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和谈是明末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在金庸的《袁崇焕评传》中也有讨论。老头子是写小说的高手，但是他在历史上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本文就用当时的物价来给大家算一算，看看皇太极在和谈方面的诚意有多大。
在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和谈中，皇太极提出了明朝先给黄金的条件，“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缎子一百万，缎子一千万”条约签订后，两国每年互赠礼物，金国赠送礼物：“珍珠十颗、貂皮千片、人参一千斤”作为和谈保证金。和谈达成后，明朝每年送去“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子十万匹，布匹三十万匹”。后来黄金还可以送东珠、貂皮和人参，皇太极甚至“慷慨”地表示，每年的布匹和丝绸可以减半。金庸先生认为这个价格非常有诚意，认为明朝的丝绸、布匹就相当于人参和王牌。错误。
因为布料和丝绸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关系到皇太极政权安全的稳定剂。努尔哈赤死后，后金政权陷入物质危机。白银大量，但材料却不够。布、丝绸价格大幅上涨。据清朝记载：“银子贱而物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头，银一百两。蟒缎一，银一百五十两。一匹，银一百两。”一块布，九两银子。”后金其实并不在意金银。当时，“后金国虽有大量白银，但没有对外贸易，一切都因白银便宜而昂贵”。皇太极急需的是布料、丝绸等物资。
以当时的物价来看，明朝损失很大。按照后金政权的物价估算，皇太极的丝绸储备价值1.5亿两，布匹价值9000万两。即使按每年的交谊价计算，明朝每年也会给后金1500万两丝绸、270万两布匹。明朝末年，在辽东，一斤人参大约可以换16两白银。如果以潘金莲的貂皮为参考，明末一件貂皮大衣的价格也在20两左右，这意味着皇太极把它送给了明朝。朝鲜的人参总价值只有1.6万两，而貂皮的人参价值2万两。金庸先生的算计大错特错。这些人参和喇叭，即使按照海关的价格来计算，也远远不如丝绸和布匹的价格。一万匹马至少是六万两（更何况皇太极要的是最高级的“缎子”，而明英宗首先把明英宗捧在手上，明朝就给了90127匹丝绸）。
由于布匹和丝绸的短缺，皇太极的统治并不稳定，以至于每年数万布匹的收入需要通过战争来夺取。1632年皇太极接管朝鲜王朝，朝鲜缴纳的保护费为“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水牛角200对、喇叭100个、鹿皮100张、茶叶1000袋、水獭皮400张、小米皮300个，辣椒10桶，腰刀26把，顺刀20把，漆树200斤，大纸1000卷，小纸500卷，五爪龙席40领，花席40领200白麻布2000匹，棉丝2000匹，细麻400匹，细布10000匹，布匹4000匹，大米10000袋。”通过入侵朝鲜，皇太极只得到了和谈代价的十分之一，但八旗军已经心服口服。
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明朝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太极和谈的代价对于整个明朝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整个明代，夏税征收的丝绸数量稳定在20万匹左右。江浙一带的官织局和织染局只有10万匹丝的生产能力，明代的官帛收入也只有30万匹左右。明朝历代皇帝中，只有贪财无耻的万历年收入达40万匹丝绸。生产能力达数千丝。
至于明代的高档丝绸，严嵩的家产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严嵩父子辛辛苦苦贪污，仅拥有高档丝绸27288匹。皇太极每年的10万匹丝绸，实际上占了明朝夏税的一半，大约相当于中日之间的丝绸贸易量；百万丝绸存款必须从明朝的国库中掏空，即使袁崇焕和崇祯同意，明朝也拿不出。
皇太极对数千块布料的需求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明代，用于长途销售的布匹仅约4000万匹。只有质量最好、产量最大的松江棉布才能销往全国，而松江棉布的产能只有2000万匹。如果用石油来比喻，这就像美国向俄罗斯索要4亿吨石油作为保证金。皇太极每年30万布的和谈费也不少，也是明朝税务部门千辛万苦才攒够的数字。
整个后金集团手里足有十万斤人参，送出一千斤人参对于皇太极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皇太极想要的丝绸和布料远远超出了明朝所能承受的范围。等于是要求崇祯尊他为太上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