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磊-心理咨询师
她叫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用一种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方式：“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在学校某研究生宿舍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半蹲着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半蹲自缢呀！看到这个次让我心疼到想要骂人。这是多么的绝望且无助呀。
11月26日，杨元元自杀，而那个盥洗池距地面不足一米。同学说，只要有一丝生存欲，杨元元随时可以站起来重回生门。家属认为，发现杨元元时，她仍有心跳和脉搏。校方称，120赶到现场，9时5分左右，将杨元元抬上救护车，送往南汇区中心医院。9时15分，杨元元的心电图，只剩一根直线。入院后，医生宣布杨元元死亡。在死亡证明上，死亡日期为26日10时，发病到死亡间隔时间为“不详（3小时）”。
多么憋屈！但凡她有一丝想要活下去的想法，这次自杀都不可能完成。并且在当时，这个事件引起了社会和网络的广泛讨论，“贫困生保障制度”，“心理问题”，“学校管理问题”。
现在是2023年，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变的更好了嘛？
贫困生、残疾人得到应有的保障和尊重了吗？
人们的心理问题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正面的解决了吗？
我们的生活更有希望了吗？
一、杨元元的个人经历：
1979年11月出生于湖北宜昌市，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后来是工程师，母亲望瑞玲是技术工人。她还有个弟弟，杨顺顺。
也是这时候，她们一家是充满了希望。
1986年3月，杨元元6岁时，爸爸因肝病去世，家里只能靠母亲望瑞玲每个月几十块的工资苦苦支撑。
苦难和矛盾也许从这时开始。
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弟弟杨平平也考取了武大环境科学专业。
高考后，她本来想考大连海事大学，学海商法做律师。但母亲反对，母亲认为湖北到大连距离太远、车费太贵，她希望女儿去武汉大学读经济学，毕业就能找个高薪工作。杨元元也求过母亲让她圆梦，但望瑞玲再次反对后，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杨元元还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2001年，那一年杨元元上大三，望瑞玲所在工厂计划将职工居住区迁至宜昌市区，所有工人需要赎买房子。望瑞玲没钱，又不想继续住在老厂区，她在厂里办了内退，去了武汉，与女儿同住学生宿舍。
也许真正噩运的齿轮从这里开始转动了吧。
不管怎么说，以前的生活，她们还有家，尽管母亲、弟弟和她，三个人相依为命很辛苦。但是至少妈妈，还有她的家，所以至少她们还有所依靠，以及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作者：金磊-心理咨询师）
但是物理意义上的家没了，她和妈妈心理意义上的相依为命，共生关系就会更加紧密且致命。这可能也是后面命运的齿轮转动到绝望的开始吧。
2002年7月毕业，因无力偿还助学贷款，杨元元毕业证和学位证被学校扣留。直至2007年才拿到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2002年-2009年，辗转多份工作，可想而知，并且需要和妈妈一起相依为命，可想而知过的也是很不容易。毕业后，杨元元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当讲师。每月七八百元钱。工作后攒了5年钱，杨元元才还清本科助学贷款3970元，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杨元元觉得当讲师没前途，存不到钱，两年后放弃这个工作。从2004年9月，杨元元在武汉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拉了一年保险。随后4年，望瑞玲介绍，杨元元工作愈加不稳定。她曾出几千元，和一些同学成立《花语》杂志社，办过“小记者培训班”。可杂志社和培训班很快不了了之，钱也赔了。
但这时，生活再苦，对她来讲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她还有梦想和希望。不管有没有工作，杨元元一直与母亲在武汉市区租房同住，不曾分开。杨元元还告诉妈妈，“两个人分开是痛苦，在一起就是快乐。”
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望瑞玲小学学历，曾于上世纪70年代赴上海进修过5年船舶技工，望瑞玲常说她有“上海情结”。而女儿2009年9月最终带着她到了上海。
杨元元与母亲一起进出食堂，一同散步，同睡一张床。斜对门宿舍的女生说，杨元元没有朋友，也不主动与同学交往，“她和家长在一起，我们也不好意思去串门”。开学不久，同寝室同学搬走，把床位腾给了杨元元母亲望瑞玲。
一切从11月21日发生了变化，校方开始禁止望瑞玲进入宿舍借住。从11月20日开始，母女俩忙着找房，最终与学校一体育老师商定一处校外房屋，每月450元，先交半年。450元，也是母女俩一个月伙食费。但母女俩必须等到23日下午才能拿到钥匙。中间的两天成了难题。21日，杨元元陪母亲夜宿宾馆，130元，望瑞玲感到心疼。22日晚，望瑞玲拒绝女儿陪住要求，并告诉女儿找到了每晚50元的住处，让杨元元放心。望瑞玲觉得不安全，最终没去。是夜，最低气温降至4℃，她在学校电影院与礼堂间徘徊。下半夜，一名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允许望瑞玲在电影院的坐椅上靠着休息到天亮。望瑞玲后来得知，那一夜，女儿彻夜无眠，她看着母亲的空铺位发愣，确定母亲舍不得花钱住旅店。第二天，杨元元找到妈妈，在操场上搂着妈妈，沉沉睡去。晚上，杨元元陪妈妈一起拿着钥匙看房。房里没有任何装饰，没有家具，没有床。杨元元返回学校，带来被褥垫子。两人把地拖干净后，在水泥地上睡了一夜。
二、心理分析，悲剧的齿轮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是校方吗？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客观的说，肯定是有的。
是妈妈的责任吗？客观的说，肯定也有。但是，从人性和人情的角度，那是她妈呀，她们之间的感情，矛盾，相依为命，似乎也说的过去。
是杨元元自己的错吗？我认为这点必须说清，肯定不是。但就看她自杀的细节，我们可以知道，这绝对是她绝望之下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认识当事人，更不认识她的亲人朋友。
但是根据目前网络上各种记载的记录，大概可以推敲出以下几点东西，仅供参考。
1、杨元元家里，她、妈妈、弟弟，三个人相依为命很辛苦，妈妈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是也是含辛茹苦的把她们姐弟二人培养的比较优秀，至少从学习和考上的大学的角度。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妈妈带着她们姐弟二人，过于辛苦和不容易。所以导致她们家里三个人，其实几乎是共生的状态。（作者：金磊-心理咨询师）
所以就算杨元元考上了武汉大学，理论上她应该有自己的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应该知道自己该做怎样的选择，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
但是抱歉，以上说的需要有个前提，就是需要她发展出来独立的自我。但是杨元元的家庭没有这个几乎，并且杨元元更是没有这个几乎，因为她是妈妈的女儿，小棉袄，而且她还是姐姐。
我们的文化上强调我们要懂事，所以她哪怕读大学，妈妈要来宿舍住，哪怕影响同学，哪怕她也很自卑，对同学感觉抱歉，但是她要照顾妈妈呀。
妈妈以前含辛茹苦的养大她们，现在要和她在一起怎么了，她需要孝顺她的母亲呀。
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否看懂了，杨元元尽管读大学后是个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人，但是她在心理上还和妈妈，还和她的原生家庭保持高度紧密的依恋关系。甚至达到了和母亲共生的程度。
并且心理学上有个词，“identity”，一般在心理学中我们翻译成“同一性”，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翻译成“确定“。我们不纠结它，大家千万别忘记，它还有个意思就是身份，ID卡，身份证（Identity document）就是这个词。
所以我们整体的理解，放到杨元元的身上就是因为她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到大因为现实生活和母亲保持的共生关系，所以她在生命的过程中，尽管有过各种艰难和矛盾，但是从她选择的结果看起来，她始终在选择她是妈妈的女儿，她要和妈妈共生，她要孝顺。
所以，在考上研究生后，现实的生存压力和学校的一些无情和制度，以及一些人的冷漠。（中间打断一下，2023年，我们现在也知道上海人应该是全中国最自我的一个城市，这里的自我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它某种意义上讲究公平，并且不是过分的自私。在适当的范围内，其实自我是成就自己和发展非常好的土壤）
但是针对杨元元和她的母亲，不是这样，这种自我对于杨元元和她的母亲，近乎于是残忍和冷漠。（作者：金磊-心理咨询师）
所以在学校、宿管老师等，拒绝她们母女可怜的共生后，再加上一些人冷言冷语击碎了杨元元生命最后的救命稻草。击碎了她对生活最后的一丝希望。
所以，……她的生命终结在了30岁，终结在了本来她可以开始新希望和机会的人生。并且她以那么委屈自己的方式，绝望的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真的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是下辈子，她可以投胎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可以自我一些。可以幸福快乐一点。
2、她的妈妈
我不认为我们有资格评价她妈妈的好坏，只能说现实的生活和不容易，让一个本就可怜的人，变得更加的疯狂、偏执，且无依无靠。
但是正是因为无依无靠，并且制度层面的漏洞和没有保障，让她更没有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善良“的吸血鬼，我也不想吸你的血，但是我也要活下去呀。
多么的矛盾且充满讽刺。
3、制度的恶。
也许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怎么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让人们更有安全感，制度上更平等。
大家更幸福。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孩子们可以健康幸福的成长！
我是金磊，一个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