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长征途中一双草鞋二两腊肉十五个烤饼两片干姜
战友情深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乘胜向西北方向急进，先后占领了北龙坪、天全、芦山、宝兴等地，6 月下旬，我团掩护中央机关，跟随主力来到了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脚下荒凉的大硗碛村。这里，天气冷嗖嗖的，好像太阳失去了热量，盛夏来临，老百姓还穿着皮背心。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光县的西北部，懋功（今小金）的南部，高达4316 米，为邛崃山系著名的高山。山上终年积雪不化，雪连天，天连雪，只有夏天才能通过，并且要在气候好的每天上午10 时至下午2 时通过。故当地群众流传说：要过夹金山，性命交给天。有人还称夹金山为神仙山。很多善良的老百姓，都为我们走这一险道而捏把汗。
当晚，我们在这个荒凉的半山上露营，做好爬雪山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工作。因这是我们长征以来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而广大指战员，多数来自气候炎热的南方亚热带地区，缺乏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因此，各营都分组进行动员活动，把爬雪山将要遇到的困难和当地群众提供的经验向战士们作了介绍，要求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战胜困难，胜利越过夹金山。说是做好充分准备，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实在很难做到“充分”。当地居民少，而且很穷，无法买到御寒的烈酒和辣椒，更难找到冬天的衣服、鞋子。
这个村子能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给予每个人提供一根拐棍，以借力爬山。这时，我们的衣服都很单薄，我脚穿的一双胶水鞋，还是在贵州打土豪时分给我的，已穿了4 个多月，鞋底很滑，鞋头也破了，身上又没有备用鞋。别人提醒我说：“明天你穿水鞋怎能爬雪山？”对此，我是知道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用绳子把水鞋捆在脚上，免得松脱下来。次日拂晓，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蜿蜒小路向夹金山麓进发。我们干部团被安排走在中革军委纵队前头，担负着保护中央机关的任务。到了山麓，气温骤降，拐棍着地，碰着冻得邦硬的路面，发出“咯咯”的响声。爬山时越往上爬，天气越寒冷，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困难。
到了山腰，开始进入冰雪世界，雪花飞舞，狂风呼啸，周围一片混沌，路越来越滑了。路左边是深厚松软的雪崖，右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若不小心滑下雪崖，就很难爬上来了。我穿着水鞋，脚下很滑，东倒西歪地一步一步往上爬。水鞋磨烂了，爬山更费劲，有时上一步，退两步，常常滑倒。同志们把我拉起来又继续往前走。有些体弱的同志，在战友搀扶下，走起路来还是左右摇晃，尤其是严寒和空气稀薄对他们的威胁更大，有的被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白，倒下牺牲了。有的喘不过气来长眠在雪山上。我们一步一喘，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放眼四顾，白雪皑皑，银峰环立，一片琼玉世界！在阳光照耀下，白雪亮得耀眼，刺得眼睛隐隐发痛。俯视山下的后续队伍，像一条银灰色的长龙，蜿蜒而上，把一望无际的银装世界分成两半。
山顶上，气候变幻无常。刚才还是阳光高照，一时又狂风骤起，风雪交加，冰雹劈头盖脑地迎面打过来，过了一阵，风势减弱，冰雹停歇，太阳又露出脸来。我们觉得太阳好像是冰雪做成的，没有一点暖气，把所有能披的衣物都披在身上，但都无济于事。由于山顶空气更加稀薄，我感到胸口很闷，好像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憋得难受，脚也发酸无力。大家互相催促：“快走，千万不能停下！”下山时，我以为会好走一些了，谁知穿着这双水鞋，成了累赘，滑得更厉害。看着同志们往下奔跑，而我跌跌爬爬，渐渐落在队伍后面。我想，自己还担负着全团政治工作的责任，需要走得快些，以便了解部队情况，做些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干脆丢掉了这双穿烂的水鞋，打着赤脚在雪地中行军。
我原想咬咬牙，跑上一阵，身体发热，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当我赤脚踩在雪地上时，一股刺骨的寒气从脚底向上窜，霎时全身冻得直打哆嗦，牙齿不停地打颤。我立即踩在一块石头上，想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可冻石更冷，全身很快发麻冻僵，走不动了。后面的同志要搀扶我走，我说：“我不行了，你们别管我了！”这时，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严长庆跑了过来，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自己备用的新草鞋送给我：“莫主任，快穿上吧！”在那关键时刻，一双草鞋，如同救人一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穿上了战友这双新草鞋赶路，身上增添了力量，也慢慢赶上了队伍。这样，我们干部团终于在当日中午12 时前胜利越过了夹金山。
严长庆后来被派去苏联学航空， 1945 年回国在哈尔滨被苏军摩托车撞死了。我一直都很怀念他，若没有他的那双草鞋，我可能下不来雪山了。雪山茫茫，荒野苍苍。我们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一夹金山后，于6 月中旬随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了日夜盼望的另一支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他们在此迎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大家想不到两支红军主力在此会合，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紧紧握手，欢喜若狂。当晚，在村里晒场上举行联欢晚会，我们干部团也到会参加，大家尽情欢唱，欢呼声震撼山谷，熊熊篝火映红了天空。后来，我们沿着小金川河谷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时，又在那里举行红一、四方面军庆祝大会。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后，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他说列宁主张落后地区可建立革命根据地。博古听后，找来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反驳说：“如果落后地区可建立根据地，那是什么根据地，是雪山草地根据地，是游牧苏维埃！”后来我翻看了《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张国焘把列宁说的“比较落后地区”的“比较”两字删去了。
在两河口休息几天，中央红军主力又继续北上，于6 月底，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海拔4100 米的梦别山。它比夹金山低一点，也不像夹金山那样陡峭，由于我们有了第一次爬雪山的经验，事先做好各种准备，虽遇到不少险情，但大家心里都感到轻松一些。
到了山顶，雾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下山时路边青松翠柏，清泉流溪，并有一群群非马非牛的长牦牛在戏逐，这是我们在雪地里第一次见到动物，大家都感到新奇。到了山下，每人都喝了几口泉水，精神为之一爽。走了几天，到了卓克基，该村有一座庞大宏伟的喇嘛庙，是藏族土司头头卓冠英的宅邸。他与国民党勾结，曾指使藏兵阻止红军先头部队入境，后率藏兵逃走，留下印有中文、藏文、英文的名片。该庙是7 层高的一座城堡式建筑，上面有箭垛和枪眼，每层都有相通的雕花走廊。
里面装饰很华美，木柱漆有红、黑、绿三种颜色。墙上挂有壁毯和藏文条幅。所用器皿，多是铜制的。家具饰有木雕。靠椅铺有缎面。窗户镶嵌着玻璃，闪闪发光。整个庙可容纳几千人。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竟有这样富丽堂皇的建筑，都为之惊愕不已。部队在卓克基短期休整，以筹集给养和向藏胞做宣传解释工作。由于当地藏胞很少，有的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逃到外地去了。后经我们的宣传解释，他们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才陆续回来了。藏胞家里很贫困，很难筹集到粮食。饥饿，成为当时红军最大的威胁。在休整期间，我到喇嘛庙看望罗荣桓同志。他已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巡视员，与中央机关一起，住在喇嘛庙里。在谈话中，我了解到总部机关生活比战斗部队更加艰苦，首长也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肚子。
我回想起在长征出发不久，罗荣桓主任分到一只鸡，他舍不得自己吃，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吃。现在我能帮他什么呢？我想起自己还有准备行军时用的烧饼，便说：“我住处尚有15 个烧饼，送给你吧！”罗荣桓同志客气地谢绝：“还是你留下用吧，你在战斗部队，是饿不得的。”我恳切地说：“明天一定派人送来，我再另想办法。”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只得笑着说：“好吧，我明天去看你，在你那里吃午饭。”他又问我住的地方，我用手一指说：“就住在对面的半山腰上的一间小屋里，看起来很近，走起来也有十几里，还是我派人送来吧！”他坚持要去看我，我也只好答应了。
次日中午，罗荣桓同志和总政治部的王盛荣同志一起来我处赴“宴”了，我们喝着冰凉的泉水，痛快地吃起烧饼。饼虽没油没盐，可都觉得好吃，不一会儿， 15 个烧饼吃得只剩3 个。我把剩下的3 个包起来给罗主任带走。他不同意，笑着说：“你不坚壁清野已很好了，又何必一扫而光呢！”
驻了几天，我们每人只带一点干粮离开卓克基，经仓德来到打鼓山。这是长征路上第四座大雪山。山腰的空气逐渐稀薄，寒风砭骨，乌云密布，积雪齐腰，冰块闪着寒光。真所谓“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因给养困难，大家越来越瘦，满脸蜡黄，走路腿发软，故爬山越来越感到吃力。听说爬过这座打鼓山，便是打鼓镇，那里麦子快要熟了，有很多粮食，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大家鼓起劲来，拼命地往上爬。越爬，空气越稀薄，风雪更大，心跳越来越厉害，简直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似的。有几位体弱的同志头昏得厉害，连站在其面前的人也分辨不清，腿一软，便不知不觉地倒下去。同志们赶忙把他们搀扶起来，有的同志把身上舍不得吃的干粮递过去，让他们轮着咬，费了好大劲，才帮助这些体弱的同志爬过山。
走到打鼓镇附近时，看到满坡绿绿的麦子，随风吹动，如河中碧浪荡漾，很美观。到了镇里，问先到达的兄弟部队，他们说筹粮困难得很，群众家里已没有麦子，山坡上的麦子还不能收割，他们只能观麦而炊。战士们听到此情况，大失所望，本来，我们一粒麦子没有带来，期望着到打鼓镇吃一餐饱饭，谁知道情况又是如此。一到宿营地，各营、连都到团部请示：“今晚吃什么呢？麦子已没有了！”此时己是下午3 点，如何解决晚餐问题？陈赓、宋任穷、毕士悌及我进行商量，决定吃一餐老豌豆根拌野芹菜。于是，各营、连都派人到附近菜地和山边采摘。我布置完工作便上床休息，想豌豆苗还是好吃的，两广叫做龙须菜，酒馆上一碟还要几毛钱。
因过于疲劳和饥饿，一闭眼便睡着了。“开饭啦！”我听到喊声，立即起床，问勤务员：“饭在哪里？”他指着桌上说，“放在这里。”我一看，是一碗老豆根、野芹菜，我思想早已有所准备。大家看着这美其名的“饭”，直皱眉头。我自己便首先拿起碗来，夹了一箸送进口中。“饭”里既没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一股麻涩腥味，的确很难咽下去。大家也跟着吃了一顿清水豌豆根。次日，粮食问题仍未解决，吃的还是老豆根、野芹菜，虽然很难吃，但因肚里饿得厉害，还是硬吃下去。大家装一肚野菜“饭”上路了。
从打鼓到沙锅，约45 公里路。途中，在雪山腰休息时，我和陈赓、宋任穷、
毕士悌、肖劲光、陈明、郭化若、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同志坐在一起，尽情欣赏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万道银光的雪景。这时，肖劲光同志提议说：“大自然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冰淇淋，大家痛吃一顿吧！”大家表示赞成，便解下漱口盅，各自从雪堆里挖出一缸子最洁白的雪。接着，有人说：“这些白雪，若拌糖，准好吃，谁带有糖精，请拿出来‘共产’吧！”肖劲光、毕士梯、郭化若身上存有少量糖精，分给了每人一点。大家高兴地品尝起来，有的说：“我这杯冰淇淋比世界上最好的冰淇淋还要高级！”
在艰苦环境中，红军战士亦不忘苦中作乐。7 月中旬，我们在饥寒难挨中来到毛儿盖附近的沙锅，这是一座偏僻的山村，村里也建有喇嘛庙。因村子小，很多战士只能在村边、树下露宿。这时，山谷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一片金黄，为了红军的生存，总政治部做了统一而严格的规定，要通过调查，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麦子，只有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的情况下，才能收割群众的麦子，而在这样做时，必须将所割麦子的原因、数量，用墨笔写在木板上，插在田中，告知群众回来以此木牌向红军领取款项。这样，战士们受辘辘饥肠熬煎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军委机关也苦得很。一次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同志患病，军委机关的同志曾告诉我们：若弄到肉或油送来一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我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中，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有一天，部队供给处给我分来了四两腊肉，我便让勤务员小刘把肉切成两份，给周副主席和张局长送去。这件事，张云逸同志一直记在心里。解放初，我在北京见到张老时，他便提到长征中我送腊肉的事，他说，那二两腊肉，比现在请我吃烤鸭还好啊！一双草鞋，二两腊肉，十五个烤饼，两片干姜，这发生在长征路上的几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因为它饱含了红军战士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革命队伍里真挚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