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安倍挂了后，原本被视为“鸽派”的岸田文雄，一反常态，表现出极端的反华“鹰派”色彩。很多人说他是“嘴上强硬派”，即表演给派系内的右翼们看的，但这真的是一种声色厉茬的姿态吗？
2023年4月15日，日本和歌山市杂贺崎渔港，面带微笑的岸田文雄，正为众议院席位选举发表演讲，突然一个年轻人向他扔出一颗炸弹。
此次行刺，距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不到一年时间。
百余年间，日本首相遇刺身亡者，有8人之众。但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刺杀首相行动，上一次还是1930年代。
那时的日本，以膨胀的野心治疗经济凋敝的内伤，企图在世界乱局中靠侵略成为亚洲霸主。
90年后的今天，日本因为“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但俄乌战争、中美摩擦，却又让它再次嗅出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
上任首相后，岸田文雄一方面展示对华强硬姿态，狂言“对中国，我一步也不退让”；另一方面他又委身欧美，不惜忍受马克龙羞辱，将正参与俄乌战火的北约请进家门，欲设“东京联络处”。
那么，他到底欲意何为？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阴谋与阳谋？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看清日本。
1 依靠冷战发财
日本一直盛行一种说法：冷战结束造就了两个战败国，一个是政治上的苏联，另一个是经济上的日本。
1950年6月19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劝日本首相吉田茂，将日本重新武装起来。
我们都知道，1945年战败后，日本武装力量被全部解除干净了，美国还给它定了个“和平宪法，约束它的军国主义。
当时，很多日本人，视此为奇耻大辱，不堪忍辱的自杀者非常多，日本皇宫院墙外，都快变成自杀者的乐园了。
但有意思的是，当杜勒斯于1950年提出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时，吉田茂却极力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杜勒斯访问日本一个礼拜后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争甫一打响，横滨美军驻日司令部迅即成立。
不久，日本人迎来了战争的第一波福利：大量日本家庭和小工厂，陆续收到了直接用美元结算、像雪花一般飘来的纺纱订单。
他们被要求制造沙袋、军装、毛毯、帐篷和初级军用品。原本生活陷入绝境的日本人这下高兴坏了，戏言：“只要你家有纺线和纺织机，一年就能当上‘万元户’。”
二战期间，日本工业基本被美军毁得一干二净。美国陆军少校艾略特曾扬言：“要让日本工厂找不到发动机、蒸汽机、内燃机，一本产品说明书也不留下。”
比如，一度为日军生产军用卡车的丰田，就几乎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赤字7000多万日元。
社长丰田喜一郎为了获得生产许可证，曾连续十几日整宿站在麦克阿瑟下榻的酒店门外苦苦哀求，却被宪兵无情地挡于十米开外。
直到1951年的一天，这位沮丧的社长，终于眉开眼笑了，因为美军给了他生产军用卡车的订单。往后2年多，丰田拿下美军46亿日元订单，厂子扭亏为营，出口暴涨46%。
70年后的2022年，丰田更是首次超越美国通用，成为美国销售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朝鲜战争期间，和丰田一样幸运的，还有三菱重工、小松电机、索尼等一大批后来叱咤世界舞台的日企。
其中，三菱重工为水门桥赶制的M二型钢木桥梁，打通了美军长津湖战役逃亡之路。不止如此，它甚至发展到可独立生产美式61型坦克。
战争三年间，日企从美军手中赚了10亿美元，间接产值超36亿美元，工业体系得以迅速重建，钢铁、煤炭、水泥、棉纱、外汇储备，均获得2-9倍的超高速增长，经济指标数年间恢复至二战前水平。
这是日本主动让出主权乃至尊严，换来的经济实利。聪明的吉田茂政府采取了一边倒、卧薪尝胆的外交战略，甘当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马前卒。
后来，美国又陷入越战泥潭，日本作为美军“后方补给基地”，又一次获得宝贵的“战争景气”。
所以截至1968年，原本一片废墟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联邦德国；1978年，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7年，其人均GDP甚至超过了美国，引发两国贸易战。
多年后，谢绝了杜勒斯“好意”的吉田茂，沾沾自喜地说道：“也许是我老奸巨猾吧，让美国人来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宪法禁止军备，不是坏事，是上天的恩赐，想修宪的政客是大笨蛋。”
实际上，“吉田茂战略”，也帮助日本建立了三军自卫队，在美国的护翼下，快速卸除了战败国的罪责，获取了名义上的独立和国家主权。
所以说，没有谁比日本更希望美苏斗下去。而神奇的是，美苏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也不行了。
谁能说，这是巧合呢？
2 儿子打老子
日本人占了冷战的大便宜，唯一的缺点是必须委身给美国当儿子，没有主权尊严。但日本这个民族，从来不甘心当老二的，一有机会他就想称王称霸，光”经济强国“的帽子远远满足不了它的胃口。
1930年11月14日，东京火车站站台，日本首相滨口雄幸，被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腹部，第二年8月悲惨离世。凶手的理由简单直白：“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自大专断，固执地坚持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力推金本位，结果导致日本经济崩坏，农村地区一度出现卖儿卖女的惨状。这就是至今令日本人不堪回首的“昭和恐慌”。
当时日本正大举入侵中国，欲成亚洲霸主，同时又想消减开支，讨好欧美，因此滨口雄幸遇刺前，还去伦敦签了一个海军裁减条约。
好战的右翼分子不答应了，下黑手将其刺杀致死。
他死后，政友会总裁、右翼政客犬养毅上台。但一年后，犬养毅也会因为“不够右”，而被更为极端且野蛮的右翼分子，诛杀于首相宫邸，血溅当场。
其实滨口之死、犬养毅之亡，都是日本扩张时代的微末注脚。他们均死于日本人不断膨胀的“大国野望”之下。
我们都知道，日本打开国门，源自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黑船叩关”。
从此，日本人走上了全面学习和模仿西方白人的道路。
作为西方最忠诚的学生，日本人的学习态度是毫无保留的，谦卑似奴颜，从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到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近乎全面模仿，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感叹，“日本人是亚洲的白人”。
一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举全国之力，将最强大的“西方列强”之一沙俄给击败了，它的心态才发生微妙的转变。
那年，西奥多作为日俄中间人，主持了两国签署《朴茨茅斯条约》仪式，并以中朝利益为祭品，报偿了喂他马屁的日本人。
但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一”好意“，并不被日本老百姓所接受。
原因是，西奥多虽然在《朴茨茅斯条约》中偏袒日本，可他还是“留了一手”，未要求俄罗斯给予日本人巨额战争赔偿。
为战争付出巨大代价的日本人说，这就是同为白人的种族主义阴谋，日本人终究是亚洲的黄种人。
大概从这一刻起，原本近乎跪舔西方的日本人，开启了寻找自我、进而走向自大的膨胀之道，其中既主张吞并亚洲邻国又激烈反抗西方的极端右翼，也由此发端壮大。
1930年代，滨口、犬养毅相继被刺杀，日本人其实正处在激烈抗西反西的历史阶段。
换句话说，小日子再也不想当儿子了。
所以1933年，日本不满欧美牵制它建立“满洲国”，高调地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1938年，近卫内阁，抛出臭名昭著、不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终于将拳头砸向了他的精神之父——美国。
此时，西奥多的远房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打死可能也想不通，儿子怎么会打老子？
3 制造新冷战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历史钟摆，就是在亲西和反西之间摆荡的。
1853年美国黑船叩开大门后，日本甘当西方白人的最虔诚模仿者；
到1930-1945年间，翅膀硬了的日本人，欲在亚洲称霸，反抗西方的阻挠；
1945年战败后到1970年代，日本又一次韬光养晦，利用冷战，发展经济而亲西方；
1980-1990年代，它的经济超越西方，于是与美国爆发激烈的贸易和科技战；
但美国搞广场协议，它的经济在制裁中泡沫破裂，所以1990年代中期后进入经济零增长时代，再次进入战略收缩期，又一次亲西，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是1999年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法案，表明其无意寻求军事与政治自立，愿意继续委身美国卵翼之下。
可是这一次，历史的轮盘似乎坏掉了，日本新一轮的韬光养晦战略，并没有换来什么实际好处。因此，它1990年中期以来的战略收缩期，好像变得越来越漫长，其经济从“失去的十年”，不断拉长至“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因为1989年12月，美苏首脑马其他聚首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因此美日同盟的粘合剂彻底消失了。
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美国无意也不愿再给可能“打老子的儿子”施肥浇水。
显然，日本人很着急，毕竟，当了儿子总要拿到当儿子的好处。
直到2004年，事情终于有转机了。
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第一次超过对美贸易。这是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所以同一年夏天，一个新的形容日本的政治性标语，悄然兴起于美国，叫“亚洲的英国”。美国的智库，因为忌惮中国的崛起，不断怂恿着美国政府，以反恐、维护地区安全为由，支持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建立真正有威慑力的军事力量。
这年11月，日本自民党就坡下驴，正式推出宪法修正草案，允许日本建立正规的海陆空“自卫军”。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美日间一个新的“共同的敌人”，仿佛又一次制造或想象出来了。
2年后，致力于修宪、偏右翼的安倍晋三登台，2012年，咄咄逼人、充满侵略性的“安麻体制”建立，并在参拜靖国神社、台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
然而，颇令日本右翼失望，直到安倍被一名痛恨“统一教”的年轻人杀死，日本似乎都没有从这个新的“共同的敌人”身上获得太大的好处。
原因是，卧躺于东方的某大国，自始至终走和平发展之道，并未往美日“意识形态假想敌”的套子里钻，相反，它不断深化与美日间的经贸联系，悄悄壮大实力。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2020年达到了美国70%、3倍于日本的体量。
这样的结果，不仅令自1900年就坐稳了世界头号经济体的美国恐慌，更令委身欧美的日本坐立难安——截至2022年，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国。
1895年，战败的清政府，将中国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这年，一个叫岸田几太郎的28岁商人，带着刚刚出生的长子岸田正记，以殖民者身份，登入台湾基隆市。他经营绸缎、木材与服饰，聚敛了大量财富，家族生意版图一度扩张到中国大连、沈阳，买下大连市中心15000平米土地和商铺，富甲一方。
2021年，岸田几太郎的曾孙子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100、101任首相，这一年，口罩全球肆虐，中美摩擦正酣，中国已连续3年掉落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翌年，俄乌战争爆发，一道意识形态的铁幕，仿佛又像70年前再次席卷东西方。
作为中国土地浇灌出来的富商后代，岸田文雄像1950年的吉田茂一样，再次嗅出了“冷战红利”，不断扬言其曾祖父发家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刻意制造冷战氛围。
然而，正如百年前慷慨赴死的谭嗣同所言：“日月不新，何以光明?”
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苏联，更不是百余年前的清政府，岸田文雄多半不清楚，中俄朝三国为何如此“默契”地把战场放在日本。
所谓驱狼吞虎、合纵连横之术，中国人才是老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