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的仁宗朝结束了，经过英宗的短暂过渡，北宋终于直面契丹挑战，迎来了浓墨重彩的变法时代。主宰这一时期的，是两个极富个性的人——宋神宗与王安石。王安石的个性，深深影响了宋代历史，为学界熟知；而同样深刻塑造宋代历史的神宗的个性，以及它影响历史的独特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安石的光芒遮盖，没能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特立独行的王安石身边，这位似乎没有太多特点的君主，事实上甚至比王安石更为与众不同，更让人难以捉摸、难以理解。而最让人惊诧的，是出尔反尔的辽朝在他内心深处制造的可怕阴影。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先从王安石的罢相谈起。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灵魂人物，宋神宗尊其为“师臣”。但熙宁晚期他两度罢相，最终彻底离开了政治舞台，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落寞中度过。
关于王安石何以罢相，学界有过诸多讨论，成果非常丰富。主流意见有两种，其一认为这是王氏与神宗在变法理念上的分歧所致，其二认为是两人间的权力斗争，即君权与相权冲突的结果。笔者在前辈时贤的启发下，对王氏两度罢相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可能。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让笔者非常困惑。王安石为人执拗，毫不妥协，不仅与变法的反对者（其中不少人原本是他的好友）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与自己的改革助手也一一决裂。不仅如此，他在神宗面前，也丝毫没有任何收敛。
文献中经常见到，讨论政务时，即便神宗只是非常委婉地提出一些无关大局的技术性保留意见，王安石也会暴跳如雷，当场激烈指责、训斥神宗，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而结局，往往都是神宗让步，主动放低姿态，反过来安抚王氏。要知道，这可是位已成年、完全掌握权力且有雄心壮志的君主！这种处境下，神宗仍对王安石委以重任，前后长达八年之久，恐怕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是神宗在反对变法的两宫太后利用天灾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罢相之际，君臣已达成默契，王安石不久即可复出。次年王氏复出，神宗对其信任一如既往。复相后的短时间内，王安石相继与主要助手韩绛、吕惠卿爆发严重冲突，神宗都坚定站在王氏一边。蹊跷的是，最后仅仅因为王安石信重的邓绾和练亨甫犯的小过失，王氏又被罢相。而这次，终神宗余生（又是一个八年），王安石再没被起用，尽管神宗对在野的他始终优礼有加，尊崇备至。
二度拜相后，王安石与神宗最大的分歧，发生在宋辽边界纠纷的应对。当时出现了极其罕见的一幕——王氏与反对变法的元老韩琦、富弼等意见一致，坚决反对退让，但最终神宗这位胸有大志的君主还是让人难以置信地选择了割地求和。笔者以为，对辽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可能才是王安石二度罢相并不再复出的根本原因。而理解神宗的对辽态度，最好的参照系是他的对夏策略。当我们把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他的对夏及对辽策略摆到一起，这位历来被认为英气勃发的君主内心深处阴暗的一角，就浮出水面了。
旧说辨析
王安石罢相的主流解释之一，是王氏与神宗在变法理念上的分歧。所谓变法理念的分歧，大体可分两个层面。其一，对新法的一些具体措施有不同意见，神宗不够坚决果断。但也有相当多学者认为，神宗与王安石并没有根本上的分歧。而事实证明，王氏罢相后，变法大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
任何两个成熟的、有抱负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蓝图，恐怕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王安石与宋神宗在一些具体措施上的分歧，似乎并没有严重到王氏非罢相不可。
理念分歧的第二个层面，则关乎赵宋家法。邓广铭以为，宋神宗坚持“异论相搅”之家法，刻意起用保守派，以制衡王安石。这被认为是王安石辞去相位的主要原因。
所谓异论相搅，根本目的是保持势力均衡。在异论相搅原则下，君主不让某派独揽大权，有意扶植反对派，对其进行掣肘。而熙宁年间，宋朝元老重臣，无一人支持王安石，都激烈批评新法。这种情况下，神宗完全倒向王安石，一大批高级官员被罢黜，起用的主要为王氏器重的“新进少年”，不正是对异论相搅的破坏吗？
王安石拜相后，反对派文彦博、冯京等人仍留任执政，但在变法事宜上，根本起不到牵制王安石的作用。熙宁七年王氏初次罢相之前，凡是王安石与文彦博等在重大问题上有争议，神宗即便有疑虑，最后也几乎都遵照王氏的意见行事。文彦博最终也被逐出了中枢。
不仅如此，对于所谓“异论”，神宗有明确表态。熙宁三年（1070）七月，神宗考虑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反对，他指出，现在反对变法的“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若便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此时起用司马光，他会成为不同政见者的领袖，变法不可能成功。
宰相曾公亮则支持司马光，并引用了宋真宗的话：“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任用不同政见的人，互相牵制，这样都不敢为非作歹。
对于这一宋朝家法，王安石毫不留情地驳斥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如果人人互相拆台，国家能治理得好吗？如果大臣们不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什么事都办不成。
神宗深表赞同：“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这是他针对家法毫不含糊的表态。
熙宁四年（1071）四月，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空缺，神宗一度欲用韩维，王安石认为韩维一定会反对变法，让他出任这一要职，“更令异论益炽，不如用（杨）绘”。最终出任御史中丞的是杨绘。
正因为熙宁间神宗对异论是这样的态度，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二度罢相后，御史中丞邓润甫指出，神宗“排斥异论”，压制变法的反对声音，完全正确，但因此导致一些正常的有益意见也不能有效表达，就矫枉过正了。
王安石离开政治舞台，神宗成了唯一的主角，但他依然故我，拒斥异议。元丰五年（1082）五月，神宗向执政询问御史中丞徐禧推荐的孔武仲、邢恕两人怎么样，副宰相张璪回答：“此两人皆异论者。”神宗很生气，说徐禧的尾巴慢慢露出来了，大概是为了报答当年吕惠卿的提携，“尤欲进异论之人”，因为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后，“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可见神宗对反对王安石的异论者始终耿耿于怀。
就在同一个月，侍郎空缺，副宰相王安礼推荐张问，神宗不同意，理由是张问“好为异论”，深受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元老韩琦影响，曾攻击新法。掌管祭祀的太常寺三把手太常丞空缺，王安礼又推荐王古。这样一个从七品、毫无政治影响力的小官，神宗也以王古“好异论”为由，拒绝了王安礼的建议。
元丰六年（1083）四月，神宗与宰执谈到刘挚。宰相蔡确说，刘挚不错，“但尝异论尔”。神宗表示：“异论是昔时事。”副宰相章惇附和说，自从刘挚因反对王安石被贬官后，“不复异论，人岂不容改过？”异论与否，始终是宋神宗用人的核心标准之一。
如果神宗并未遵从“异论相搅”的家法，那熙宁时期为何任用反变法派呢？
笔者以为，这正是神宗的过人之处。虽然年轻，但与王安石相比，神宗在政治上，有时反而成熟稳重得多。一方面，他相信，虽然元老重臣一致反对变法，但其中不乏人品高尚的正人君子。熙宁三年七月讨论司马光的任命时，王安石曾质疑：“枢密院事光果晓否？”神宗坦陈：“不晓。”接着解释说：“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然后又谈到汉武帝临终托孤大臣之一匈奴人金日磾，称赞他虽对治理国家“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显然，神宗明白，一个国家，除了需要行政能力强的大臣，也不可缺少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用生命捍卫国家的大臣。当时王安石的追随者中，神宗大概没发现在坚持原则方面能跟司马光相提并论的人。而且，当时高层反对新法的人很多，不可能一概用尚不更事的新进少年替代。这就是为什么这年五月，因无合适人选，神宗一度考虑让元老级的反对派欧阳修出任枢密使。
其次，新旧两党势如水火，带来了诸多潜在危机。神宗起用旧派，也是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局面。古丽巍指出，对待政敌，王安石采取强力压制的办法。这一方式只是暂时掩盖矛盾，两派相互攻讦反而走向长期化、隐蔽化。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起用反新法者，正是为了消弭隐患。江小涛以为，元丰时期神宗新旧并用，“但对反对派人士只是给予表面的尊重，并不真正接受他们的意见”。事实上，熙宁间神宗对旧派的任用也是如此。
王安石罢相的第二个主流解释，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王广林以为，熙宁间相权过度膨胀，君相矛盾导致王氏出局。余英时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熙宁初年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得如鱼水欢，但这一亘古未有的状况后来被权力腐蚀，并引三条关键史料证明神宗与王氏争夺权力。我们且来分析这三处材料。
其一，熙宁六年（1073）正月发生了宣德门事件。当时王安石骑着马要进皇宫的宣德门，被守门卫士拦了下来，马匹和王氏的随从都挨了打。据王安石自己陈述，宰执从来都是进宣德门后，门内下马。后来卫士被绑送开封府，打了板子。
关于此事，余先生相信的则是李焘在《长编》注中所引的王铚《元祐补录·蔡确传》的版本。《蔡确传》说，当时神宗的弟弟嘉王、岐王也正骑马进宫，岐王的随从要求王安石让道，打伤了王氏坐骑的眼睛，于是王安石以辞职要挟皇上，一心一意讨还公道。蔡确“揣知上有厌安石意”，在神宗面前激烈批评王氏，称“臣恐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矣”。被猜中心事的神宗“瞿然惊曰：‘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自是有大用（蔡）确意”。
这一记载明确提出，王安石大权在握，引起神宗不安。不过，对其可信度，李焘已有所怀疑：“据安石《日录》并中书、密院两《时政记》载此事颇详，嘉、岐二王从者实未尝居其间，……不知王铚何所传闻，疑铚增饰之，附见当考。”又，李裕民指出，王铚好作伪书，诚信记录很差，其《元祐补录·沈括传》中苏轼、沈括交恶的记载实际是无稽之谈。当然，王铚所记岐王卷入宣德门事件不准确，不代表所记蔡确与神宗对谈的核心精神必然与事实不符。王铚信用不佳，也不意味着有关蔡确的事必然是伪造的。但这至少说明，这条记载有可疑之处。
余英时所举第二条证据，出自魏泰《东轩笔录》，说王安石当政，司农寺成了改革的核心机构之一，王氏非常信任司农寺长官张谔，凡是张氏的建议，王安石常常没向神宗汇报，就自作主张宣布施行（“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张谔有一项改革措施，将普天下祭祀各种神灵的庙宇，根据香火兴盛程度，定价承包给个人，这样中央可以增加收入。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座祭祀传说中的上古圣王高辛的庙，平时根本没人光顾，当地官员也强迫管理人员承包，管理人员无奈之下交了十千钱（大约相当于十两银子）。恰好前副宰相张方平这时在南京，他给神宗打报告，说国家想增加财政收入，应当生财有道，“岂可以古先帝王祠庙卖与百姓”，贪图十两银子的蝇头小利呢？“上览疏大骇”，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事，追究下去，才知道是张谔的建议，而王安石并没有向自己汇报，就让下面执行了。于是，神宗要求，今后宰相不得自作主张，凡是臣僚的行政建议，必须上报，经皇帝批准，才可以执行。
张方平的报告，可以在《长编》中找到，当时神宗批示说：“司农寺鬻天下祠庙，辱国黩神，此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农寺官吏，令开封府劾之。”又下诏：“司农寺、市易司创改条制，可并进呈取旨，毋得一面拟进行下。”
虽然神宗确实对此事很不满，准备惩处司农寺相关官员，而且要求今后司农寺和另一个变法的重要机构市易司提出的制度改革，宰相需征求神宗本人意见，但他并没有大惊小怪，认为王安石侵夺皇帝权力。这是因为，常规事务由宰相拟好处理意见，皇帝只负责签字，是正常制度，并非宰相弄权。这大概就是李焘并未采用《笔录》说法的原因。
余先生所举最后一条关键材料，见于《长编》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丙戌条，说王安石因病不能上班，神宗派遣宦官慰问，一天之中来来回回十七趟，医生的诊断皇上都要亲自过问。病好了，又给十天假，快完全复原时，又追加三天假，让执政们都到王安石家里讨论国家大事。而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病。当时有人反对新法，王安石想重重治罪，以儆效尤，神宗不同意，王氏就托病，以甩手不干相威胁。神宗赶紧加意抚慰，他才答应复出。手下人给王安石出主意：“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乘现在皇上正担心王安石不愿出来工作，百依百顺，大力提拔自己身边神宗平时不喜欢的人，占据重要岗位，牢牢掌控政局，以免将来有人乘虚而入，动摇王安石的权力。王氏照做，神宗果然因为“喜安石之出”，言听计从，“由是安石权益重”。
这段记载后，李焘有注：“此据司马光《记闻》，云是十一月事。且云：‘安石既出，其党为之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安石从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赵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强从之，由是权益重。’按惇时已黜，子幾方任河东漕，与司马光所闻殊不合。今但存其事，而不出其所进用者姓名，更俟考详。”
这则出自《涑水记闻》的轶事如果可信，的确能支持余先生的论断：王安石被权力腐蚀了。不过，李焘已经指出，这一记载存在疑点。其次，即便属实，从神宗的反应来看，他并未猜疑王安石，反而放手让权。换句话说，这条材料不能证明神宗与王安石因为权力分配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除余英时外，晚近古丽巍也主张皇权、相权矛盾说。她以为，熙宁后期，“皇权对相权日渐警惕，李评事件、市易务案，分别标志着神宗与王安石君权与相权此消彼长”，而赵世居案则代表了神宗对王安石的严重警告。关于市易务案，笔者的理解与古女史不同。我们先来分析李评事件与赵世居案。
李评是真宗的女儿万寿长公主的孙子，为人聪明，读过不少书。他靠“采听外事”，即从非正常渠道替神宗打探外界消息，取得了神宗的宠信，破格提拔，出任枢密院的重要职务枢密都承旨。熙宁五年（1072），在王安石反复要求并以辞职相威胁后，神宗将其外放。古丽巍以为：
李评以皇帝近幸的身份，采听外事，这样皇帝能够从不同途径获得朝政信息，而这条信息渠道显然不在王安石可控制的范围内……不甘权力受到威胁的王安石，开始罗织李评的罪名。就李评去留的问题，君臣分歧严重，最后，神宗不得不罢免李评，李评出知保州。此举切断了一条神宗独立于宰相之外获得信息的重要私人渠道。此次君相之争，神宗以“天下之务”未成，终究做出让步。
主要证据来自林希《野史》：“熙宁五年以来，（李）评愈不平安石擅权专国，上不得有所为，屡攻其短，上又时以其语对执政道之，安石益怒。”
不过，如果《野史》可信，既然“上又时以其语对执政道之”，将李评攻击王安石专权的话，告诉执政，说明神宗已经对王氏有很深的怀疑，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选择退让，任由权臣切断独立信息渠道呢？虽然“天下之务”未成，按照这个势头，难道神宗不担心，将来天下会是谁家的天下吗？
熙宁三年八月，神宗任命李评为枢密都承旨，并不符合这一职务人选的惯例。一开始神宗担心违背政治传统会带来不良后果，就此咨询王安石，王氏告诉皇上，如果李评适合担任都承旨，就不用管是否符合传统；他还称，皇帝是制度的设计者，制度是用来制约臣下的，君主不能被制度约束。正是王安石的大力支持，使李评得以出任要职。
后来王安石与李评交恶，是因为李评批评免役法。大概李评向神宗透露了不少民间苦于免役法的信息，王氏极其不满。总之，王安石并非是为了切断神宗的独立消息来源，而是出于政见之争，才必欲逐之而后快。
对于罢免李评，神宗颇为犹豫，于是王安石称病辞职，神宗极力安慰挽留他：
卿哪里有什么病，一定是心里不舒服，尽管告诉朕。变法大业刚刚有了头绪，卿如果走了，哪还进行得下去啊？朕很清楚，卿出来做官，辅佐朕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拯救天下苍生。而朕之所以将变法大业交给卿，难道又有什么别的企图吗？老天创造天资超人的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朕是想和卿一起，尽力遵循治国大道，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生活，不是为了个人荣耀。
自古以来，君臣如卿与朕这样相知的极少，怎么能拿近世君臣事例做类比呢？像冯京、文彦博，他们可以比照近世大臣传统，按照“均劳逸”的原则，申请辞职，回家休养，“卿岂宜如此？”
“朕顽鄙，初未有知”，朕原来只是个顽鄙的无知青年，自从卿做了翰林学士，才开始稍稍懂得一点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朕对卿的信任，决不会因为别人离间而动摇！卿心里还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
一位年轻的有为之君，完全放下身段，把自己摆在学生、配角的位置，用恳求老师的态度恳求臣下，言语之坦诚，千载之下，笔者读之，仍为之动容。
但王安石不为所动，坚持辞职，神宗又苦苦相劝：“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
对于王安石和李评的冲突，神宗大概会觉得遗憾，但并未因此怀疑王氏弄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王安石表白心迹，动之以情，挽留这位在他看来旷世少有的贤臣，甚至说你我相知，朕为君，卿为臣，只是表面形式而已，卿没必要被形式牵绊。而另一方面，君臣关系总比朋友关系更为重要。如果朋友像朕这样殷勤劝说，卿也应当为了之稍微委屈自己。既然你我是君臣，怎么就不能为朕稍微委屈一下呢？
历史上哪个皇帝，曾这样对大臣说话？难以相信这些发自肺腑的话会是君相争权的粉饰之辞。
再看赵世居案。此案起因于沂州（今山东临沂）的一个平头老百姓朱唐告发徐州人李逢密谋造反，牵连了宋太祖玄孙赵世居，进而又将僧人李士宁卷入其中。而李士宁是王安石的老朋友。熙宁八年闰四月，也就是王安石复相不久，此案做出判决，赵世居赐死，和他交往的众多官员中，王巩被革职，刘瑾、滕甫则被削夺了荣誉头衔。但对李士宁如何处置，审理此案的徐禧与范百禄产生了分歧。
此案发生近二十年前，李士宁曾写诗赠予赵世居的母亲康氏，其中有两句“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抄袭了宋仁宗写给曹皇后的哥哥曹傅的挽词。曹皇后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仁宗将曹家比作东汉开国功臣耿家、邓家，“门连坤日荣”则是指曹家闺女成了皇后。李士宁套用这两句，把康家比作耿家、邓家，将康氏嫁给太祖曾孙比作“坤日”。审判官范百禄认为李士宁是在蛊惑赵世居——赵世居如果成了皇帝，他母亲才是名副其实的“坤日”。
不过，主犯赵世居、李逢在审讯中，都不承认李士宁参与谋反。所以徐禧为之辩解说：“岂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诗，便欲加罪？”但范百禄固执己见。于是徐禧上奏，认为范百禄对王安石不满，因为李士宁是王安石的老朋友，必欲置之死地。而范百禄反唇相讥，称徐禧是为讨好王安石，才替李士宁开脱。判决结果，李士宁杖脊，流放湖南。
古丽巍以为：“处罚了李士宁，等于间接承认李士宁同王安石相关。……从此案最终判决结果来看，并未牵连王安石受到处罚，这实际上反映出神宗对他的保护态度，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师臣’陷入不堪的境地。不过，王安石曾极力为赵世居辩护，多少被卷入其中，因此，此案处罚极重，不能不说是神宗以一种‘敲山震虎’的做法——以君主的最终裁决权力，警告了原本可能被牵连的宰相王安石。”
这一解读，笔者尚有疑焉。宰相卷入谋反大案，确实不同寻常。但王安石完全不避嫌疑，多次就此案处理与神宗力争。除了认为反对新法的滕甫处罚太轻外，对卷入该案的其他官员，王安石往往大力辩护。神宗指出，刘瑾和赵世居的书信往来，比滕甫还密切，且信中有“不容居内”的话，诬蔑神宗猜忌宗室。这么敏感的措辞，王安石居然毫不忌讳，照样驳斥：“不容居内是何意，不知谓陛下不能容，或谓执政不能容，或谓简汰（指官员裁减）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
神宗又提到，王巩居心也有问题，王安石又反驳：“巩情亦无甚可恶。”神宗说，王巩见到徐革（一个小官）给赵世居的信，称世居长得像高祖父宋太祖，没有举报，反而劝赵世居把信烧掉。这同样非常微妙，恐怕任何人都会极其谨慎，除了王安石——他直接顶了回去：“杜甫赠汉中王瑀诗云‘虬须似太宗’，与此何异？”言外之意，从来没人因此怀疑杜甫居心叵测啊！王氏接着说，王巩让赵世居烧了来信，如果真烧了，那就对了，就证明赵世居没有歪心思，也就不构成违法犯罪了。既然王巩是赵世居的朋友，劝他不要违反法律，有什么罪吗？
于是神宗咨询王安石，该如何处理赵世居本人。王安石表示，赵世居本人应当依法执行死刑，但老婆孩子可免于追究，只在皇族名册上除名就够了。同时，他警告神宗，对告密者的奖励力度不能太大，否则容易引发冤假错案，“愿陛下自此深加省察”，希望皇上您今后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因为现在这世道，不惜冤枉别人性命，甚至陷害一大家人，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人多的是。神宗表示赞同。
如果神宗要借此案敲打王安石，君臣会有这样的对话？
后来，神宗跟王安石谈到了审理此案时徐禧和范百禄的分歧，指出徐禧控诉范百禄审理不公时，尚未结案（也就是说，审理过程中审判官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不代表范百禄最后一定会坚持己见），徐禧迫不及待控诉，恐怕动机不太单纯。神宗很有分寸、非常和缓地说：“人心难知，朕虽见（徐）禧晓事（明白事理），然岂保其心？”提醒王安石，徐禧可能在拍他的马屁。没想到，这么委婉的话，且出自至尊之口，就把王安石惹毛了：“如此，则百禄素行忠信，必能上体圣意；禧必为邪，有所党附。”
话不投机，神宗以为王安石是因为老友李士宁被判定有罪，担心牵连自己，有些神经过敏，在徐禧的问题上反应过度了，于是安抚王安石：“士宁更有罪，于卿何损？”结果王安石彻底爆发了：“士宁纵谋反，陛下以为臣罪，臣敢不伏辜！”并恶意攻击神宗：“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尝勘得一狱正当，臣言非诬，皆可验覆也。”说神宗做了八年多皇帝，没有判对一件案子，强调自己的话都有根据，可以查证。最后，他又回到徐禧问题，说“陛下以为人心难知”，也不至于，平时是正人君子就一定不会做小人，平时是小人怎么可能变成君子？
神宗没跟王安石计较断狱的事，只是提醒他，一度被王氏倚为左右手的曾布（曾巩的弟弟），就在一年前刚刚出乎意料地背叛了他（详第三节），试图让其冷静下来。但王安石就是嘴硬，决不承认走过眼。相反，他说：曾布是个小人，我一直很清楚。不过是觉得他的能力可以派上用场，姑且用他试试。后来他表现很好，非常努力，我信任他、重用他，是希望他能改过，变成君子，并非认定他的品行一贯可靠。这似乎跟王安石此前的论断恰好相反。
最终，神宗完全顺从王安石的意愿：徐禧升迁，范百禄贬官。
王安石如此歇斯底里的表现，并不是因为李士宁获刑让他疑神疑鬼，急火攻心，丧失自我控制，更不是因为明白神宗正在敲打自己，恼羞成怒。答案很简单，他对于自己偏袒的徐禧，容不得别人（包括至尊无上的神宗）有半点猜疑。这不是因为徐禧对他而言有多重要。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一旦神宗和王安石有不同意见，不论对人对事，哪怕分歧再小，王安石也往往会肆无忌惮地发飙。在皇帝面前，这样的王安石是常态。
和这个时年五十五、长期处于政治最高层，却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恶语相向的汉子相比，不满三十的神宗显得出奇地宽容、有耐心。在咄咄逼人的王安石面前，他心平气和、处处忍让，始终对王氏非常尊重、非常信任。
本文节选自《忧患: 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林鹄 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有删节，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