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在与辽朝（907年—1125年）战争中屡有败绩，始终没有收回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不仅如此，在与实力弱小的西夏（1038年—1227年）战争中也常有败绩，有时也是败得惨不忍睹。
实际上，北宋与大辽或者西夏的战争，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对外战争，北宋、大辽、西夏都是古代中国的朝代，实际上，他们之间也并没有把彼此当外人，辽朝自诩为“北朝”，称宋为“南朝”，因大宋位于西夏的东南，西夏又称大宋为“东朝”。
在北宋、辽、西夏这三者之间，论综合实力，北宋绝对第一，但如果论打仗，北宋却有些“惨不忍睹”。在十二世纪初，北宋控制的国土大概有280万平方公里，在1124年，北宋的人口大约有1.26亿，纵观此时的世界，此时的北宋可谓“泱泱大国”，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26%。在12世纪初，辽朝的面积大概有48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900余万。
西夏所控制的土地大概有77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有300余万。不要说相对于西夏，就算相对于辽国，在人口、经济规模、生产技术等方面，北宋也具有碾压优势。
然而，打起来仗来，北宋却一点没有碾压。比如宋太宗一直致力于收复幽云十六州，为此数次发兵，基本无果，在军事上，辽几乎一直对北宋有“威压”的态势。就算对西夏的战争中，北宋也没有占到便宜，比如在公元1041年，西夏景宗元昊率领10万大军攻宋，在好水川口，宋军惨败，在这里的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当然了，在对大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北宋也有很多胜绩，尤其是在防御战中，宋军并不是羸弱不堪。只是说北宋军事打击能力与其经济实力以及人口规模等因素不相匹配。
造成北以上如此局面的原因似乎应该是复杂的，比如北宋的皇帝对大将颇不信任，他们喜欢遥控指挥战场，往往会导致统兵之将无法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做出适当决策，宋军在作战时往往兵力分散，行动不够迅速，宋军老弱之兵颇多，终宋一代的皇帝均压抑和提防武将，让文人掌军。
另外，兵力的配置上，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北宋武装力量由禁军、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实际上就是中央军、地方军、正规军以及杂牌军的一种组合。
无论是战力以及供给等各方面，厢兵、乡兵和蕃兵都无法与禁军相比的，禁军中的最精锐部分驻扎在京师，这就保证了京师对各地的武力威慑，但地方与边防部分则很虚弱。
上述种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宋朝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武”思想，宋朝对武将的戒备是刻在骨子里的，在制度上设计上也有体现，比如，对于北宋军队而言，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
宋朝为什么会如此“重文轻武”？应该是对晚唐潘镇割据和之后的五代十国之乱的经验的吸收。藩镇是唐朝中、后期设立的军事行政区。唐朝设立藩镇的目的其实就保卫自身的安全，唐玄宗为防止边地胡人武装，便大力扩充军镇，设立节度使，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
在安史之乱后到黄巢起义前，也就是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藩镇其实并没有割据，依然受唐中央控制，地方节度使不能世袭，依然由唐朝中央决定，只有极个别藩镇割据。
黄巢起义以后，局势陡转直下，李唐皇室大权旁落，无力控制藩镇，大部分藩镇的节度使开始走向世袭，907年藩镇将领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之后形成了五代十国（907年－979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五个先后定都于中原的朝代被称为五代，同时期中原地区以外的许多割据政权被称为十国。
宋朝之前的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是古代历史中一段黑暗时期，在此期间，社会失序，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明显。
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尤其是北方中原地区更是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短短50年里就换了好几个朝代，而小国林立的南方则相对安定一些，北方的流民纷纷逃到南方。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本身的社会生产力就不高，所生产的物质财富并不丰富，频繁的军阀混战很容易会把社会推向失序状态。一方面，战争本身需要消耗极大的社会资源，既包括粮草等资源，也包括对人本身的消耗，无论人的身份是什么，只要是人就要消耗资源，就要吃喝拉撒睡，士兵也是如此，粮草等军需品的供应非常重要，另外，但凡打仗就会死人。
另一方面，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作用也十分明显，不仅仅在于很多青壮年被拉去做士兵了，也在于战争对于城市与乡村经济的直接破坏。
对于同类相食这种变态的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古人其实也是非常抵触的。朱粲是隋末唐初的割据军阀，此人就是吃人魔王，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当他的军队食物匮乏时，他派人到处抢掠妇女和儿童作为“粮草”，后其被李世民擒获斩首，由于其吃人恶名远扬，围观的百姓纷纷用瓦石往他的尸体上砸，不一会儿，瓦石便堆积如坟，对此，《旧唐书》中说：“士庶嫉其残忍，竞投瓦砾以击其尸，须臾封之若冢。”
当战乱不断时，社会经济便会进入严重的恶性循环，资源便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根据史书的记载，在唐末五代十国时，当面对粮草严重匮乏时，一些藩镇的将军、乱兵竟然把弱势的民众当作“粮草”。
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宗权为人残忍，对其所攻克的州县几乎是杀光抢光，以至于“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面对粮草的短缺，他命人杀光贫苦百姓，再把这些百姓的尸体用食盐腌制起来充当军粮。
就这么个杀人吃人不眨眼的货竟然也是贪生怕死之辈，888年，秦宗权军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的宣武军所击败，后秦宗权被其部将申丛执送朱温所在的汴州，889年，朱温命人秦宗权送到了大唐京师，此时的唐朝并未灭亡，唐中央禁军依然拥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
唐昭宗命令京兆尹孙揆将其斩首。临刑之前，秦宗权还在槛车里伸出脑袋向孙揆辩解：“尚书大人明鉴，您看我秦宗权像是造反的人吗？我对朝廷一片忠心，只是无处报效。”引得周围百姓大笑，后，其与其妻赵氏被斩于一棵柳树下。
赵思绾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小军阀，有一次，他被敌军围城数月，后城中粮尽，他命人抓捕百姓为食，后来，赵思绾被抓，949年，他与其子被斩于闹市。
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在城市围困战中，一旦出现城中粮尽的情况，在一些粮尽的城中，百姓可能就沦为守城的将兵的食物了，人甚至被像动物一样宰杀贩卖，对此，《资治通鉴》中有一些记载：“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栅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吕兗选男女羸弱者，饲以麹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
军阀乱兵不仅吃百姓，也吃自己人， 唐朝镇海节度使李琦不服从唐宪宗的征召，一天，他率亲兵突然哗变，把接管军府事务的王澹杀了，然后吃掉，“大将赵琦出慰止，又脔食之”。
不仅是军阀乱兵有“吃人”的现象，就算在农民军中也存在吃人的现象，就连饥民中间也存在这个现象，杨行密（852年—905年）是唐末藩镇军阀，五代十国时期南吴建立者，有一次他率军攻入扬州，当时扬州城内粮食严重匮乏，在扬州城内存在饥民互相残杀的现象，“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这是怎样的一幅人间惨状。杨行密急忙命人把军粮分给百姓。
“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呙。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值五百。”“人肉”甚至没有狗肉值钱。坏的失序的不合理的制度似乎会激发人性中的恶，尤其可以激发恶人心中的恶。
以上现象绝对不是普遍现象，而是极端和偶然的现象，就算是这样，每每读到这些历史，依然会引起我强烈的不适感以及最强烈的反感。有时候，人竟然不如禽兽，禽兽不会做的事，一些人竟然会做。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我古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在得知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有气节的人总是让人肃然起敬。有的人其实不如狗，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要提防人性之恶。
历史需要正视，需要反思，而不是回避。
唐末五代十国是历史上一段灰暗时期，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之乎者也，统统一边去，这是一个耍大刀的时代，一个恶人横行的时代。
宋太祖赵匡胤在五代十国时期也是一个耍大刀的将军，公元959年，一代英主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后周恭帝）继位。公元960年的一天，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在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被手下将士黄袍加身，见此情景，赵匡胤只要“被迫接受”，只能说戏演的不错。
之后，兵变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就这样，大宋建立。
尽管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这件事情上显得颇为不地道，他是后周世宗柴荣一手提拔起来的后周大将，但在五代十国的军阀中，赵匡胤依然属于有素质的军阀。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好儒事”，喜“访求书籍”，赵匡胤从小就学四书五经，年少时，赵匡胤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喜好习武。
长大后，赵匡胤先是被河东节度使刘崇收留为镇将，后投奔郭威，后来，郭威建立了后周，之后，赵匡胤又成为了郭威养子柴荣的属下，并一路晋升，成为了后周的高级将领，掌管禁军。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路大将，对于五代十国的一些军阀是什么德行，赵匡胤应该是了如指掌，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赵匡胤对于很多事情应该有着强烈的印象。
同时，北宋初期的百姓，在北宋建立之前，他们的户籍和赵匡胤一样，也都是五代十国人，他们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对于很多事应该历历在目。
可能正是由于吸取了上述经验教训，赵宋在军事设置上始终是重文轻武，发展儒学，宋太祖立下祖训要求其子孙不得杀害文人及上书谏议之人，在地方设置上也是吸取唐藩镇割据的教训，注重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可能是有些矫枉过正，这些措施也是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导致地方和边地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然而，就算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中时有败绩，赵宋皇室与赵宋民众就是一根筋地要重文轻武。赵宋皇室不仅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注重法治，重视商业，重视扶危救困。
在照顾鳏寡孤独方面，北宋各地建有福田院、居养院，南宋有养济院等，在医疗方面，北宋有安济坊，南宋有施药局。宋朝皇室不仅要与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也要与大宋普通子民休戚与共，至少在表面形式和态度上是如此。
其实，在北宋初期，尽管在公元961年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但由于北宋统一战争（962年—979年）的进行，赵匡胤还是不得不重视武将，再到后来，赵宋皇帝的很多政策事实上都在继续营造“重文轻武”的格局。
宋朝当然有它自身的很多缺点，过于重文轻武也有它的弊端，对于南宋的灭亡，重文轻武似乎也是因素之一，但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重点讨论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以及后来军阀乱战导致的吃人现象与宋朝重文抑武的一个因果联系。其实，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吃人现象也只是一个表象，究其原因似乎还是在于藩镇割据造成的“武人集团”失控与不受约束，以及此后频繁的军阀乱战，并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社会资源的枯竭以及严重的社会失序，唐末五代十国由此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丛林”景象。
对此，作为亲身经历的者的赵宋皇族以及宋朝普通民众应该有着切肤之体验，一些方面的矫枉过正似乎难免。
宋朝虽然重文轻武，然而，大宋却是一个有气节的大宋。公元1279年，南宋残存军事力量与元军在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展开决战，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海战，最后宋军战败，左丞相陆秀夫担心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如突围不成而被元军截获，他便对时年仅八岁的赵昺哭着说到：“陛下，国事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恭帝）当年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耻辱，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之后，他便背起了赵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其他船上的宋朝大臣，宋军将士，宫眷，百姓等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哭声震天，之后，几万人纷纷投海殉国。蒙古臣相脱脱记录：“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要知道，当时的蒙元是亚欧大陆的主宰性和横扫性力量，扫谁就可灭谁，蒙古帝国“扫”南宋扫了几十年，最后才艰难地把南宋扫倒。有气节的人总是让人肃然起敬，我泱泱大宋，壮哉伟哉！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旧唐书》、《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