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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瓢白
题图 | 袁蓉荪

“石窟在我家厨房”

安岳的孔雀明王像,是在村民周世夏的厨房里被发现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周世夏都在厨房“噗嗤噗嗤”地拉动木风箱,灶门口挂着老腊肉,整个空间的照明都来自灶台的炉火,一尊高大的石雕孔雀在他身后若隐若现。

这个造像源自宋代,孔雀顶羽后翘仰头,呈展翅欲飞状,层层羽毛雕刻精美。

周家在“土改”的时候分到了这个孔雀庙,因此周世夏从2岁起就在孔雀明王洞的青砖灶台边长大。

周世夏的厨房背后就是孔雀明王像。(图/袁蓉荪)

“文革”的时候,一群红卫兵打定主意要来炸掉它,浩浩荡荡地带着土炸药包上山来了。周世夏便央求他们:“我的家在这里,仅有这一点可怜东西,岩层炸下来我们一家人就完了。”

红卫兵看到石像和房舍相连,确实难以动手,只好带着炸药包走了。周世夏赶紧搬来许多作柴火用的枯树枝和玉米秸秆,把整个明王像遮盖得严严实实。

孔雀明王像就这样侥幸被保存了下来。周世夏义务守护了家中的文物几十年,后来偶然得知每个月开始有300元的工资,但是被有关系的人冒领了,那位所谓的文物管理员并没有来他家里看管,而是待在孔雀洞附近的房子里。

周世夏不服,几经周折才让省文物局出面解决了,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文管员。后来为了让文物告别烟熏火燎,周世夏一家搬到了离孔雀洞40多米远的新砖瓦房,但他不放心,又在石像旁边搭了一个塑料棚子床。文物局知道了,花1万多元购置了一个“岗亭房”,才让他免受风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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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天日”的孔雀明王像。(图/袁蓉荪)

像这样的故事,成都的摄影师袁蓉荪听过很多。从2005年开始,他走遍全国,拍了上千个地方的古代石窟,他发现,在敦煌、龙门或云冈石窟这种国际旅游景点之外,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石窟或佛像,正在漫长的历史中“隐入尘烟”。

巴蜀石窟就是其中的一种。由于古道荒废,许多石窟的藏身地至今不通路,只有蜿蜒的羊肠小道能通往。它们没有金碧辉煌的寺院,没有走马观花的游客和高举的自拍杆,绝大部分都裸露在山崖峭壁之中,或者深藏在农家房屋里。

而那些守石窟的文物管理员,大多是当地村民。他们与佛像日夜待在一起,吃饭、睡觉、劳碌、衰老。离世后,亲近的人会接上他们的“衣钵”,把石窟继续守护下去。

他们是生活在大时代边上的人,也可能是守护不知名石窟点的最后一代人,但他们的存在,甚至不会被人记住。

佛像哪里褪色了,或者哪里风化了,他们都一清二楚。(图/袁蓉荪)

中国人对佛像的感情很复杂。袁蓉荪告诉记者,十多年前,重庆宝顶山上的游客每天都摩肩接踵,银行的运钞车需要在每天下午3—4点开到售票处,把一箱箱钞票运走。

人们未必真的对石窟文化感兴趣,但对登高参拜的活动总是趋之若鹜,因此很多著名的石窟点终日香火不断。

对比之下,来往参拜巴蜀石窟的可能只有当地村民。尽管人迹罕至,但袁蓉荪走访发现,巴蜀各地乡村就有500多名“村民文管员”。

在漫长的岁月里,守石窟的活儿都是零报酬的,但他们却从未放弃看守,而且还常常通过父子相传或兄弟相托。

大白鹅在唐代佛龛前下蛋。在漫长的时光里,村民一边看守石窟,一边生活。(图/袁蓉荪)

黄天健是另一位文管员,看守仁寿坛神岩石窟。袁蓉荪在2010年遇到他时,他已经70岁了。黄天健原本是一名石匠,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打工,12岁的外孙女便成了留守儿童。外孙女很懂事,有时候发现外公去看石窟迟迟没回家,便会带着家里的小白狗寻来。

但当2018年袁蓉荪再次前往拜访时,却发现文管员换成了黄天健的弟弟黄天明,然后才知道黄天健已经去世多年了。

原来,就在袁蓉荪到访的那一年,有一天黄天健在家里修房子,乖巧的外孙女放学回家帮他做家务,不小心碰到搅拌机裸露的电线,不幸身亡。黄天健悲痛欲绝,不久后就病倒了,第二年也离开了人世。

天意弄人。文物没人守了,弟弟便和妻子一起接替了哥哥。当年哥哥家养的小白狗,他也接过去一并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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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黄天健和外孙女,下图是接替他的弟弟和弟媳。当年那只小白狗还陪伴着他们。(图/袁蓉荪)

守石窟的大多是老汉,只有阿吒山的女文管员果祥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因为喜欢寺院的梵音袅袅,她18岁就毅然削发出家,之后在2000年来到破败不堪的阿吒寺当住持,晨钟暮鼓,同时看护山上的文物。

阿吒寺是一个百度地图都搜不到的千年古刹,从古道上山要走三个多小时,得先徒步越过深邃的溪谷,然后通过一条依山开凿的不足一米宽的水堰。水堰就像一条纤细的“腰带”缠绕在阿吒山山腰,可谓步步惊心,旁边就是万丈悬崖。

有一阵子,近80岁的母亲不放心女儿,也来相伴过一段时光,后来因为年纪大了,难以适应山上的生活,不得不下山去。

果祥法师既是阿吒寺的住持,也是文物管理员。(图/袁蓉荪)

一位居士告诉记者,据寺院的石碑记载,唐朝时这里曾有上千名僧人,后来才逐渐没落了。果祥来的时候,寺院连墙都没有,只用红布简单围着,院内有养羊的,还有种庄稼的。

果祥住下之后,才慢慢把房子修理好了,还筹钱修起了一条上山的土路,也在佛龛石上建起了遮风挡雨的彩钢棚。每天,果祥5点就起床诵经,把殿门渐次打开。山上没有网络,她们就一起烧柴做饭、扫地除草。“很多人是不敢住在大山里的。晚上很黑,很多动物在叫,怪吓人的,但我觉得没什么,越安静的地方我反倒越喜欢。”居士说。

果祥基本上一天只吃一顿饭,吃的都是自己亲手种的食物。她热爱生活,每天会练毛笔字或做一些小手工,把一些废弃的小盒子做成漂亮的花瓶。

她还养了两条很有灵性的狗,眼神十分清澈。居士婆婆们每逢初一和十五上山参拜之后,狗狗都会把她们送到山脚下再返回,足足5公里的路程也从不迷路。

果祥法师带着居士婆婆们给古佛燃竹敬香。(图/袁蓉荪)

这些文管员做的每一件事,平凡且无声。地方志上不会记载他们的名字,他们也随时可能会湮没在历史的长卷上,但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佛窟也许已经断代,或者早就成为博物馆射灯下冷冰冰的幸存造像。

盗匪猖獗

自从一些石窟被立为文物后,猖獗的盗贼就成了文管员最头疼的事。

袁蓉荪回忆,在2000年以前,很多盗贼把国宝卖给文物贩子时可能也就卖几十块钱,但通过多次倒卖出国后,价格变得惊人。

“古代很少听说佛像被盗,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有信仰,怕遭报应。”袁蓉荪说。如今在利益的诱惑下,形成了罪恶的产业链,许多盗贼铤而走险,甚至会半夜把村民反锁在家里,公然敲走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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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看灯山摩崖上的一处佛像头被偷走了。村民痛惜,就请村里的石匠用纸板画了个佛头,挂在佛像空荡荡的脖子上。(图/袁蓉荪)

野外的石窟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复原,被敲掉的部分会从破损口加剧风化,所以即便公安局破了案,也很难让残缺的佛像重新黏合,只能挪进博物馆。

因此,很多石窟点都要求24小时不离人,文管员需要住在石窟附近,或者直接住在石窟里,耳朵随时竖着。

唐平昌就在华严洞石窟里住了半辈子。自从当上文管员后,他在大般若洞的瓦房木楼上安了一张小床守夜,一守就是二十多年,每天陪伴他的只有昏暗的油灯和寂静的古佛。

二十多年来,唐平昌都睡在华严洞旁的大般若洞石窟里。(图/袁蓉荪)

华严洞石窟造像的精美和完好程度均为国内罕见。(图/袁蓉荪)

他对华严洞有很深的感情,因为他就出生在洞窟旁边的瓦房里。在童年时代,唐平昌三兄弟在高大的菩萨像边捉迷藏,灵巧地在石像上翻来翻去。

当时的华严洞地处偏僻深山,又不通公路,但宋代的十八罗汉像头部曾齐刷刷地一夜被盗割,因此唐平昌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把手电筒和一根扁担,以防有不速之客。

宋代的十八罗汉像头部曾一夜被盗割。(图/袁蓉荪)

文管员最怕的是下雨天。盗贼爱挑这种时候来,因为风雨声可以掩盖他们作案的动静。偷得多了,盗贼相当“专业”,会给铁锤和凿子裹上胶皮,减少敲凿的声响。

袁蓉荪也有过一次提心吊胆的经历。2007年,他和一位女同伴前往安岳茗山寺看佛像,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文管员老曾劝他们在山上留宿,不要开车下山了,因为到处都是险路,周遭渺无人烟。

老曾的文管房立在半山腰,只有一张小床,为了把屋子腾给袁蓉荪,老曾自己摸黑下山回家了,袁蓉荪的同伴则到庙里和守庙婆婆挤一张床。

每天夜晚,老曾都要打着手电筒、带着狼狗巡查造像。(图/袁蓉荪)

那天晚上,独自留守的袁蓉荪根本不敢睡,因为担心下雨。或许是墨菲定律作祟,后半夜的时候,雨突然越下越大,还开始电闪雷鸣。

袁蓉荪一夜未合眼,幸好盗贼也没来。次日,同伴说她也没睡着,屋里有几只老鼠到处窜,还爬上床了,把她吓得不轻,但和她一起睡的守庙婆婆却见怪不怪,酣然入梦。

如此艰苦的环境,文管员却长期在此生活。他们看守文物的装备也很简陋,一旦遇上盗贼,扁担都不一定管用,紧急起来就只能敲锣打鼓,叫醒周边的村民一起追赶。

后来,一些地方开始给文管员配备大狼狗。这些狼狗每个月有150—200元的“工资”,专门列入当地财政支出。这笔钱会直接给到文管员来负责狼狗的伙食,但往往是不够的,为了让狼狗保持体力和警觉,很多文管员会从牙缝里抠钱倒贴狗粮。

茗山寺的“狼狗文管员”。(图/袁蓉荪)

“草根神仙”

根据2020年国家文物局的专项调查,四川和重庆的石窟造像文物接近全国一半数量,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源自古印度的石窟造像,为何在巴蜀特别多?袁蓉荪提到,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发生后,唐玄宗和唐僖宗进入蜀地避难,石窟的火种是随着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和工匠艺人传入的。

仁寿县有一处杀人槽造像,村民在附近养了几百只山羊。之所以叫杀人槽,是因为明末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率部驻扎,在这里杀人数千。(图/袁蓉荪)

但因为“蜀道难”,巴蜀很多石窟都深藏于山林田野之中,不为外人所知。

最初,巴蜀石窟就连史料都极少,袁蓉荪只能沿着地图上的古道与江河慢慢寻觅,因为早期的宗教大多沿着交通要道传播,江河就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

而当袁蓉荪驱车前往后,往往会发现车辆寸步难行,不是烂泥路就是羊肠小道,只能麻烦乡亲用老式摩托车把他载进大山里。

有些石窟被刻在悬崖边上,只有一条小路能通往。(图/袁蓉荪)

在这件事上,袁蓉荪有点像当代玄奘,为了拍摄山崖上的佛龛,爬上护栏悬空拍摄,身后就是万丈深渊;有时候,他又执拗得像《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唐志军,单凭一个信仰,翻山越岭去寻找一个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东西。

有一次,为了寻访龙鹄山石窟,袁蓉荪徒手攀爬上一条坡度近70度的“挂壁天梯”。这条古道几乎笔直地挂在光溜溜的岩壁上,早已荒废,布满青苔的湿滑阶梯一眼看不见头,身下就是幽深的谷底。

袁蓉荪几度心生悔意,但已经骑虎难下。当他终于到达石窟群时,全身都已湿透,汗水能拧出一小碗。

战战兢兢爬上护栏的袁蓉荪,身后就是万丈深渊。

大山里的村民大多保持着一种桃花源式的生活,粮食是自己栽种的,食用油是自己榨的,日用品只靠赶集,一些村民可能祖祖辈辈都没走出过村庄。

因此,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就连神仙都显得很“草根”。比如在洪雅的苟王寨,不仅有鸡神、羊神、牛王、马王等畜禽之神,一些石龛里甚至还有泥水匠、杀猪匠、篾匠、瓦匠、铁匠,凡人众生与神仙菩萨一并供奉于崖壁上。

它们不像很多名扬海外的中原石窟,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可远观不可亵玩”,气势恢宏、庞大壮观,充满皇家风范。

王俊珍婆婆和家人轮流看护文物四十多年。她的羊圈就在神仙佛像旁。(图/袁蓉荪)

而且,它们的供养人大多不是僧人和官吏,而是普通老百姓——“钱多开大窟,钱少凿小龛”,生活拮据的普通人家开凿的佛龛一般只有巴掌大小。

石窟里的“神仙”也从不高高在上。村民敬重它们,但也会在石窟里养蜜蜂,在洞门外种植柑橘和樱桃树,或者把石窟上方的大石包视作天然的晒场,很多村民跑来晒种子和豆子,让原本暗沉沉的石窟变得生机勃勃。

村民文管员看守摩崖造像和晒花生两不误。(图/袁蓉荪)

这些文管员之所以能长年累月地守望佛窟,除了因为它们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共同信仰,也因为佛像在无形中与村民形成了人神共生的关系。

在《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一书中,袁蓉荪就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画面:在碧绿的稻田深处,村民赤着脚、扛着锄头从佛龛前面匆匆走过,他们一边看守佛像,一边耕作,石窟四周有溜达的鸭子和散步的羊群……

无论酷暑寒冬,石像就这样立在田间地头,不言不语地注视着一代代的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唐代石窟群在沙溪村的稻田边屹立千年。(图/袁蓉荪)

1000多块的工资,上哪找接班人?

然而,随着文物保护措施的升级,散落在山野中的“神仙”逐渐被围墙和庙堂团团围住。

野外的文化遗迹保护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在露天的环境中,石窟必然会遭受雨水侵蚀和自然风化,文管员再怎样细心看护,都只能尽量延缓它的消亡。

维修中的宋代涞滩大佛。 (图/袁蓉荪)

而且,除了偷盗之外,野外的石窟一直遭受着很多“人为灾难”。南充的太蓬山原本有石窟造像1600余尊,但几乎全是残缺的,很多佛像被敲掉了头,整个崖壁上满目疮痍。

当地人告诉袁蓉荪,在1967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响起,号召社员们上山“破四旧”,于是上百人用铁锤叮叮咚咚敲了两天两夜,把山上的菩萨砸得支离破碎,有些甚至连根拔掉。

残存身躯的纹饰可见造像曾经十分精美,只是很多都没了头。(图/袁蓉荪)

因此,高墙大院或许真的能保护它们。但许多钢筋栅栏的造型简陋,只是粗暴地把佛像“关在笼子里”,石窟从此便失去了从前身处大自然的灵动姿态。

唐宋造像被“关”在不锈钢笼子里。(图/袁蓉荪)

被过度保护后,一些原生态的人文景观也永久性地消失了。安岳卧佛院是巴蜀规模最大的唐代造像群之一,最出名的一尊巨佛就横卧在一片悬岩之上,近代以来就坐落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中。

袁蓉荪记得,他在2007年第一次探访时交通很不方便,需要先到跑马滩的渡口坐铁皮机动船,马达轰鸣地行舟1小时才能到达。

但当时的场景,让他惊觉是世外桃源:在卧佛身下的空地上,铺满了金灿灿的稻谷,村民们正干得如火如荼,一边在忙着收获和晒谷,另一边则忙着摇木风车,沉甸甸的稻谷哗哗地流满箩筐,周边黄澄澄的麦浪不时冒出挥镰收割的村民……

2009年,收获时节的安岳卧佛院。(图/袁蓉荪)

然而,随着旅游开发的升级,卧佛院也开始大规模修建景观,卧佛前建起了大广场,稻田没有了,四周砌起了围墙,仅剩的农田蓄了水改成荷塘养鱼池,村民大多也随拆迁搬走了。

2021年,卧佛院的稻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荷塘大广场。(图/袁蓉荪)

袁蓉荪觉得,在城市化的冲刷下,人神共生的景象终将会消逝。“且不说这种在荒野中的石窟,乡村本身就在走向空壳化,只剩下老弱。很多房屋都坍塌了,好一点的地方或许会被打造成‘古镇’,然后卖全国统一的旅游产品。”

虽然一切看似在走向现代化,但这些偏僻的石窟点远离城镇,游客稀少,文管员基本都是靠村民代代相传。一开始,他们没有任何报酬,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陆续有微薄的工资,但现在一个月最高不过1000多块钱。

若这一批文管员老去,石窟将会面临无人接任的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量外流,城里人也不会愿意来到荒山野岭。

常年的孤独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无人造访的时候,文管员只能独守古佛,监控屏就是他们的“青灯”。

因此,文管员当中有很多是互相做伴的中老年夫妻。在安岳千佛寨里,代大爷夫妇在一个废弃的洞窟里生活了整整13年,老两口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见缝插针地堆满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厨房用品,还有电风扇、电视机、视频监控台和一张简易的小木床。

代大爷夫妇终年生活在不见阳光的洞窟里。(图/袁蓉荪)

尽管值守多年,但年逾七旬的代大爷还不能以自己的名字登记文管员——因为当地财政规定,超过70岁就不能受聘和领工资。可是,文管员工资微薄,又要24小时担责,年轻人都不愿意干,接班人上哪找呢?

县政府只能决定,允许超过70岁的文管员以子女的名义登记,算是一个无奈之举。

佛像千年如斯,而人如蜉蝣。在未来,这些散落的石窟点或会被改造得光鲜亮丽,或会成为新的博物馆,但人间烟火气可能就从此被隔绝了,村民文管员的故事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

因为道路险阻,它们也大概率难以吸引年轻人,不会成为一个熙熙攘攘的打卡点。但袁蓉荪的记录或许会让人记得,在“笼子”或高墙大院来临之前,这些石窟和佛像就在稻田间和古道边,目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带着最原始的信仰来到面前,四周万物竞长,枯木又逢春。

村民在石窟前种了柑橘树,鸡鸭也在佛祖身边随意散步。(图/袁蓉荪)

校对:邹蔚昀、赖晓妮
运营:鹿子芮
排版:钟颖琳

图片均出自光启书局《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


袁蓉荪.《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光启书局.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