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作为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员”的妻子不避嫌，帮助丈夫出庭公开讨债700万元。判决之后，按规定应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神秘消失”......
近日，陕西安康市多名群众反映，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安康分行工作多年，后升任农行安康分行纪委书记的张永洪在当地向个人、企业放贷千万元。而为赚取放贷获得的高额利息，先后担任民盟安康市委会秘书长、主委，长期任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员”的妻子汪信娥，出庭帮助丈夫“合法”追债，合伙做起了“我放贷、你讨债”的“生意经”。更为蹊跷的是，安康中院“廉政监督员”汪信娥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讨债”的裁判文书普通老百姓在网上无法查阅，法院对外公布的不公开理由是“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根据线索，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公示的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9民终751号”民事判决书确有张永洪向旬阳某公司放贷700万元的情况，但该判决为二审判决，一审判决“(2019)陕0928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系旬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所做，但并未按规定公开于裁判文书网。检索该文书发现，法院对外公布的不公开理由是“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一则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为何“不宜公布”？
笔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不宜公布的“(2019)陕0928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上显示，原告（放贷一方）张永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汪信娥”（法院标注：系张永洪之妻）。坐在审判席上帮助张永洪“讨债”的汪信娥，当时担任“市人大代表、民盟安康市委会秘书长”。而除了这个这两个社会身份外，汪信娥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身份：安康市中院“廉政监督员”。这一点通过安康中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在2017年11月24日发布的文章可以证实。
这一天上午，安康中院召开廉政监督员座谈会议，聘请20名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廉政监督员，对“安康中院各方面工作进行全方位监督。”汪信娥作为二十分之一，从当时的安康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手中接过了廉政监督员聘书。
而汪信娥自2017年担任廉政监督员，一直到2022年10月，他仍以此身份参加安康中院的廉政监督员会议并发言。也就是说，在担任“廉政监督员”期间，作为法院的监督者，汪信娥丝毫不避嫌，帮助丈夫公开“讨债”。
群众不禁发问：作为法院的监督者，汪信娥直接出庭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影响了法庭的公正裁判？更为蹊跷的，为何汪信娥出庭“讨债”的一审判决文书不宜公开？反观她没有参加的二审判决裁判文书就可以公开，出现“同一案不同公布结果”的情形？熟悉此情况的安康多位群众介绍，其实很明显：汪信娥害怕让人知道他们夫妻两人有巨额财产用于放贷，影响其仕途......
笔者了解到，向个人、公司放贷的张永洪曾任旬阳县（现旬阳市）农行营业部主任、白河县农行副行长，后升任农行安康分行纪委书记。汪信娥曾当过护士，进入政府系统后历任县药监局副局长、政府接待办主任，后升任民盟安康市委秘书长，现任陕西省政协委员、民盟安康市委会主委，夫妻二人均为当地重要领导干部。
安康市多名熟悉张永洪与汪信娥的有关人士介绍，两人长期参与高利放贷，除此案外，还在其他个人、企业处放贷，放贷金额粗略计算超千万元，并涉及刑事案件。按照两人的级别，国家发放的工资有限，何来巨额资金用于放贷？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领导干部违规借贷，表面是借钱，实质是借“权”，是以公权谋私利、发不义之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属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如果获取了大额回报，并确定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人员谋利，则可能认定为受贿。
除了不予公布的一审判决，根据笔者获取的线索，张永洪和汪信娥还牵扯其他多起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出现诸多怪象。但作为一个牵扯多起民间借贷纠纷的干部，汪信娥却能在仕途上不断“进步”，至今担任要职并监督法院......
在这里，笔者代表安康广大群众不禁发出四问：
1. 张永洪、汪信娥是否如群众反映，长期参与民间放贷？是否通过放贷获取高额利息？参与放贷的资金从哪里来？
2. 汪信娥作为法院“廉政监督员”，直接出庭参与民间借贷纠纷案，是否影响了法院的公正裁决？
3. 为何汪信娥参与的一审判决文书“不宜公开”？而她没参与二审，文书就可以公开？
4. 汪信娥被外界认为“升官发财两不误”，这背后是否有人为她“保驾护航”？
作为重要的在职干部，我们希望能够还汪信娥同志一个清白。请有关部门看到群众的呼声后能启动调查，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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