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高官，在军统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和毛人凤。
他除了会武功，而且忠诚可靠，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多次暗杀行动都是他为组长。
图|沈醉
时间来到1993年3月，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到政协组44组报到，这个组里，有冯玉祥的长子，还有杨虎城的孩子等，让周海婴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见到了已经被特赦许久的沈醉先生。
沈醉当年的名字也算是如雷贯耳，和沈醉寒暄一阵后，沈醉居然开口说道：“提到你父亲先生，我差一点就做了对不起你，对不起全国人民的事情。”
沈醉这才说了，原来在几十年前，沈醉曾奉命暗杀鲁迅先生。
沈醉说：“在你爸爸去世前，我曾奉命暗杀你爸爸，刚开始在上海虹口你们的屋子对面，布置了一个行动小组，日夜监视你们家所有情况。”
这让周海婴十分吃惊，他问：“最后你们为什么撤走了。”
沈醉叹了一口气，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诸多过错，悔恨不已，好在现在已经重新做人，浴火重生。
沈醉的特务生活
沈醉在国民党军统期间，先后担任特别行动组组长，稽查处处长等职务，28岁就当总务处少将处长，和徐远举，周养浩三人，被称为是军统“三剑客”。
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戴笠死后，沈醉更是成为军统的顶梁柱，但是被继任戴笠的毛人凤“甩”到了云南，成为了云南保密局的站长，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
沈醉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算起来和毛主席还是老乡。1932年，沈醉18岁，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他曾投靠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曾一起去法国留学，沈醉深受姐夫的思想影响，但余乐醒回国后一直在黄埔军校工作，后来还参加了戴笠的复兴社特殊社。
沈醉靠着姐夫的关系，希望可以介绍给戴笠认识。用沈醉的话说，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没有想到，和戴笠一见面后，就获得了戴笠的器重。
沈醉多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和戴笠刚认识时，戴笠就拿出100元，让我多去杭州玩玩。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明白，戴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
直到后来，沈醉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戴笠的为人，这也是戴笠笼络人心的手段。
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沈醉在戴笠的栽培下，靠着自己出色的表现，慢慢成为了戴笠的心腹，其“特务”能力更是一路亨通。
据沈醉回忆，有一次戴笠的孩子问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到了发工资的时候，他孩子还没还，沈醉也没钱给手下人发工资了，就去找戴笠。
没想到，戴笠当着沈醉的面，把自己的孩子痛打一顿，不仅向沈醉道歉，还让孩子多向沈醉学习。
戴笠的做法让沈醉慢慢觉得，戴笠作为军统的老大，给手下树立了一个更好的榜样，所以在戴笠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沈醉开始做一些机密的工作。
一方面是帮助戴笠梳理国民党内的叛徒和奸细，另外是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所以戴笠和沈醉的手上，沾满了很多共产党人的鲜血。
靠着杀人不眨眼和狠毒，表面上一股子书生气的沈醉，在军统树立了权威，他很快就升为情报组组长，还训练了一大批漂亮的女特务，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深受戴笠的器重。
大概就是这期间，戴笠派人暗杀了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事发后，宋庆龄先生大为震怒，蒋介石对宋庆龄不满，居然暗杀了她的好友杨杏佛，这无疑于挑衅。
和杨杏佛一样，鲁迅先生同样作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为好友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他不顾安危，写了很多抨击国民党这种滥杀无辜的作为，还写了一首诗怀念好友，那就是著名的《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或许是出于对鲁迅的不满，有一天沈醉接到任务是去暗杀鲁迅，所以他组织了行动组在鲁迅家对面设置了观察哨。
沈醉本人也多次去视察，他日后对鲁迅的孩子周海婴说：“我时常看见你的父亲在深夜奋笔疾书，写字的时候腰板很直，休息时，也常常喜欢躺在床上抽烟。”
说起这些，周海婴又想起来了父亲的样子，悲痛不已。
沈醉回忆，每当鲁迅出门，他便安排人跟着，鲁迅总是戴着一顶深色的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然后去书店看书，一看就看好久。
“那还是你估计才6岁，一直在家里蹦蹦跳跳的玩耍。”
沈醉监视了鲁迅很久，但是迟迟没有动手，因为军统考虑到鲁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加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便取消了计划，最后便从鲁迅对面撤走。
沈醉坦诚地说：“当年监视的人还有丁玲等人，但幸亏没有动手，不然就酿成大错，成为千古罪人。”
沈醉对周海婴说：“这个秘密，我多年来一直没有对外透漏，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你。”
周海婴想了想说：“当年你们的暗杀小组，安排在了第九号南面，大概就是42号楼三楼额楼梯间，那里有个小窗，或许可以看到我家。”
回忆起来当年的事情，已经暮年的沈醉也百感交集，他痛恨自己当初犯的错，幸亏得到了新中国的关怀。
入狱改造
1946年，戴笠的飞机在途中突然失事，戴笠当场身亡，毛人凤继戴笠，当上军统局长。
和毛人凤平起平坐的沈醉，被毛人凤视为心头大患。沈醉为了保命，主动要求去云南，担任云南军统站站长。
在云南，他奉命去调解保密局徐远举和周养浩之间的矛盾，还目睹了徐远举审问“江姐”的过程，据说徐远举杀人不眨眼。后来有人创作了小说《红岩》，里面的徐鹏飞原型就是徐远举。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云南的卢汉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和共产党联系，决定起义。
沈醉也接到毛人凤的命令，让他火速处理卢汉身边的人，沈醉虽然为蒋介石效命，但考虑到自己的将来，沈醉没有对卢汉等人下手，而是拖延时间。
不料，最后卢汉把沈醉软禁，最后交给了解放军，让沈醉成为了俘虏。
这里要注意的是，卢汉起义后，为了报答张群对自己的恩情，居然私自放走了张群逃走。
图|张群（左）、蒋介石（中）与卢汉（右）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人物，和蒋介石关系匪浅。本来，周恩来是打算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这样一来，卢汉就没法交代，所以便把沈醉交给了解放军，让沈醉成为了俘虏。
就这样，沈醉成为了被捕的战犯之一，从此开始了十年战犯生涯。
刚到监狱，沈醉其实十分惶恐，甚至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
这是因为，在诸多国民党战犯中，沈醉算是特殊的一位。像宋希濂，杜聿明等人，都是战将，但沈醉是特务，所以在监狱他被人歧视，在共产党人眼中，他又是作恶多端。
所以在这样的思想中，沈醉对共产党有极大的抵触情绪，动不动就来一句“要杀要剐随便。”
一直到他被押到重庆后，陈赓等人带了一些高级干部到监狱看望黄埔老同学，这让沈醉看到了希望，他没有想到陈赓会有如此善意。
他也慢慢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之处，甚至说，沈醉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应有的善良和真诚，甚至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战犯的关怀。
沈醉在监狱期间，尤其是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沈醉的思想开始了真正的转变，后来到北京功德林，他对共产党的认知已经上升到了新的层次。
沈醉年纪小，身体也还算硬朗，但杜聿明和宋希濂郑庭笈等人，就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病症。
比如杜聿明，因为多年征战，不仅有肾结核，还有胃溃疡，肺病等，他多次和沈醉说，真想自杀一走了之。但监狱的管理人员发现后，每天都带杜聿明去治疗，而且还请了最好的专家。
长期的治疗，让杜聿明基本康复，所以杜聿明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监狱后对沈醉说：“治疗期间，从来不带手铐，共产党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句话对沈醉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不光是杜聿明，其他战俘都面对有同样的问题。
但是在共产党这里，他们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春风，感受到了毛主席的伟大。
特赦后的晚年
沈醉日后曾写了《沈醉回忆录》，他说在军统时，他最害怕见三个人。
一个是军统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人是有名的财迷，沈醉作为总务处长，自然会被她要东西，但这个人要了财物，不是自己用，而是去当铺换钱，这真是填不满的坑。
第二个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钱大钧是黄埔军校以前的教官，所以日后多次对陈诚等人指手画脚，而且对特务尤其瞧不起，所以沈醉向来不愿意见到他。
第三个则是蒋介石，沈醉说，每次去和蒋介石汇报工作，感觉很不好，而且蒋介石说一口浓重的宁波话，听也听不懂，弄得他十分紧张。
此外，蒋介石每天都唱歌，直唱三首歌，军歌党歌和国歌，沈醉甚至觉得他都有点不正常。
被俘后，从入狱改造到第二批特赦，沈醉所感受到的一种良好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1959年国庆节前夕，北京功德林监狱传来一个好消息，消息说，毛主席打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
这个消息让所有的战犯都震惊不已，他们本以为在监狱要度过余生了，没想到，这张特赦令让他们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
特赦令上还说，以后所有的战犯将会分批特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被特赦的机会，条件就是看各位的表现。
果然，这年秋，监狱迎来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陈长捷等人。
当时，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悔恨不已，沈醉虽然榜上无名，但他心中燃起了希望。
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
出狱后，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先是在外地参观学习，比如去井冈山，延安革命圣地等，后来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沈醉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任职多年，让他去补充一些文史资料，再好不过了。
周总理曾问过他，还有什么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联系一下家人。
最后，在周总理的帮助下，沈醉联系到了自己的妻子粟燕萍和5个孩子的消息，但遗憾的是，他的妻子以为他已经去世，所以早已改嫁他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醉已经没有什么眷恋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寄养在外公家的小女儿沈美娟身上。
据说沈醉在文史馆发了工资400元后，马上就把女儿接到了北京，当沈美娟开口叫他“爸爸”的时候，沈醉痛哭不已，他无法想象，他还有这么一天，还可以见到自己的女儿。
周总理十分关心被特赦的战犯们的生活，尤其是得知沈醉的妻子已经改嫁后，他希望可以再给沈醉介绍一个对象。
1965年，沈醉和一个医院的护士杜雪洁相识，虽然杜雪洁比沈醉小10岁，但两个人相识后，相敬如宾，美满幸福。
那段时间，沈醉常常和杜雪洁到公园散步，因为杜雪洁对沈醉的身体十分清楚，所以杜雪洁送给了沈醉一个牌子，沈醉以为这是什么礼物。
结果上面写的是：冠心病患者，应该多休息少说话，每次见客人不能超过15分钟。
这种字里行间的关心让沈醉十分感动，他把这块牌子挂在门口提醒自己，也逐渐爱上了这个女子。
不久，在政府的关心下，沈醉和杜雪洁结婚，两人恩爱十足，幸福美满。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这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一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
后来，沈醉的档案被清理出来，当年沈醉在卢汉的起义书上是签了字的，所以沈醉应该是起义将领。
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后，把沈醉的战犯身份改成了起义将领，并让沈醉享受副部级待遇，沈醉再一次老泪纵横，他等这一天，足足等了近30年。
晚年的沈醉，除了写写回忆录，就是谨记周总理的教诲，一直在为两岸关系努力着。
有人对他说：“你过去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尤其是写的回忆录里，很多东西揭示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这就是你最大的贡献。”
沈醉说：“我做过的好事谈不上，只能说是尽了一点责任，我已经老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军统的内幕都写出来献给党和人民。”
1980年，沈醉带着女儿和前妻见了面，前妻告诉他，他的孩子们都在美国读书，现在很好，沈醉感到十分欣慰。
一年后，香港一份报纸刊登了沈醉的近期情况，《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份对沈醉的专访。
沈醉在美国还有香港的很多学生得知后，都邀请沈醉去美国定居，或者到香港找一处房子，享福余生。
但沈醉全部拒绝了，此时的沈醉虽然已经步入晚年，但他的爱国热情不减，他说：“国家的分裂，是从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我应该为国家统一努力，这样我才能对得起后代，也对得起祖宗。”
沈醉没有选择去享福，而且在各处奔波，他曾镇定对朋友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时刻为国家统一努力，如果对国家利益都不管，我活着再好，有何意义？”
他深沉地说：“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让我从一个反人民的特务扮成了热爱人民的爱国人士，这是我从未想到的。”
1984年，已经70高龄的沈醉回到故乡湖南湘潭，家乡人在接待他时，他惭愧地朗诵起了自己作的一首诗，一边吟诵一边落泪：
半生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
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1996年3月18日，沈醉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