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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一舸
编辑|胡一舸
前言
“主席，外交部来电，说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突然访华，并且希望与您马上见面。”
1960年，毛主席正在南方各地视察工作，这天，专列刚刚到达宁波，就收到了尼泊尔首相来华的消息。
毛主席的心中，已经有些意识到了对方的来意，于是就立即吩咐，要在杭州接见柯伊拉腊。
双方见面后，只是谈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资金援助啊、合作开发啊什么的，但这些事情，值得一国首相专门跑到杭州商议吗？
就在会场中气氛还不错的时候，柯伊拉腊话锋一转，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是不是再讨论一下边界划分问题？”
毛主席见对方终于摘下面具，挑明了真实意图，不禁笑了起来：“我就猜阁下不会为一些小事来见我，那您的意思是，想要将珠峰都划在尼泊尔的版图中？”
争端出现
其实在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上，中尼双方已经进行过了多次的谈判，可是，谁不想让“世界第一高峰”留在自己国内呢？珠峰也因此成为了阻碍中尼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
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一般都是据理力争，遇到难以达成共识的，就尽量搁置争议，保持现状。
从元朝开始，虽然西藏一直在中国的辽阔版图之中，但是因为青藏高原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央集权很难覆盖到边疆地区。
这也导致了政府对边境掌控能力不强，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边境冲突，根源问题基本也都是都是因此造成的。
至于尼泊尔，则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主权，反而是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这就使得在新中国成立前，两国从来没有考虑过边界问题。
直到1955年，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双方才开始对各自国界进行勘定，然而相关人员翻遍资料，才惊奇地的发现：
中尼双方竟然没有一张标注着清晰国界线的地图，从古至今，大家都是按照习惯，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作为两国的分界。
所以从1956年开始，中尼双方正式开始对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谈判基本上也是按照习惯的山脊线进行敲定。
但是到了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尼泊尔国内出现了一种声音，他们希望将珠穆朗玛峰全部划入尼泊尔一方。
周恩来总理全权负责谈判事宜，在听到这样的无理要求后，自然是摆明态度，坚决反对，划定边界的工作就这样被迫中断。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国方面其实出具了很多强力的证明，比如：在1258年成书的《莲花遗教》中，早就有关于珠穆朗玛峰的记载。
还有1363年成书的《红史》，这是元代一位叫蔡巴司徙·贡噶多杰的僧人，所做的一部史书，后来该书被誉为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
许多这样的藏文古籍中的记载，都能证明中国人早早就发现了珠穆朗玛峰，并且做了细致的记录。
当时的藏族僧人管珠穆朗玛峰地区称为“拉齐”，将珠穆朗玛峰主峰称为“拉齐次仁”，意为“拉齐地区的长寿女神”。
除了古籍，还有一张清朝地图，可以作为更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对珠穆朗玛峰主权的掌握，那还是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
1708年，康熙皇帝下令编绘《皇舆全览图》，经过10年的细致勘察测绘，该图才在1718年初步完成。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大规模实地测量，并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这样评价：“比当时所有欧洲的地图都要好，比它们更精确。”
就在1719年经过补充和完善重新发行的铜版图上，西藏边境已经明确标注出了“朱母郎马阿林（即珠穆朗玛峰）”。
看着眼前这么多的证据，中方人员开心坏了，认为对方无论如何也拿不出历史依据，所以从一开始就觉得势在必得。
但是谈判中，就在中方将证据一个个摆在桌上后，对面的尼泊尔官员只是用了一句话，就让中方变得哑口无言。
只听他轻飘飘地讲到：“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你们的，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没有登上过珠峰，你们凭什么占有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中国人当时没登上珠峰，难道尼泊尔人去过吗？是的，他们成功登顶过。
1953年，一位名叫埃德蒙·希拉里的英国探险家，找了一位尼泊尔向导，名叫丹增·诺尔盖，两个人从珠穆朗玛峰南坡成功登顶，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次。
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不从中国一侧登山呢？其实在最初的计划中，就是要从北坡尝试，但是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经有很多探险家失败了。
由于维度原因，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和北坡，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形和自然风貌，南坡因为常年可以有阳光照射，冰雪覆盖没有北坡多，相对容易一些。
英国探险家也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做出了他们的判断：“不可能有人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英勇攀登，造就友谊之峰
尼泊尔作为一个小国，能够有勇气在中国面前争夺领土，与印度和美西方帝国主义的怂恿，有着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印度方面，印度与中国有着更多的领土争端，所以为了转移中国视线，他们将尼泊尔推到了最前面，想要探探中国的虚实。
尼泊尔方面也确实被成功蛊惑，看到中方在来回拉扯谈判中，始终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柯伊拉腊便“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想要亲自到中国与毛主席展开会谈。
在听到柯伊拉腊提出的主张后，毛主席用温和的语气严肃地说：“这个小山头对于中尼双方都十分重要，全给你们，会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我们都拿走，尼泊尔人民的感情上也过不去。”
柯伊拉腊在伟人面前，气势已经没有进门时那么足了，于是他缓缓地问：“那您的意思，该怎么办？”
“其实很好办嘛，一个山头，你我一人一半不就好了吗？正好象征着两国平等互利，这是友谊的象征，我们还可以将珠穆朗玛峰改为‘中尼友谊峰’啊！”
柯伊拉腊在听到毛主席的建议后，其实已经有些心动了，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碍于美西方的压迫，他只能再硬着头皮说：“尼泊尔人首先登上了珠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平均的分配呢？”
毛主席听后，也十分理解对方的难处，为了给尼泊尔方面台阶下，就拍板做出约定：“如果中国人从自己一边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就按照这个方案做，你看如何？”
“好，我同意，只要中国人民成功登顶，那珠穆朗玛峰的荣耀，就由中尼双方共同拥有。”柯伊拉腊见状也不再坚持，毕竟，成为中国的朋友，可比与美帝国主义做朋友要好。
柯伊拉腊走后，毛主席就立刻做了指示：组建中国登山队，尽快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1960年3月19日，由270名登山、后勤、气象人员组成的中国登山队，全员进驻5200米珠峰大本营。
经过数月的等待和准备后，登山队员于5月12日展开试登顶任务，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第一高峰向众人展示出了它可怕的威力。
在攀登途中，气象情况发生突变，大风夹杂着冰晶席卷而来，许多队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冻伤，北京大学的研究员邵子庆，因为高原反应严重，没有及时接受治疗，不幸牺牲。
遭此变故，登山队能够执行登顶任务的，只剩下了十几个人，面对全世界注视的目光，队员们不顾劝阻与风险，坚持要求在几天后的窗口期再次发起冲锋。
受到严重打击后仅仅5天，5月17日上午，由16人组成的登山队又向着峰顶进发了。
这16个人，也并不是全都可以登顶，有人当备份、有人背物资、有人负责冲顶，8000米以上，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
等到了8500米，也只剩下了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位队员继续攀登，最后的300米，要比之前的路更加凶险。
终于，5月25日的凌晨，王富洲在黑夜中用双手触摸着四周，发现已经没有可以攀爬的地方，于是他意识到：登顶成功了！
他兴奋地好像一下忘记了疲惫，回过头赶紧将另外两位战友拉了上来，三个人激动地在世界之巅相拥在了一起，共同将五星红旗插在了雪中。
在得到登顶成功的消息后，随队记者郭超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长篇通讯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中国也同时向世界宣告，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
尾声
登顶成功了，这大大加强了中方在谈判桌前的底气，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决心、与毅力。
1961年10月15日，刘少求同志作为中方代表，正式与尼泊尔方面签署了《中尼边境条约》，珠穆朗玛峰也真正成为了两国共有，成为了双方友谊的象征。
中国人民始终向往和平，我们不挑事，更不怕事，毛主席以其长远的战略目光，和对国际局势的准确判断，为我国解决边境争端贡献了太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