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07 08:40·白马茶馆一九五二年年底，高岗从东北调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副主席有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计委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看看这一串名单就可以知道当时高岗地位有多么显赫，可谓飞黄腾达，权倾八方。它的背景是，毛泽东由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出的“新税制”风波对政务院领导工作不满意，一九五三年三月决定将中央政府工作分为五块，其中之一的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又将政务院二十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因此当时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的野心更加膨胀，已不把刘少奇、周恩来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在他手下担任局长的朱理治!他不仅没忘一九三五年的旧仇，更记得一九五O年的新恨。他在东北要对朱理治未能得手，这回到了北京可以下手了。一九五三年夏天，原属中财委的国家物资分配局划归国家计委，借此机会高岗免去了朱理治物资分配局局长的职务。接替物资分配局局长职务的韩哲一回忆说: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是平行机构，这是跟苏联学的。高岗是计委主席，又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地位很高。我调到国家计委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张玺通知我:“高(岗)主席打电话来，找你去他那里有事。”高岗家住在东交民巷八号。我去的路上就想:我过去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找我能做什么呢?见面寒暄过后，高岗问:“你到国家计委了，怎么样啊?”“我刚到，情况不熟，要我管物资分配工作。”我说。“物资分配是管生产资料的分配，不是小事，全由你了。这摊子原来是谁管的你晓得吗?”高岗问。“我知道是朱理治。”说到朱理治，高岗加重了语气:“朱理治这个人不好哇!”我愣了一下，想不到一位领导人这样随便评论一位高级干部。我说:“我对他不熟悉，没有共事过。”高岗说:“这个人不好!三五年到西北搞肃反，还打过我的屁股。”骂了句粗话，他接着说:“那时我们西北红军很多人挨整，就是他来搞的!”我说:“我战争年代在华北，没到过西北，这些情况都不了解。”“总之，朱理治这个人不怎么样，好整人，你要注意了解情况。”我也不敢接他的话茬，看他没有其他工作要谈，就告辞了。我回来就琢磨，高岗是向我布置任务，搜集材料整朱理治吧。我把高岗谈话内容跟张玺讲了，张玺说:“这事可不简单，你还得找富春谈谈。”我把高岗同我谈话的情况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了，富春同志说:“你不要插手。你没去过西北，可以不管过去的事。”又说:“西北肃反严格地讲不是朱理治一个人的问题，是把中央肃反的精神带到西北了，也是受老苏区肃反的影响，这个事早晚会弄清楚的。”我又进一步问:“这事我怎么处理好呢?朱理治身体不好，让他养病去吧。”富春同志说:“你处理不了，先放一放。’你在高(岗)那里可以完全不提朱的问题，不过，让他养病你可以提。”一九五三年八月，朱理治向韩哲一交接了工作，经组织同意到杭州休养，住在灵隐寺西南的一个疗养院。转年，韩哲一到疗养院来探望，悄悄对朱理治说:“你的事快有头绪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暴露了，你有希望了。让你来疗养是让你暂时躲开是非圈，是富春同志决定你来休养的，保护了你呀!”这次朱理治在杭州休养期间，正赶上林彪也在杭州“养病”。朱理治得知后，好心好意去看他。大概就是那次探望，引起林彪对他的怀疑和不满。因为那年十二月，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被揭发，陈云受毛泽东委托，沿着高岗游说过的路线，向一些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打招呼，并专程到杭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嘱咐，要他同高岗划清界限。朱理治哪里会了解这个内幕，结果好意的探望被误认为是派来“侦察”，弄得林彪耿耿于怀。相隔十八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专案组发现林彪在日记中两次提到梦见朱理治骂他、追赶他，并为此痛恨至极。专案组十分奇怪，向朱理治调查。朱理治也感到莫名其妙，说自己对他一向尊重，如有得罪，可能是一九五三年杭州的探望被他误会。韩哲一所讲的“希望”，正是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基础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剥去了高岗身上从延安年代开始披上的“一贯正确”的政治外衣，暴露了高岗吹嘘自己、拉帮结派、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的团结的恶劣的政治品质。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一九五五年四月，朱理治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并发言，表示拥护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再次检讨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扩大化中的错误，同时澄清一九四二年延安西北高干会上高岗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
一九五二年年底，高岗从东北调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副主席有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计委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看看这一串名单就可以知道当时高岗地位有多么显赫，可谓飞黄腾达，权倾八方。它的背景是，毛泽东由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出的“新税制”风波对政务院领导工作不满意，一九五三年三月决定将中央政府工作分为五块，其中之一的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又将政务院二十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的野心更加膨胀，已不把刘少奇、周恩来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在他手下担任局长的朱理治!他不仅没忘一九三五年的旧仇，更记得一九五O年的新恨。他在东北要对朱理治未能得手，这回到了北京可以下手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原属中财委的国家物资分配局划归国家计委，借此机会高岗免去了朱理治物资分配局局长的职务。接替物资分配局局长职务的韩哲一回忆说:
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是平行机构，这是跟苏联学的。高岗是计委主席，又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地位很高。
我调到国家计委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张玺通知我:“高(岗)主席打电话来，找你去他那里有事。”
高岗家住在东交民巷八号。我去的路上就想:我过去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找我能做什么呢?
见面寒暄过后，高岗问:
“你到国家计委了，怎么样啊?”
“我刚到，情况不熟，要我管物资分配工作。”我说。
“物资分配是管生产资料的分配，不是小事，全由你了。这摊子原来是谁管的你晓得吗?”高岗问。
“我知道是朱理治。”
说到朱理治，高岗加重了语气:
“朱理治这个人不好哇!”
我愣了一下，想不到一位领导人这样随便评论一位高级干部。
我说:
“我对他不熟悉，没有共事过。”
高岗说:“这个人不好!三五年到西北搞肃反，还打过我的屁股。”骂了句粗话，他接着说:“那时我们西北红军很多人挨整，就是他来搞的!”
我说:“我战争年代在华北，没到过西北，这些情况都不了解。”
“总之，朱理治这个人不怎么样，好整人，你要注意了解情况。”
我也不敢接他的话茬，看他没有其他工作要谈，就告辞了。我回来就琢磨，高岗是向我布置任务，搜集材料整朱理治吧。
我把高岗谈话内容跟张玺讲了，张玺说:“这事可不简单，你还得找富春谈谈。”
我把高岗同我谈话的情况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了，富春同志说:“你不要插手。你没去过西北，可以不管过去的事。”又说:“西北肃反严格地讲不是朱理治一个人的问题，是把中央肃反的精神带到西北了，也是受老苏区肃反的影响，这个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我又进一步问:“这事我怎么处理好呢?朱理治身体不好，让他养病去吧。”
富春同志说:“你处理不了，先放一放。’你在高(岗)那里可以完全不提朱的问题，不过，让他养病你可以提。”
一九五三年八月，朱理治向韩哲一交接了工作，经组织同意到杭州休养，住在灵隐寺西南的一个疗养院。转年，韩哲一到疗养院来探望，悄悄对朱理治说:“你的事快有头绪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暴露了，你有希望了。让你来疗养是让你暂时躲开是非圈，是富春同志决定你来休养的，保护了你呀!”
这次朱理治在杭州休养期间，正赶上林彪也在杭州“养病”。朱理治得知后，好心好意去看他。大概就是那次探望，引起林彪对他的怀疑和不满。因为那年十二月，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被揭发，陈云受毛泽东委托，沿着高岗游说过的路线，向一些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打招呼，并专程到杭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嘱咐，要他同高岗划清界限。朱理治哪里会了解这个内幕，结果好意的探望被误认为是派来“侦察”，弄得林彪耿耿于怀。相隔十八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专案组发现林彪在日记中两次提到梦见朱理治骂他、追赶他，并为此痛恨至极。专案组十分奇怪，向朱理治调查。朱理治也感到莫名其妙，说自己对他一向尊重，如有得罪，可能是一九五三年杭州的探望被他误会。
韩哲一所讲的“希望”，正是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基础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剥去了高岗身上从延安年代开始披上的“一贯正确”的政治外衣，暴露了高岗吹嘘自己、拉帮结派、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的团结的恶劣的政治品质。
一九五五年四月，朱理治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并发言，表示拥护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再次检讨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扩大化中的错误，同时澄清一九四二年延安西北高干会上高岗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