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一生中都遇到过许多不同的问题，比如上学时该选择文科、理科？高考后选择哪一所大学？毕业之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包括在日常生活琐碎中，都会有许多疑难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
然而，这些问题的选择正确与否，顶多牵扯我们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但是，在重大历史时期，受到国家领导的询问时，被提问者的答案，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与走向，甚至还能影响到国家今后的命运。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领导同志，他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老朋友”，后来官至副国级。
论及这一切的起因，应当归属于此人工作能力出色、党政觉悟高。
若细细追究，毛主席曾经询问了他六个问题，后者的诚恳回答，也是其后来成为副国级领导人的重要诱因。
说得这么热闹，这位正确回答毛主席六个问题的人就是纪登奎同志
初见毛主席交出完美答卷的纪登奎
1923年3月，纪登奎生于山西省武乡。14岁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纪登奎投身革命大业，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纪登奎担任过晋东地区青年救国总会委员、鲁西区青年救国总会组织部部长、中共晋鲁豫区党委第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主要负责参与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和支援前线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充分锻炼的纪登奎相继担任了中共豫西区委工作团书记、中共伏牛山剿匪指挥部工委副书记、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这一阶段的纪登奎主要任务是领导当地土地改革和剿匪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纪登奎先后担任中共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兼许昌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委员、候补书记兼秘书长。
从1968年起，40多岁的纪登奎已经开始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等省部级重要职务。
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毛主席罕见地向全体代表们宣布“纪登奎可是我的老朋友”。那时的纪登奎还有些“名不见经传”，居然能得到毛主席的点名表扬，从此后他在政坛上红了几十年。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受到批评，于十一届五中全会辞去职务后，他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关于纪登奎与毛主席的交往历程，一切都源于1951年春在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这一年，毛主席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途经河南许昌，他老人家听取许昌地区军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纪登奎也在其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到了纪登奎汇报时，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情况；大力汇报了土改、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党政宣传、红色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在纪登奎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几乎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平静地听着纪登奎阐述。
等到纪登奎全部说完后，毛主席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表情有些凝重地询问他：“你这个小同志挨过整吗？”
伟人突如其来的一问，令纪登奎有些错愕，他很快稳定住情绪，诚恳地向毛主席回答道：“我挨过两次整。”
毛主席有些高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多挨点整其实是有好处的。”
很快毛主席提出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人家整你是对了，还是弄错了？”
纪登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肯定是整错了，两次都错了！”
接着，纪登奎就叙述了自己在中共冀鲁豫地区两次挨整的经过。那两次挨整经历令纪登奎记忆犹新，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被某些人上纲上线。
毛主席又耐心听完了纪登奎的叙述后，提出了第三个问题：“你整过别人吗？”
纪登奎没有隐瞒：“我整过，我整的人比我挨整要多的多。”
毛主席没有继续搭话，提出了第四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整错过别人没？”
纪登奎回答道：“肯定有错过。”
此时的毛主席表情有些严肃，发出第五个问题：“那你杀过人吗？”
彼时的纪登奎没觉得害怕，反倒像是放开手脚，状态特别好，他同样严肃地回答道：“当然杀过，剿匪、反恶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邪恶分子呢。”
毛主席点了点头，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杀过这么多人，其中有没有杀错的？”
纪登奎解释道：“也有杀错的，不过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这六个问题问完了之后，毛主席没有继续说话，他老人家很快离开了河南许昌，到了湖北武汉。
来到武汉后，毛主席找到时任中南局主要负责人王任重，派他立即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纪登奎当时主要负责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毛主席让王任重调查该地区的宣传工作经验，显然就是在调查纪登奎过往经历。
1951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社论，这是中央首次肯定纪登奎在地方的工作成绩。
不久后，纪登奎应邀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会议结束后不久，不满30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毛主席的“六问”奥秘
回过头再来说说，毛主席为何要在专列上颇费口舌的，向首次见面的纪登奎提出这六个问题？
看上去纪登奎的回答虽然诚恳，其实并无任何特别之处。那他为何在不满30岁时，就已经得到毛主席的信任与器重？
背后的原因不复杂。毛主席看似六个漫无实质性目的的提问，其实从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对纪登奎进行了深层次的考察或者说是“面试”。
毛主席前三个问题是询问纪登奎有没有“挨过整”或者“整过人”。从纪登奎的回答看，他没有否认自己以往工作时的马虎大意。
后三个问题中，毛主席一针见血询问纪登奎有没有杀过人？有没有杀错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出于对未知恐惧的规避，抑或者是为了头上的乌纱帽，此时的纪登奎说谎似乎情有可原。
但是，纪登奎诚恳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坦承了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经历，那时的纪登奎并不清楚，今后将会得到毛主席的重用。
事实证明，毛主席就是喜欢这样“实事求是，敢做敢当”的年轻干部。
当然，专列上的“六问六答”，只是让毛主席记住了纪登奎这个人。光有机遇显然不够，纪登奎后来在群众运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表现，令毛主席倍感欣慰。
老人家都是这样，乐于看到自己相中的人才有突出的表现，毛主席同样不例外。加上纪登奎确有真才实干，这才让他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
因为没有特别丰富的经验，位高权重的纪登奎在特殊时期犯下了错误、说过错话，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可是，纪登奎很多时候冒着风险，愿意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向毛主席坦诚提过自己的建议与看法。
1980年，受到批评、做了检讨，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纪登奎退居二线。
八年之后，他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65岁。
老人常说“盖棺定论”，纪登奎的政治经历与人生履历折射出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二十多年间中国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
其大起大落的经历成永久追忆，以个人之力撬动历史进程的时代，同样早已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