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在1978年仅为17.9%，而到202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60%。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起来。相关政策的调整为人口、资本的流动扫清了障碍，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化开始席卷整个中国。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在物质基础丰裕的前提下，农村教育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在20世纪末，农村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基本扫盲任务，自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下发后，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农村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从2006年起实施至今已经有10年之久，农村地区的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和“小升初”率长期稳定在九成以上。
农村教育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2000-2010年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了约22.94万所，减幅达到52.1%，教学点减少约11.1万个，减幅约60%，农村初中减少了约1.06万所，减幅约25%。其次，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依然高位运行，且辍学的学生由高年级学生变成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学生；第三，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的质和量均得不到保证，城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第四，“进城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势成痼疾。
在历史上，农村学校在整个农村区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推进人文教化还是纯化民风，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中的私塾，已经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位置，私塾教师，对于该村落中各种人事活动，如清查账目、调解纠纷、问字代笔及乡中各事宜，悉居于指导地位，故私塾实为最适于推进社教机关。
从现代意义上考虑，学校存在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本身。以学校为载体的教育出现在农村时便以显性或者隐性的方式对整个农村产生着影响。当学校教育不再作为每个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时，教育与农村之间的依存关系开始断裂，影响开始式微，农村教育的症结由此而来。但一个又不得不值得思考的问题开始浮现，农村教育该走向何方？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反思自己对农民反对洋学堂的不理解：“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钱理群曾批评道：“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理论探索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
陶行知先生也曾批评道：“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
如果一味推崇农村的经验、历史、话语，也会让农村教育更加的不合时宜。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以城市教育为中心来作为立策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否则农村教育会被悬空，甚至凋敝。费孝通曾说：“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所以，这既不是一道选择题，也不是一道判断题，而是一道综合题。在看待农村教育这个问题上，过分陷入令人神伤的乡愁迷雾与埋头扎入现代化的陷阱同样危险。城市化的进程在逐渐加快，农村教育的病疾也在不断恶化，那么作为农村教育中的农村学生，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处去寻，寄托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