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
1927年7月4日，在上海龙华楼刑场，一名被捆绑得很重、皮肤黝黑、眼神坚毅的年轻人被一群刽子手从密封的囚车里推出来。
主管接过手中的文件，仔细地上下打量了年轻人，然后喝道：“执行！”
却见这个年轻人笔直地站着，面对着屠刀，目光冰冷，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口号响彻天地，所有人，包括主管和斩首官，都被这喊声惊慌了。他们赶紧将青年强行推倒。
就在剑即将落下的时候，被重重捆绑的年轻人猛地跳了起来，身上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一时间，刽子手们举刀狂砍。转眼之间，这个英勇无畏的年轻人就被刀砍成了碎片，躺在血泊中……
为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年轻人，就是时任中共总书记弗拉基米尔·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陈独秀的名字在中国妇女儿童中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连续五届担任总书记，被开除党籍，随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4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提前释放。
陈独秀出身于安庆名门望族。陈氏家族世代读书。该家族的许多成员在当地享有盛誉并受人尊敬。
由于幼年丧父，陈独秀从小就被叔叔收养。他的叔叔常年为官，没有太多时间管教陈独秀，所以他从6岁起就跟着祖父陈章旭学习。
陈章旭是安庆著名学者。他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在家里被称为“白胡子爸爸”，平日里总是一脸严肃。
家里的孩子一提起这位“白胡子老爸”就不敢说话，但陈独秀是唯一一个不怕爷爷的人。
小时候，陈章旭因为学业，经常用木板打陈独秀，但无论打得多么惨烈，陈独秀都一声不吭，让爷爷只好生气地说：
“这小东西，以后长大了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毒强盗，真是一家人的不幸啊！
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再加上祖父的粗暴管理，可以说，在安庆陈家的老宅里，“父亲”这个角色已经缺失很长时间了，而这个成长环境也造就了陈独秀冷漠的性格。以及家庭意识薄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陈独秀与长子陈延年矛盾的根源。毕竟，你不能让一个没有经历过父爱的人给予父爱。
陈独秀
陈独秀的第一任妻子叫高小兰。她本是一个富家小姐，但母亲却早逝。。
陈独秀和高小兰在父母的主持下结婚了。这样的包办婚姻显然不能让陈独秀满意。他本来就淡漠家庭观念，对于高小兰这样的封建女子自然没有太多的感情。
陈家的老房子对于年轻时的陈独秀来说并不像家，而更像是一个牢笼。因此，在大儿子陈延年刚两岁的时候，陈独秀就东渡日本求学。
即使在中国，陈独秀也走遍全国。陈独秀与高小兰结婚十年间，足迹遍布安庆、上海、东北、日本、芜湖、北京等地。
那些年，陈独秀很少回家。对于他来说，安徽安庆的家只不过是他旅途中的一个落脚点。由于父亲不常回家，兄妹俩对父亲一直没有太多印象。最年长的陈延年甚至不记得他父亲的长相。
高小兰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女性，对于婚后的各种遭遇并没有太多的抵抗力。如今她嫁入了陈家，她只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照顾丈夫和孩子，维护陈家的面子。对于陈独秀的举动，高小兰也从悲伤到无奈，最后麻木。
1909年，高小兰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住在姐姐家。与姐姐不同，高俊曼是一名接受新型教育的大学生。她不仅青春美丽，而且思想进步。在妹妹的衬托下，高小兰就显得相形见绌，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在丈夫陈独秀与妹妹接触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不断从亲情升温到爱情。
高君曼与陈独秀于1910年公开同居，尽管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两人还是宣布正式结婚。陈独秀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婚姻和生活。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关系，深深伤害了原本的搭档高小兰。无人倾诉的高小兰只能向孩子诉说自己的委屈。
母亲的不幸，作为长子，陈延年能够理解母亲的痛苦，但却无能为力，而母亲对陈独秀的怨恨也直接影响了陈延年的婚姻家庭观。
这也让陈延年对于爱情和婚姻非常排斥，他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后代。
然而，陈独秀给安庆这对母子带来的伤害远非简单。1915年，陈独秀参加“讨袁”运动，遭到袁世凯心腹倪嗣冲的追杀，陈家遭到抄袭。
为了躲避追杀，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逃到了怀宁农村，两兄弟结束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很快，陈延年收到了陈独秀的来信，邀请他们去上海。现在的安庆已经不安全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陈延年只能将弟弟带到父亲身边。
当时，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生活过得甜蜜幸福。
陈延年阿姨高俊曼
陈延年看着和姨妈在一起的父亲，想起这些年受了那么多苦的母亲。他无法让自己接受这样的家庭，也无法融入这样的生活。他经常与父亲发生冲突。陈延年再也无法忍受，很快就和弟弟搬了出去。
陈独秀并没有阻止儿子们外出工作和学习。他对朋友王孟走说：
“他们在外面生活并不是坏事，我一直主张用自己的力量创造未来。”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仍然是陈氏家族的传统方式，严格而无情。离开父亲后，陈延年晚上带着弟弟睡在亚东图书馆店的地板上，白天出去打工，喝着自来水，吃着干粮，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
陈独秀不让儿子住在家里的决定让他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非常不安。出于内心的道德拷问和亲情的束缚，高君曼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为己出。看着两兄弟整天在街上闲逛，她心里很是愧疚。
更何况，当时李达和王惠武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写作《新青年》，也住在陈家。但陈独秀却不肯让自己的亲骨肉在家里吃住。
为此，高君曼多次试图劝说丈夫，但陈独秀在这方面的固执超出了高君曼的想象。
“妇之仁，当贼子，虽是善意，却会产生恶果。纵容、支持汉奸，不！不！年轻人，让他创造自己的未来。”
相比姑妈和父亲的争吵，陈延年根本不在乎自己能否住在父亲家里。自从离开家之后，他就没有想过要依靠父亲。他甚至不知道如何称呼陈独秀为父亲，当我们见面时，我们都直呼他的名字。
随着陈延年的长大，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多，陈延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仰和观念，他对父亲的不满也开始从家庭矛盾发展到政治观点。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作为领袖，成为全国有志青年的精神导师，但他对父亲、17岁的陈延年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父亲无非是一个新官僚和一个老学者，虽然读书很多，但他不能创造一个新天地，不能成为所有人的生命，这和一个文盲有什么区别？？”
由于从小缺乏儿子的陪伴，陈独秀对陈延年兄弟几乎没有思想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开始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论会”，成为吴智慧的弟子。
而且这也是直接站在了父亲的对面。陈独秀对此也颇为无奈。他曾经说过：
“社会主义初期，无政府主义占主导地位。各地马克思主义支持者与无政府主义支持者争论、斗争。我和我儿子之间也是如此。”
为了培养陈延年和陈乔年，吴智慧为两兄弟提供了去法国勤工助学的资金，还帮忙解决了船票。
就在陈氏兄弟去法国之前，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购物中心分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这次陈独秀的处境非常危险。
陈独秀的同事潘赞华找到陈延年，告诉他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潘赞华问陈延年：“如果同事救援失败，你会怎么想？”言下之意就是向他指出陈独秀目前的处境，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延年只是淡淡地回答：“可惜中国失去了一位有知识的人。”
陈延年（左二）与朋友们
这期间，他的神情冷漠，仿佛在说一个与他无关的人。潘赞华被他的话震惊了，这也说明当时陈延年和陈独秀父子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顶峰。
看着儿子渐行渐远，陈独秀可以容忍他不称自己为父亲，但他对陈延年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仍心存芥蒂，令人难以接受。陈延年刚到法国，就让陈公培给陈延年和他的兄弟带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说两个儿子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陈延年看完信后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冷冷地对陈公培说道：“别跟独秀说话。“
陈公培非常惊讶。他没想到陈独秀这个中国的年轻领导人竟然让儿子直呼其名，言语中甚至带着一丝不屑。
然而，陈氏兄弟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来法国时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博尼街22号。文学、地理、法国文明史等
当陈延年雄心勃勃，打算一展才华时，最初资助他们来法国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李石曾、吴智慧，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大肆迫害勤工俭学的学生，切断他们的联系。对勤工助学学生的财政补贴。
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陈延年等人来说，无异于底锅拿工资。他们失去了经济来源，过着近乎游牧的生活。
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下，陈延年和其他留法年轻人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想方设法打工，以维持生活并继续留法求学。
当时，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在里昂一家工厂做翻沙工人。他们每天努力工作，但还是赚不到多少钱，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启胜先生在法国看到华人名人儿子的辛苦，不禁感慨：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勤工俭学，生活这么艰苦，每餐都吃沾酱油的面包，堪称勤工助学的典范。”
1921年，贫困状况让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不堪忍受，奋起抗争。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人发起“二月二十八”学习运动。
然而，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助学学生的正当要求，还勾结法国当局派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逮捕了100多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将他们全部强行送走。那年回到中国。
吴智慧
李石曾、吴智慧等无政府主义者在驱赶留法学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事实，陈延年也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在这种情况下，陈延年毅然决然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李石曾、吴智慧等人对此非常恼火。他们后悔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去法国勤工俭学，骂道：
“这两只小狗比他们的爸爸更强！”
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弟兄结识了许多留法共产党人，包括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两兄弟的思想开始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
而这也成为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人生的关键转折点。
1922年6月，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欧洲中国青年共产党。
法国巴黎欧洲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漂洋过海传到了中共中央，引起了陈独秀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陈独秀闻讯后非常高兴。他的两个儿子在乡下永远不可能和他坐在同一张长凳上。老子宣扬马克思主义，他的两个儿子则信仰无政府主义。
如今，两个儿子也加入了共产党，这是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的。
加入共产党后，陈延年也开始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赢得了陈延年在法国的支持。在他内心深处，似乎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父亲。
作为总书记的父亲，在陈延年心中的地位也提高了。
然而，此时陈延年与父亲虽然信仰一致，但父子之间的矛盾却没有丝毫缓和。
为了进一步培养像陈延年这样的年轻人，1923年3月，中国共产党决定选派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陈延年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虽然他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他从未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这是陈延年所不能允许的。所以，在东方大学学习的时候，陈延年总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个，要么学习，要么和别人讨论。
陈延年在法国期间与同学合影
生活中陈延年虽然是一个沉默寡言、严肃的人，但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时却非常严肃。每一个细节都会和别人来回讨论，脸都红了。
看着与平时如此不同的陈延年，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些问题如此认真，他回答说：
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就像一只老虎。我们也必须向列宁学习。
从此，陈延年也得到了“小列宁”的绰号。
从1924年秋天到1925年春天，由于国共合作，国内需要更多的干部来领导工作。在这样的机会下，陈氏兄弟陆续回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后，立即被派往广东工作。
回国后，陈延年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见父亲。虽然在他心里，对父亲的不满并没有丝毫减少，但现在他却不得不和父亲保持联系，因为他们不仅是父子，甚至是战友。
但身份的改变并没有改变父子之间的隔阂。父子俩几年后重逢，没有任何问候，也没有流泪。父子俩同样冷漠，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谈工作，连普通同志之间的寒暄都没有。这样的相处方式，也让其他人摇头不解。
与父亲相比，陈延年并没有多少传统知识分子的痕迹。虽然他曾在法国和苏联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他却没有留学生的洋气。他说话不紧不慢，言简意赅，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接近他。人们称赞他说：“横看如岭，一面成峰。
而陈延年也成为了著名的“六不值得青年”。就是“不摄影、不恋爱、不奢靡、不脱离群众、不滥交权贵、不铺张浪费”。
回国后陈延年与父亲虽然信仰一致，但政治选择上出现了分歧，这让父子之间尚未缓和的矛盾更加尖锐。
早在1923年7月，党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很大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同志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并提出“一切工作属于国民党”。
陈延年回国后，不同意父亲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愿放弃革命领导权，完全不顾国家命运。对于父亲的想法，陈延年感慨道：“看来殊途同归啊！”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点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批判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
大会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是为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积极参与和领导，才会取得胜利。”
陈延年与省港罢工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民族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进一步发展。
1925年5月30日惨案后，为了展示工人阶级的力量，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罢工。这次总罢工持续了1年零4个月，创造了世界劳工运动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被称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名革命干部的领导才能。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广州局势一时间愈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陈延年匆匆赶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告请示。
但是到了上海之后，上海已经一片混乱了。陈延年一连几天都找不到党中央所在地。这种情况下，陈延年机智最快，让人在
上贴了一张寻人小布告：
“林沐正在找马道孚。”
林牧是法国陈延年的笔名，马道富是郑朝林的笔名。最后，党中央看到失踪人员的消息后，派人与陈延年取得了联系。
在郑朝林的带领下，陈延年来到闸北中央书记处会见总书记陈独秀。但父子一见面，陈延年二话不说就用批评的语气说道：
“陈独秀同志，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换地址，我们应该向下面的同志们问好，‘儿子’不能和‘母亲’失去联系吗？”
面对儿子的指责，陈独秀并没有生气，还带着歉意地说：“换地址也是临时决定的，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相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
父子俩的对话中，依然没有亲情。他们对待彼此就像党内其他同志一样，甚至更加疏远和冷漠。随后父子俩步入庭院坐下，开门见山地聊着工作，完全看不到父子特殊关系的影子，聊完就握手告别。工作。
1927年春，在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再次当选为总书记，陈延年、陈桥年也当选为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蒋介石发动“四月十二”事变后，上海中共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陈延年奉命来到上海重建党的组织，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6月26日，陈延年、郭博和、韩步贤等在北石高塔路横峰里104号召开中共江苏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贤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
就在这时，陈延年收到了一名地下交通员被捕的消息。
为了安全起见，陈延年与王若飞、赵世炎等人商量后，立即结束会议，带领大家躲起来。
虽然人员已疏散，但现场仍遗留有不少文件资料。这些物资如果落入国民党手中，将会给党组织造成巨大损失。
下午3:00那天，陈延年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到区委所在地。他们先是在黑暗中观察周围的动静，见没有什么异常，才冒险进去，烧掉了办公室里的秘密材料。
可就在这时，埋伏在周围的军警突然冲了出来，将陈延年等人团团围住。
此时，陈延年意识到被抓的交警出卖了他们，幸好交警并不认识陈延年。而陈延年常年都是农民的打扮，非常不起眼，也非常让人迷惑。
被捕后，陈延年表示自己只是被雇到这里工作的，他的名字叫陈友生。由于没人知道陈延年的真实身份，敌人只把他当作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关押在龙华监狱。
在监狱里，陈延年一直在思考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想来想去，他决定写信给父亲的好友、亚东图书馆馆长王孟走，请他想办法营救自己。
陈延年在信中写道：
“王先生，我某天在某地被抓了，目前被关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现在我的衣服和裤子都破烂了，请先生买一套衣服”还有裤子给我陈友生”。
王孟走收到这封信后立刻意识到陈延年被捕了，立即决定想办法营救延年。王孟走非常喜欢陈延年，不仅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好朋友，还因为陈延年兄弟刚来上海的时候，曾和王孟走相处过一段时间，彼此关系很好。
但王孟走只是一个善良的商人。他早年虽然也支持维新思想，但对当前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却一无所知。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一个“情”字，所以他不跟任何人讨论。到达南京后，他直奔蒋介石总部总政治部寻找胡适。会后，他将陈延年给他的信交给了胡适。
杨虎、陈群逮捕陈延年后发电
胡适认不出陈延年的笔迹，就问王孟走：“这个人是谁？你知道我一生从不说谎，只有说出这个人的真名，才能救他。”
先生王是一个真诚诚实的人，所以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胡适实情：“这个人就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听后，胡适亲自说道：“我会尽力救援。”他把陈延年手写的信放进钱包里，和王孟走匆匆出了办公室。
在门口告别时，胡适让王孟走先回上海，等消息，自己则上了车。
对于这件事，胡适确实很关心。他仔细地思考着，自己应该来跟谁理清关系。想了想，他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吴智慧家。
当时，胡适并不知道陈延年和吴智慧在法国期间的恩怨。他只认为吴智慧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一定会帮他处理这件事。
而就在胡适将陈延年的亲笔信递给吴智慧之后，吴智慧立刻跳了起来，狂笑起来：
“好啊，那就好！老陈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是这个小陈实在是太可怕了！现在小陈被抓住了，世界从此太平了！”
此时，陈延年已经取代了父亲，成为蒋介石心中的一个大问题。这次陈延年被抓，吴智慧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并立即前往南京会见蒋介石。
敌人知道陈延年的身份后，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直至他精神崩溃。然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陈延年意志坚强，没有吭声。
国民党见陈延年铁板一块，决定不审讯陈延年，直接杀掉陈延年，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王孟走满怀希望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四处等待，却不见消息，却在上海的海报上看到了7月4日陈延年去世的悲痛消息。
忠诚的王梦走为了营救陈延年，不小心毁掉了陈延年年轻的生命，这让他无比沮丧！
就在陈延年去世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被汉奸出卖，在上海枫林桥被枪杀。他当时只有26岁。
仅仅两年时间，陈独秀就失去了两个最好的儿子。即使是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儿子的牺牲，让陈独秀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对于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陈独秀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从此，陈独秀对于蒋介石始终怀有国仇家恨。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押蒋介石。消息传到南京监狱后，被关押在这里的陈独秀非常高兴，让人去买酒和蔬菜。
陈独秀对狱友们说：我这辈子不喝酒，所以今天要好好喝一杯。他颤抖着把第一杯酒洒在地上，祭奠死去的两个儿子，喊着“言念，乔念”，忍不住痛哭起来。
或许直到这一刻，陈独秀才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可惜世界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来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
陈延年和陈乔年没有白牺牲。他们的事迹被后人铭记。今安徽合肥尚有一条堰桥路，为纪念兄弟二人。
燕路路标下，很多人默默留下鲜花，其中一朵写着：
沿桥路虽短，但尽头却是繁华的大道。这短短的旅程，却经历了一百年的艰辛。这个繁华的世界如您所愿，我们将成为您的眼睛，为您看清这个繁华的世界！
盛世就是如此。我想这不仅是陈延年、陈乔年的心愿，也是无数革命先烈追求的终极心愿。年轻一代，只有珍惜现在，才能无愧英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