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ustin Chambers
来源：Mercatus Center
如果用一个格言来形容美国的监管，那就是“通往地狱的路，由善意铺就”。除了对商业和经济增长的普遍知晓的负面影响外，针对特定行业的监管往往对低收入社区和个人产生负面和意料之外的影响。
许多心存公正的人错误地认为，当前监管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保护弱势群体和促进环保等更高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精心设计和适当的监管必然会有这样的权衡，但设计糟糕、充斥着繁文缛节的监管体系对贫困人口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避免的。不幸的是，当政府监管对弱势群体造成真正的伤害时，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往往被忽视、不被报道。因此，监管机构内部的问责和改革进展缓慢。
太多的美国人继续相信，大多数问题和不良后果可以通过更多的政府监管来解决，但同时忽视这些监管的人力成本。为了让基层支持监管改革，至关重要的是让公众理解，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监管是必要的，但也会对真实人群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监管应该只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并应适当地设计以实现社会目标，同时最小化经济和人力成本。此外，新的监管的预期收益应该超过其成本，这一原则将排除繁文缛节和裙带关系规则，因为它们代价高昂，只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监管的累退效应
监管引发的意外后果可能会损害企业、工人和各种家庭。然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发现，低收入家庭和个人受到的这种危害更严重，经济学家称这种不同的影响为累退效应。具体来说，管制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贫困率越高，死亡率越高。
收入不平等
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监管视为禁止不良行为(如污染)、促进工人和消费者安全、防止主导企业滥用其市场力量的必要工具。虽然适当设计的监管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手段，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评估许多监管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正确地指出，创业监管和职业许可使现有生产者能够限制市场供应，从而从消费者那里获取过多的利润，损害被不公平阻止进入市场的生产者的前景。弗里德曼的同事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通过实证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证明了受监管的行业和职业往往无法提供价格较低或质量较高的商品或服务。
总而言之，抑制竞争的监管对消费者来说普遍是不利的，并在生产者之间同时创造了赢家和输家。通过不公平地榨取消费者辛苦赚来的钱，并限制潜在企业家的收入潜力，收益被不公平地转移到设计糟糕的监管体系的受益者手中，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
RegData记录了美国按行业划分的联邦监管措施数量，随着对该数据的开发，终于有可能通过实证估计监管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联邦监管（适用于某个州）增加10%，与收入不平等（以基尼系数衡量）增加0.5%相关。例如，在1997年至2015年期间，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监管负担的增加，导致收入不平等水平提高了7.4%（截至2018年）。同期，平均而言，由于不断增加的联邦监管，各州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提高了2.9%。
贫困
鉴于有关监管与美国收入分配之间的证据，以及收入份额变化有利于高收入家庭，研究人员发现了监管与贫困之间的实证证据并不令人意外。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发现，联邦监管提高10%，贫困率增加2.5%。在受联邦监管影响最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1997年至2015年期间，联邦监管水平的提高，与额外近23万人陷入贫困相关（截至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由于样本期间（1997年至2015年）联邦监管的增加，估计2019年有额外的690万人陷入贫困。
死亡率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收入水平与类福祉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包括预期寿命和整体健康状况。监管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相关性表明，监管与死亡率可能存在负相关。事实上，构建州死亡率指数的研究人员发现，联邦监管每增加1%，死亡率指数就会增加0.53%至1.35%，对于死亡率的不同衡量指标，这些结果显示都是稳健的。有趣的是，作者发现这些效应在美国南部较贫穷的州最为显著。
可能的解决方案
尽管数十年的监管带来了严峻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仍有理由相信可以实现持久而重大的监管改革。最古老、或许也是最好的改革模式来自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受够了停滞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和过多的繁文缛节，选民于2001年选举了一届新政府，新政府承诺进行全面改革。他们的首要议程是承诺将该省38.2万项法规削减三分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机构被要求每引入一项新的监管措施，就要取消两项旧的监管限制，一旦实现了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该政策就转变为一进一出的规则。政府要求新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结果导向的、透明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基于证据的，并支持经济和小企业。”为了确保各部门的责任，各部门负责人在每次内阁会议上都向省长汇报工作进展。最后，积极收集来自个人和公司的广泛反馈意见，以帮助识别繁文缛节。
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对改革的承诺，新政府成功地改变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官僚文化。监管机构不是简单地专注于起草规则，而是明白他们是监管组合中的经理，有责任不断重新评估过去的监管措施，并消除未能带来积极效益(扣除成本)的监管规定。
经济学家劳拉·琼斯(Laura Jones)报告称，在这些改革实施后的六年中，企业注册数量上升，破产数量下降，该省的经济增长率从低于平均水平上升到高于平均水平。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