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恺、吴天一、辛育龄……他们是守护百姓健康的国之大医，他们也都曾就读于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是1931年11月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医学院校，被誉为“红色医生的摇篮”。
7月25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在坐落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中国医科大学举行。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962位医务工作者和14支优秀团队被网友推选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在这一首次于高校举办的活动中，医学生们与优秀前辈们交流，体悟红医精神的世代相传，感受中国医生在援外医疗中的大爱无疆。
来自老师的引领
“若非红医遮风雨，哪来花好月常圆。”这是一名89岁患者康复后写下的诗。今年春节前夕，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收治了这名老年患者。当时，老人病情危急，医护团队全力救治。康复后，老人深有感触，就写下了这首诗赠与医护团队。
“这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和鞭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丁仁彧表示。作为重症医学人，新冠疫情发生后，丁仁彧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队长，带领150名重症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2个病区。“疫情平稳转段时期，重症、呼吸、急诊、感染、护理等多学科团队24小时值班，‘车轮战’应对，全力救治患者。而且，我们还担负着培训、督导、巡诊、巡查等工作。人手不足的时候，在读的研究生、住院医师们纷纷主动要求参加一线工作。”丁仁彧对此很欣慰，“从这些青年医生身上，我也看到了红医精神和希望，相信这份经历对他们未来的从医生涯也是一种引领。”
丁仁彧感受的“引领”来自他的老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马晓春。在抗击新冠疫情中，马晓春负责辽宁省内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集中救治工作，牵头组建辽宁省重症患者救治前线指挥部，组建省内ECMO（体外膜肺氧合）机动小组、重症应急支援梯队，先后奔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吉林省舒兰市等地指导重症救治工作；作为专家组成员，前往辽宁省大连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指导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
而马晓春感激的则是他的老师们。“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前辈和学校传递给我的精神：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生命至上。希望能将这种一切为患者服务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让年轻医生也能汲取这样的精神养分。”马晓春说。
“我非常感激在座的医务人员去支援我的家乡。”出生于湖北省的程渊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他诚挚地向同道们表达感激之情。新冠疫情发生后，他曾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我们最终必胜。”
同为重症医学人的程渊，也参与了武汉保卫战，救治过危重症患者。在结束任务返回北京后，他又参加了第七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推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发展。当他即将结束援藏任务时，当地发生新冠疫情，他毅然主动留了下来。“我有武汉抗疫的经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留下来。”程渊说。
“我们和你在一起”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颖惠防护服的手臂位置写着：“我们和你在一起。”她总是说：“要离患者近些更近一些，我们才能及时发现病情变化，用专业和技能为患者解决问题，把我们的关心和温度传递给患者。”
2020年年初，带队援鄂的张颖惠遇到一位病情比较危重、伴有腰椎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7旬老太太。“护理不仅要专业，更要有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翻身，擦洗，处理大小便……每个班次的每名护士都把老太太照顾得周到细致。在大家无微不至地照顾下，老太太平安出院。”张颖惠回忆说，让她惊喜的是，老人之后还发来微信：“惠儿早上好，你和你的家人都好吗？……我和我的家人一切安好。”
最近，张颖惠团队正在创新开展“床旁一小时”的护理查房模式。“以前，护理查房大多是回顾患者的护理措施和问题。现在对于住院患者，尤其是急危重症患者、病情复杂的患者，所有相关专业护理专家都集结到患者床旁，组成多学科的护理团队现场协助解决问题，提高照护效率。”张颖惠介绍。
“我们和你在一起”的这份守护承诺，对于身处祖国西南边疆一线的乡村医生黎强来说，是30年如一日的坚守。黎强现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当地层峦叠嶂、地势险峻。1999年前，独龙江乡没有一寸公路，没有一部电话，黎强就独自带上药箱和简单的食物，翻山越岭，走猴子路、上藤桥、过溜索，走遍1994平方公里的独龙江乡的村村寨寨，为居民讲解疾病知识、接种疫苗。多年来，他多次带医疗队到乡村出诊，免费救治困难居民。
“好些年前就不用溜索了。现在，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了100%。”黎强边说边展示卫生院最近的照片，心电监护仪、除颤仪、抢救药柜齐全。接着，黎强还视频连线他的朋友——坚守乡村医生岗位近40年的全国道德模范、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乡村医生邓前堆。
从1983年到2011年的28年间，邓前堆靠溜索往返于怒江两岸为村民看病，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索道医生”。村民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不管多远的路，也不管有没有医疗费，阿邓医生都会来给我们看病。”2015年，桥建成了，村里还通了公路，邓前堆再也不用溜索了，他驾车巡诊，继续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邓前堆在视频里告诉大家，过去去最远的地方要5个多小时，现在有了“连心桥”很方便，救治能更及时。邓前堆也叮嘱黎强：“乡村医生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希望你要继续医治好病人，服务好乡亲。”
“我见到了真正的英雄”
1963年，一支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出发，辗转10天，终于来到了非洲阿尔及利亚，在这里开始了中国首次援外医疗行动。
2015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朱明莉主动请缨赴阿尔及利亚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工作。“我的前辈张定宇院长是第17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我也要跟随前辈的脚步去援外。”朱明莉说。
作为第24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朱明莉一到当地，就感受到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医生的高度信任。“之前，第23批医疗队的医生曾为一位当地女性顺利完成剖宫产手术。现在，她再次怀孕，又找到我国援外医疗队，产检、手术同样顺利。”朱明莉说。
援外两年，朱明莉亲手接生了1500多个阿尔及利亚的孩子，当地同行也经常跟她学习手术技能和知识。离别的时候，朱明莉收到当地同行的感谢信，信中用法文写着“感谢中国医生的帮助”，还配上中文“谢谢”二字和可爱的笑脸图案。
201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助理、疾控办副主任陈操研究员，作为抗击埃博拉病毒青年检测队队员赴西非塞拉利昂支援。
在一辆车体外写着“中国卫生”字样的移动P3实验室车里，陈操和同事每天都在进行埃博拉出血热病毒的核酸检测。“在感染者的血液、呕吐物和排泄物中，病毒的感染性最强。我们团队4个人各司其职：两个人在实验室核心区，一个人在外面做辅助，还有一个在监控车里进行全程监控。工作强度大，蚊虫也比较多，我们常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靠着兄弟战友间的互相扶持，把工作扛下来了。”陈操说着，展示手里拿着的一本小册子——里面详细记录了那次支援积累的宝贵工作经验，“特别是在现场实践中，我们对病毒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内容会给后续医疗队提供帮助”。
陈操说：“经过这次历练，在面对新冠病毒时，我们也更从容。我们第一时间研发出检测试剂，也向伊朗、伊拉克派出了援助检测队，并援助大量试剂。我们也与国际同行交流，传递我们的防控经验。”
“中国医生把大爱带到非洲。”就读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MUISHA MBIKYO BIENVENUE（中文名：穆英雄）来自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特别崇拜英雄，也想成为英雄。在中国，我见到了真正的英雄，中国援外医生才是真正的英雄”。
穆英雄有位特别令人爱戴的“英雄师兄”太史琨先生。“太史琨也是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他1964年就参加了援坦桑尼亚医疗队。”穆英雄讲起这位师兄的经历，“2021年5月21日，我去看望太史琨师兄，他给我看了自己珍藏的援非相册。当时在援非过程中，师兄他们一边为病患治疗，一边用心培养当地医务人员，为非洲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当时，中国医疗队给一位坦桑尼亚的瘫痪患者进行了中医治疗。经过200多次的针灸按摩、不断的搀扶练习走路，这名患者终于能独立行走了。出院时，患者激动地哭了，他握着师兄太史琨的手说：‘我是一个穷苦农民，没有中国医生，我这辈子都没法站起来。’我一直都知道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大爱，但是这些真真切切的故事对我的触动更深，让我在学医的路上更加坚定。”穆英雄说。
文：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
编辑：李诗尧
校对：马杨
审核：徐秉楠 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