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众所周知，17、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显着特点是领土众多、文化多元。因此，教育领域的差异也具有重大意义。安东·兴德林毫无道理地提到“天主教和新教传统中的教育竞争制度”。显然，宗教改革运动后“宗派分化过程”中出现或形成的各类学校和大学，直到19世纪都具有宗派主义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17世纪和18世纪基础学校的总体状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过去，学校秩序和教案的讨论往往是本地化的；没有关注学校更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只能根据严格的历史数据分析来研究。
然而，公立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比如《1717年普鲁士全民义务教育法》就是这样，它出台得很早，也被多次引用。由于对普鲁士学校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多，因此比较容易介绍其情况。那里的教育做得特别好，但必须有相关的比较研究来证明。
因此，笔者的这篇文章主要围绕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的学校发展史和教育改革展开。在这方面，人们常常认为在此之前没有真正的基础学校，特别是在天主教地区。尽管这样说有些不恰当，但总体而言，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学校教育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确实得到了特殊的推动。
德国学校和教堂检查法不尽如人意
随着巴伐利亚矿工丁岑霍夫斯的五个儿子的惊人崛起，或者韦索布伦的泥水匠和建筑师的费希特迈耶尔，以及来自宅基地农民阶级的扫灰工或木匠，通过奋斗成为令人敬佩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这些都表明，当时巴伐利亚选民中一定有比较普及的基础教育设施；因为既不会写也不会数的文盲却有这样的成就和相应的能力是难以想象的。
宗教改革前大部分地区对教区、教区和普通学校教育的研究较少，但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状况，特别是新教城市和领地的教育状况的研究却取得了一些成果。鉴于路德、梅兰希顿和加尔文所宣扬的神圣话语的强调，以及信徒应该为自己阅读的信念，学校对宗教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圣经》。众所周知，在马丁·路德看来，学校教育和建设学校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在1524年写下了《致德意志所有邦国城市议员书，建议建立和维护基督教学校》这篇文章。
当时存在所谓的“德国学派”。例如，在自由皇城纽伦堡及其周边地区，孩子们至少在冬天在这些学校接受写作、算术、歌唱和宗教课程。正如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学校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教师工资经常短缺和没有教室。
因此，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需要制定新的教会规章来试图规范和完善这一点。从1560-1561年实施的《纽伦堡教会检查法》可以看出，皇城范围内和较小的州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德国学校。还有很多不足。从《监察法》的记载中大致可以看出，有相当多的地方没有学校教师。
在我看来，皇城纽伦堡的这种情况显然是新教国家的代表。然而，在出现令人满意的、全面的研究结果之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具体研究。目前，已经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纳布吕克高等教区女子基础学校研究的专着。
学校教育下滑和水平低下的症结
不可否认，17世纪学校教育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三十年宗教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学校教师社会地位低下。其中，主要原因是教师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由于“饥肠辘辘”，他们不得不从事其他副业，教学工作几乎陷入停滞。这一趋势的结果是训练有素的教师较少、学校较少甚至根本没有学校。直到1700年左右，虔信派才再次大力推动教育，并通过了新的校规。对学校实行教会监督，为贫困人口建立学校，免费教育儿童。
但阿尔滕堡的一所同名学校值得我们关注。阿尔滕堡是一个较小的新教县。从中可以看出，经过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的蓬勃发展，学校的处境确实已经无望，直到1703年阿玛莉·雷吉纳伯爵夫人在虔信派的影响下建立了学校。直到实行学校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学校的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1703年阿尔滕堡学校规章以“哥达学校方法”（1672年）为基础。笔者不得不说，虽然当时学校的情况比较好，看上去是进步的，虽然涉及的地域很小，管理松散，但实际上，实行义务教育很困难，很难。以止一切诸弊。
在更大程度上，对于更大的领土，即勃兰登堡-普鲁士来说也是如此。早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那里就有了关于农村学校教育的君主法规。这是教会规定框架内的地方法令，但据说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遵守。于是，1717年9月25日，国王颁布了《通谕》，试图通过实行义务教育来解决学生来源贫乏的问题。因此，孩子们冬天每天上学，夏天每周上学一到两次，学费为六芬尼。然而，这样一道圣旨的结果却不能给予高度评价。
无论如何，通过深入分析，诺伊格鲍尔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并不看好。他依据的是1736年12月19日的新法令，他指出，这表明1717年的法令收效甚微。由于第二道法令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63年下令进行“正规”规定。1763年颁布的《国立学校总章程》在普鲁士全境生效。它深受敬虔主义的影响，与以前的校规不同。在这里，向学生发出“命令”；但其中一些计划，就像早些年的计划一样，最终没有奏效。
其实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金。1770年以来兑现的国家补贴也完全不够。沃尔夫冈·诺伊格鲍尔表示，在普鲁士勃兰登堡州，人员配备、工资和教师培训是主要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教师无工作目标、缺乏职业培训、社会地位差、工资极低的现象是相当明显的。宗教改革期间，尽管货币贬值，但仍然支付工资。因此，在十七、十八世纪直至十九世纪，国家里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有次要职业，如裁缝、剪布工、织工、玻璃匠、桌椅匠等，而其中并没有明显的职业。。指出哪个职业更重要。
按照更普遍的看法，普鲁士的教师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复员和伤残军人。直到1800年，甚至70.8%都是裁缝或织布工。在教学的同时追求这样的职业没有什么大问题。总体来说，教学水平不高。学校老师本身的能力不过是阅读、写作和简单的宗教知识，大多数老师还教一点算术。私人作坊自1748年以来一直存在，但由于缺乏资金而生产力低下。由于孩子们要在居住的农户打工，大部分只能不定期上学学习，所以只学一点读书和戒律，一般不会写字。在城市里，原则上禁止的角落学校一度盛行。以柏林为例，1798年就有102个这样的教学场所。
在勃兰登堡的某些地区，学校密度相当高。但整个普鲁士王国的情况发展非常不平衡。1801年至1803年间，哈瓦兰县和下巴尼姆县几乎100%的村庄拥有教师，但萨尔茨韦德县只有54.3%的村庄拥有教师，科特布斯县和佩茨县只有46.8%的村庄有教师。%的村庄拥有教师。1805年，东普鲁士28%、波美拉尼亚65.1%、库尔马克83.5%的村庄有教师，而当时马格德堡96.5%的村庄有教会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
参考文献：Schindling，Anton：BildungundWissenschaftinderfrühenNeuzeit1650-1800。（EnzyklopadiedeutscherGeschichte，Bd.30）慕尼黑1994年，S.3。Neugebauer,Wolfgang:AbsolutistischerStaatundSchulwirklichkeitinBrandenburg-Preussen.(VerfentlichungenderHistorischenKommissionzuBerlin,Bd.62)Berlin1985,S.625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