接踵，很多人挤在一起排队，随着卖肉人刀斧的挥舞，各色人等便拎着一挂长条形猪肉，喜滋滋地回家去了。
卖肉这一职业，在当时绝对是具备高度幸福感的存在，家中如果有一个从业者，全家便会引来周遭之人的羡慕，至少，那些大肠和肝、腰一类，甚至猪头，是不会上销售案板的，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以至于我曾经也想进入这一行列，但一看见那明晃晃的砍刀，在黝黑的铁棒上磨得嚓嚓作响，瞬间便打消了对这一职业的向往。
买好肉后，走向市场街，我不记得这条街上以前是否叫这名字，但在同肉市场丁字形的结合处，有一家面馆卖的凉面很是诱人，这也是我每次进城要光顾的地方。
店中所卖的凉面，并不是现在广元人所理解的凉面，应该是现在人们口中的“掸凉面”，在一个如门板般的木案上，铺着一大片刚起锅的面条，热气腾腾地将整个面馆弄得有些迷蒙。
随着硕大的风扇呼呼地飞转，营业员用一双长长的筷子，将面条挑开、抖散又吹冷后，用“生青油”均匀地将其涂抹成金黄状，煞是好看，再浇上些许佐料，便一角钱一碗地摆在了顾客面前，那叫一个好吃。
鼓楼上最著名的店铺，肯定是亨德利莫属，它是以卖钟表为主，也销售眼镜，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不会光顾的，但自八十年代开始卖磁带和唱片后，也成为我必须的“打卡”之处，黑胶木的唱片太贵，自然是很少买，而三角钱一张的塑料唱片，则是每次都要带两张回去的。
斜对面有一家正宗的国营饭馆，生平第一次用自己的几角钱，同小伙伴一起“下馆子”，一份素菜几碗饭，就着不要钱的汤，便吃得个肚儿滚圆，不过有一次是例外，说来也是让人终生难忘。
正吃着，桌上突然端上了一份爆溜肥肠，抬眼一看，一个银须老者笑咪咪地对我说，“太硬了，我嚼不动，只吃了一块，你们吃吧。”看着老人和善的面孔，一副民主人士般的文化人模样，在一番谢谢后，当然是笑纳了，那吃得叫一个香，这也许是我此生吃得最可口的一顿饭了。
广元北街上有个裱画店，店面很小，而我每次进城都是要去的，看着师傅们用腊块在纸上用力的涂抹，然后裱在画的背后，我一站就是近两个小时，觉得这就是世上最高尚优雅的职业了，也许正是在这里的艺术浸润，使得我以后就想成为一名文物鉴定师，可惜却没有如愿。
在这里，时常会遇到一个人，从人们对他的称呼中得知，他便是当年广元书法的一哥，名叫侯正荣，他的字很有特色，我亲耳听见他揶揄自己的书法是广元特产“核桃体”。
侯正荣同我岳父母相熟，后来在我家中客厅上，一直挂有一副他的书法对联，“振山川秀丽，玉兰花芬芳”，这是将岳父母扬振山和薛玉兰的名字镶嵌其中，可惜搬家后，这墨宝也不见了踪迹。
裱画店隔壁是北街小学，对面有一家小人书店，一分钱看一本，那里面的书我是全部看完的，店主将小人书的封面剪下后贴在墙上，花花绿绿的铺了个满墙，煞是好看。
四五张低矮的长条凳，摆在光线并不太好的屋子中，里面的小朋友都一人一本，聚精会神地看着书，店规是不允许两人同时看一本的；我的计划支出是一角钱看十本，但后来进店先问有无新书，直至没有了新到的书后，方才悻悻的离去。
如同很多甘肃人听秦腔一般，当时的广元人听的不是川剧，而是豫剧，记得当年曾混进去过一次，大概是属于“铲锅巴戏”的那种，即演出过大半时，便不要票即可进去。
剧目早已忘却，只记得是主角是豫剧团的明星李国珍，她同我岳母关系相当好，她儿子就是后来成都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周东，其主打节目《东周社》，至今还保存在我电脑订阅号的收藏中，时常观看，在知识性的提升上，获益匪浅。
位于邮电局对面的新华书店也是常去的，小人书很便宜，每次进城都要买上一本，至今家中还有一堆，几十本一套的《三国演义》大半在此购得，所缺的便托去省城出差的叔叔阿姨们购回，历时一年有余方才补齐，真不容易。
新华书店是进城必去之地，时间一直延续到我九十年代去北京打工，少年之时，店中有一位“金”姓女人，长相非常地漂亮，大家都叫她“金凤凰”，她是我母亲在职工医院住院时的病友，所以，每次进店都要尊一声“金阿姨”的，另外还有一位来自北京女性，端庄大气，一口纯正的“京腔”，是那般的悦耳。
从儿时购买小人书到后来预订各种名著，从无事便来闲逛到为厂宣传处购书，新华书店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这里不仅留下了我儿时的幸福时光，也是见证我青春消逝和渐渐变老的历程，有着太多的感叹。
及至八十年代初，广元邮电局恢复了集邮业务，从小喜欢集邮的我于是也时常去那里购买邮票，也时常在地摊上同卖邮票的小贩讨价还价，乐此不疲；当时的工人俱乐部也有人下围棋，我便也加入其中，一不小心还得了几届的广元冠军，小开心了不少时间。
旧时的广元并不大，对那时的我来说，将军桥外即“天涯”，记得当年去千佛崖时，破烂不堪，野兔乱窜，根本就无路可走，空气中弥漫着从溶剂厂飘来的浓烈的酒糟味道，直让人头晕目眩。
而那皇泽寺更是无人管理，随意进入，缺损头颅的佛像和被烟火熏得黝黑的四壁，让人感觉到一派的凄凉之感。不过，当时全国都是一样，在温饱还成问题的年代，有谁会拿这老古董当回事。
离乡日久，现在回到广元，城市的发展让我有了“找不到北”的陌生感，可依稀中还能辨别出它当年的模样，尽管广元现在的发展严重滞后，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城市的变化还相当大的，这肯定也是广元人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但是，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研究所公布的消息，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上，广元竟然沦为五线城市，这真是让人大吃一惊，甚至有些不太相信这数据的准确和权威性，只是不知这五年来，是否有赶超的迹象，是否已经上升为四线城市。
依我的感觉，广元怎么也是能排进四线的，连现在以“村超”爆火全国的贵州榕江县都是四线城市，如何堂堂地级市的广元会是五线？即使是在末尾苦苦挣扎，怎么也也不至于如此惨淡地沦为五线的层级。
不过，无论是四线还五线都不重要，因为我相信，广元肯定会越来越好，特别是在主打康养城市名牌的进程中，绝对会惊艳世人。
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向皆是过往！广元作为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我早已是将这里看作是家乡，在深圳时，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会非常自豪地回答道，我是广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