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德 | 两宋院画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难以估量

李唐《万壑松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院画”之名虽始于赵构南渡之后，但“院画”的制作却是随着皇家画院的出现而开始的。“两宋院画”理所当然地包括两宋画院三百余年间的全部作品。这些作品承前启后，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两宋院画很难笼统而论。就其发展阶段而言，当以北宋宣和、南宋绍兴时期为盛；就其题材内容而言，则有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之分；就其画风而言，可以划分出“院体画”和“文人画”；就其技法而言，又有工笔设色与水墨写意的区别。凡此种种，加上画家济济，作品洋洋，更不可简单对待。然而，其中毕竟有总的倾向和某些大体相似的特质，正是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倾向和特质构成了南宋院画对后代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大体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赵佶瑞鹤图绢本设色 51cm×138.27cm辽宁省博物馆藏

一、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绘画的写实传统，使院画的影响空前扩大。宋初画院长期流连于“黄家体制”之中，画家专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使黄筌画格发展到高度成熟的境地，成为后来工笔花鸟画的典范。北宋中期，郭熙、赵昌、易元吉等人冲出“黄家体制”的窠臼。放笔师法自然，“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宣和画谱·花鸟叙论》)。将对自然的审美感受作为院画的艺术追求，于是注重“览物有得”的“体制清瞻”的写生画风得以确立，在内容上进一步走向现实。从自然界的高山大壑、江河湖海到杂花野卉、飞禽走兽；从辉煌壮丽的殿阁楼台到真淳朴厚的世俗生活，几乎应有尽有。特别是赵佶对表现绘画细节真实和注重诗境的强调，虽代表着最高统治者在“太平盛世”的审美趣味，但在客观上促进了画家对自然景物和世俗人情的精细入微的观察与思考，这对写实主义绘画在更为坚实基础上的发展无疑是有所助益的。北宋宣和画院集前朝院画之大成，铸就了备兼众妙的“宣和体”的艺术风范。南宋画院变异旧体，锐意出新，绚丽之极复归平淡，表现家国动荡之情的历史人物画和花鸟山水画大量涌现，许多作品将绘形、传神、写意熔为一炉，内容越发精纯，形象趋于简括，笔法更为灵便，从而酿成了两宋院画精深完备、“高简为工”的写实主义的艺术传统，成为后世画院争相效仿的典范。

马远《梅石溪凫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进一步加强了传统绘画的民族特征，使院画的艺术内涵空前充实。宋代以“郁郁乎文哉”著称，最高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得以在绘画领域里积淀和升华。徽宗任用文人画家担任画学博士，同时尽力提高画院画家的文化素质，加速了院画与诗文、书法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宣和画院以后，强调绘画表达诗的意境成为院画的自觉要求，并上升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审美标准之一。自此，中国诗文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怀的比兴传统，与绘画中的形象描绘融为一体。几乎同时，中国书法中的点画传情与直摅胸臆，与绘画中的笔墨结为同道，构成传统绘画形象的诗意化与笔墨表现形式的书法化的审美格局，从而使院画的艺术内涵空前充实，并为后代画家广为采用和发展。

郭熙早春图绢本 158.3X108.1cm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进一步提高了民族绘画的审美水准，使院画创作思想空前深化。宋代统治者兼容儒释道诸家学说，鼓励各种艺术流派相互争鸣，并使之共存，进而通融演化为儒学新派——理学，从而提高了哲学和艺术的思辨水平。宋代统治者在主持院画创作的同时，也赞同文人画家的艺术见解，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造成了重视理法研究和韵味探求的良好风尚。仅从《宣和画谱》十篇叙论中即可得到证明，画院是将绘画提到“道”和“理”的高度而对待的，所谓“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此梓庆之削鐪，轮扁之斷轮，昔人亦有所取焉”(《宣和画谱·道释叙论》)。认为描绘草木禽鸟，在于体现“不说之成理”(《宣和画谱·序目》)。同时从“观”“悟”两个方面进行艺术构思，一方面可以“游规矩准绳之内，而不为所窘”(《宣和画谱·宫室叙论》)，另一方面也可以“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宣和画谱·墨竹叙论》)，但均要求“笔夺造化，思入妙微”，像诗人那样借物抒怀，以寓兴于画(《宣和画谱·蔬果叙论》)。在这种“观”“悟”思想的指导下，两宋院画将五代画家偏于物象感受体验上升为物象与自我的审美结合，所谓“胸有丘壑”“胸有町畦”、“泉石在胸”“身与竹化”，都是“物”与“心”在艺术形象塑造中高度和谐的表现，这自然较宋以前的绘画进入了更高的审美层次。特别是宋代山水画和花鸟画，都表现了在朝画家那种既追求荣华富贵，又要与自然常亲、常近、常乐的矛盾心理，于是“自然界”通过绘画创作变成了“人化的自然”，花含情，鸟带笑，山水“如笑”、“如滴”“如妆”、“如睡”(郭熙《林泉高致》)。诸如此种审美理趣深刻启迪和影响了元明清直至近现代的绘画，成为指导画家创作的传统思维方式。

崔白寒雀图绢本设色 25.5cm×101.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四、进一步丰富了院画的创作理论和技法，使院画的表现形式空前多样。院画的制作，强调“形似”和“格法”，要求画家在表现物象上细致入微，在艺术构思上含蓄巧妙，在笔法程式上刻意求新，“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具若自然”为妙。这些有利于绘画发展的创作理法一直被后人欣赏。反映在绘画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如果从画法上看，既有“黄家体制”那样笔法精致、赋色妍丽的工笔画，又有崔白那种“体制清瞻、作用疏通”的工笔淡彩；既有典雅文静的墨笔白描，也有梁楷那样恣肆任性的泼墨写意，更有抒写襟怀，兼工带写的逸笔小品；既有色彩壮美的青绿山水。也有摒弃色彩的水墨画。如果从画幅形式上看，既有“立幅”“堂幅”，又有册页、纨扇；既有气派宏放的长卷，又有精巧玲珑的扇面或镜心小品，亦有双幅、通景、四扇屏之类。

总之，院画作品的各种不同样式进一步确立了民族绘画幅式的多样化的基础。两宋院画作品达到了功力深湛、典雅清隽的程度。经过历史筛选和岁月冲刷幸而流传至今的珍品，已经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价值连城的瑰宝。

（作者王振德，著名美术理论家。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主任、院刊主编、《中国书画报》总编辑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