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日，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因病去世，享年88岁。
胡福明的突然而漫长的去世，引发了数万人朋友圈的哀悼。今天他之所以被世人铭记，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而是他在1978年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
胡福明的文章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调。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胡福明的文章后，十分欣赏，颇有预见性地说：“这篇文章注定要载入史册！”
然而，当时的人们对胡福明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汪东兴直言“这篇文章是在砍红旗”，而华国锋的态度是：“对待理论问题需要格外谨慎”。
（汪东兴）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最终向世人发表，对中国此后四十年的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去世，享年83岁。亿万中国人民在承受巨大悲痛的同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伟大的历史舵手离开中国巨轮后，会发生什么？中国的命运会怎样？
可能已经超出了毛主席的深刻记忆。1978年2月，《两报一杂志》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好文章抓好纲》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写道：“毛主席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坚决拥护毛主席做出的决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一切指示。”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人们强烈反响，成为“两个凡是”的口号。
（邓小平与华国锋等合影）
不过，“两个凡是”的口号虽然在当时很流行，但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马克思曾提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真理标准”。而毛主席曾在他的《实践论》中打过一个恰当的比喻：“欲知梨子滋味，必先尝尝梨子的味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为此，1978年3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这篇文章驳斥了《学好文章抓好纲》的“两个凡是”，他认为“两个凡是”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因而于1978年打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第一枪。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因为当时大多数读者认为它毕竟是一篇学术文章。
（罗瑞卿）
然而，担任新中国公安部长、捍卫毛主席安全的罗瑞卿却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罗瑞卿兴奋地对时任《解放军报》总裁华楠说：“这篇文章虽然短，但却提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主义，虽然是真理，但理论无法证明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其实，意识到这篇文章价值的人不止罗瑞卿一人。我们故事的主角：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也意识到文中的《标准只有一个》是一块玉石。胡福明出生于1935年，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系，195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经历了特殊历史时代的风风雨雨，他深知重新树立真理标准的重要性。
（胡福明）
因此，他决定写一篇文章，更清楚地解释一下《标准只有一个》的核心观点，也就是日后引起轩然大波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胡福明的杰作不胫而走，传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读后大加赞赏，感叹道：“这篇文章必将载入史册！”
（胡耀邦）
不过，由于《光明日报》的报纸定位本身就是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而报纸大多是理论性、学术性的，所以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了轰动。一定的回应。原《光明日报》主编杨喜光非常珍惜胡福明的才华，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人脉，争取更多的报纸转载胡福明的文章。
杨喜光，1915年出生，1936年入党，从事地下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任副校长。由于在革命战争期间立下赫赫战功，并在复旦任职期间，杨希光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享有很高的声誉。起初，当《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联系《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这篇文章时，本遭到拒绝，但在听到“杨熙光”的名字后，他立即同意转载。
不久，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在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通讯社和报纸上。让汪东兴和华国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国内各大报纸同时转载刊登这份报纸。
汪东兴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了胡福明的报纸，很不高兴地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危险信号。”这篇文章态度比较温和，只是说：“理论问题是党的根本，要慎重对待”。
（汪东兴）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新闻工作的领军人物《人民日报》的第二编辑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吴冷西，吴冷西，当他看到数百份报纸时，他同意转发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也觉得很奇怪。吴冷西读完这篇文章后，愤怒地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打电话，并对时任主编胡继伟说：
“谁允许你发表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危险信号，你不知道吗？”
电话那头的吴冷溪愤怒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胡继伟则平静地记录下了吴冷溪讲话的大致内容——胡继伟知道，因为吴冷溪是“毛派”人员，因此会被对有关毛主席思想的文章特别敏感。随后，胡继伟将吴冷溪讲课的小纸条传给主编室的工作人员，并对他们说：“看来吴冷溪是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篇文章而来的。”
事后，立即有人将吴冷溪的电话告诉了的主编杨熙光，并对他说：“你搞砸了，还不快点道歉并发表吗？”两篇文章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观点不同的文章，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出风头。”
（杨熙光）
不过，杨熙光的态度却很坚决：“无论他（吴冷溪）说什么，这篇文章都不会出错！”
令吴冷溪没想到的是，他本想反对的电话竟然弄巧成拙，让大家知道吴冷溪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大发脾气，从而增强了文章的受欢迎程度。中国现代著名哲学理论家吴江开玩笑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多内容都是陈词滥调，但吴冷溪却大惊小怪，才让这篇文章与众不同。”
（吴冷溪）
不久，党组织就这篇文章召开了会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席会议的汪东兴非常严肃地说：
“这篇文章是一个危险信号，这么多报纸都发表了，首先宣传部应该承担责任。一篇文章可以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这篇文章可以哪个中央政府批准了该出版物？”
非常推崇
的胡耀邦在会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面对理论问题要勇敢，毕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需要群众讨论，没有人能够阻止。”
此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然而，面对全国各大报纸的蓬勃发展和百家争鸣，在我国新闻出版中具有特别重要影响力的《红旗》出版物却始终保持沉默，而谭正林则打破了这一局面。“不参与”“不干预”冷静。
1978年12月26日，谭正霖撰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支持本文。谭正林说：“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然而，《红旗》刊物的编辑人员收到谭正林的文章后，犹豫是否发表，称《红旗》怕“丢红旗”。谭正霖开玩笑说：“只是一篇文章，发了就不是党员，也不是住牛棚了，谁要和你辩论就来找我吧！””
（谭正霖）
谭正林的文章多次转给华国锋。华国锋读完后同意发表。就这样，《红旗》刊物也加入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2月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而华国锋华国锋的表态也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画上了句号。华国锋在会上表示：“有两件事太过绝对，也不恰当。“
（华国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我们党正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胡福明的文章被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胡福明还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面对别人的赞扬，胡福明总是谦虚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哲学系的老师和很多知识分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他写出来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真正提出了这个伟大的理论。”
（胡福明）
2023年伊始，胡福明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定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民永恒的精神财富和文学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