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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起源是史学界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
随着该课题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发现古代早期国家与近代国家的概念颇不相同，很难以后者为蓝本去描绘前者。
然而迄今为止，对早期国家政权的职能范围及其演变过程，还无人进行系统的论述。
因此，本文根据恩格斯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利”的思想，拟对古代马其顿王国政权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作一初步的探索。
马其顿王权的形成
马其顿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南部。从地形上分为山林区即上马其顿，沼泽平原区即下马其顿。从公元前十二至前九世纪，它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关于马其顿人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以若干外来希腊人为首的群团，通过不断的征服和扩张，形成了马其顿人及其国家。
可见，马其顿民族是在连绵的战火中诞生和成长的。
频繁的、一致对外的军事活动，要求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于是，担负整个群体生死存亡的领导者即军事首领，就应运而生了。
历史上极少见到单纯的宗教首领成为国家的最初元首。
而个人间冲突的仲裁者——氏族首领，同样也只能在传统习俗的小天地中循规蹈矩。这两种人的权限，始终囿于单个氏族部落的圈子里。只有武力才能迫使大批人群就范。
军事首领是从战争中产生的，并利用其所获得的指挥群体战斗的权力，在不断掠夺和征服的战争中谋取较多的利益。
进而把有限的军事指挥权发展为凌驾于群体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
历史上众多国家（尤其是在与四邻战火不息的国家中）的最初首脑，大都是由军事首领演化而来。
一般说来，权力的物质基础私人财富，
通过原始的宗教性活动、原始的生产和交换等方式的积累，远不如靠常胜的战争获取来得多。
可见掠夺战争是当时最重要的财源。
军事首领是战争获胜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又能够依靠武力将权力扩展到所在氏族部落之外，因而较之他人最容易发展和巩固个人权力。马其顿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马其顿整个地区充满了部落间的军事冲突。
这种不间断的军事冲突，起着维系部落军事首领职能的效用，有利于军事首领权力的保持和扩大。然而，马其顿人军事首领的权力成长为王权，却是经历了比较曲折漫长的道路。
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上半叶，马其顿人在西邻伊利里亚人和东邻包雷斯人的攻击下，屈服从命。其后，由于缺乏常胜战争
，马其顿人长期栖身于狭小天地，生存的资源有限，
军事首领不能在战争中获得大量物资，无力培植个人势力，因而权力的扩张受到限制。
到了公元前550年，阿基德马其顿人因驱逐或灭绝地方居民，得以控制了皮埃里亚等地。
此后马其顿人的首领阿明塔斯（公元前540一前498年）改变了前任的驱逐和屠杀政策，利用北邻佩奥尼亚人逃跑之机，将其属地安法克西第斯并入马其顿的版图中。
这样，最高军事首领以占有被征服的土地，以及扶植亲兵等等举动，
于是使“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
公元前495年，
阿明塔斯之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继续蚕食弱小部落，
但在初期进展不大。公元前479年，当波斯人败北东归时，马其顿人伺机吞并了克雷斯托尼亚等大片地区，占领比萨尔第亚人的矿区，并从普拉西阿斯湖边一旷日取白银一塔兰特。
约在前479—478年，马其顿人第一次大量铸造钱币。于是马其顿的领土和实力才得到了较大发展。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一世统一了下马其顿，还可能征服了上马其顿，奠定了强盛的基础。
但当时的马其顺人多为牧人，虽似有骑兵，却无重装步兵，加之其他各种因素，马其顿人还无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驰骋。
由上可见，马其顿民族的形成史，是充满武装冲突的历史。
马其顿的国家和王权的确立史，同样是征服与被征服相互交织的历史。
在不断的军事冲突中，由于马其顿人地域的扩大，马其顿人与文明邻国希腊和波斯较经常的商业来往，以及银矿的开采，都有利于亚历山大聚敛一定的物质财富，发展个人势力，扩充已有的权力。
可以认为，
至少到亚历山大时代，最高军事首领在对外活动方面，已基本摆脱了民众会议等社会集团的直接束缚。
军事首领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成熟了。马其顿王权历经波折，首先在下马其顿呱呱坠地。
难破内政大门的马其顿王权
马其顿王权独揽了国家的对外事务后，长期在内政上无所进展。到腓力二世时代（公元前359—336年），
虽然马其顿人称雄巴尔干半岛，但国王腓力二世仍不是专制君主，
民众依然沿袭古制直呼其名，而不称其为国王。
腓力及其以前的马其顿诸王，平时主要是宗教首领，主持与神的往来和神圣的节日等活动。
王位继承问题由民众会议决定，国王由王族男系成员中选出。
他必须遵守习惯法，以民众同意与否作为进行治理国家的准则，以许愿的方式活动，不能迫使人民去做违背古俗的事情。
人民一般也服从国王的管理
，但是，国王与人民的关系主要是个人间的关系，不是君臣关系。
即使对战败部落，腓力也只能迫使他们对马其顿人而不是对马其顿国王个人效忠。每当国家遇到危急时，国王必须召集民众，以演讲获取权威。
例如在公元前353年，
马其顿军队在帖萨利亚溃败，军心动摇，部队几乎失控。
腓力在集会的演说中鼓起了大多数人的勇气，使马其顿军队恢复了纪律。
在下面腓力的一个小故事里，马其顿国王的形象，跃然纸上。
腓力的侍卫保萨尼亚斯曾经因貌美受宠，但当其得知腓力又恋一个同名人时，则辱骂后者。
后者相告朋友阿塔罗斯后变相自杀。阿塔罗斯为替朋友报仇，借约保萨尼亚斯进餐之机，将其灌醉后，又使赶骡人践踏其躯。
于是，保萨尼亚斯向腓力控告了阿塔罗斯的暴行。但腓力不愿处罚阿塔罗斯，仅以赠送厚礼和提级的办法平息保萨尼亚斯的愤怒。
这就激起了保萨尼亚斯的怀恨，伺机刺死了腓力。由此可以看出，保萨尼亚斯把腓力当作一位公正的主人相待。
他受欺凌后虽得到一定补偿，但由于腓力未按习惯法办事而觉受辱，于是义愤填膺，杀害了国王。
而腓力之前最强大的马其顿国王阿切劳斯，也是由于对一马其顿人失言而成为报复的牺牲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许多弑逆事件都是由于君主对其百姓凌辱引起。
“臣民”对其君主的屡次发难，
表明马其顿人把君民关系看作是平等的，
而实际上，马其顿国王却也无力改变传统的平等关系。
综上所述，直到腓力时代，国王的权力基本局限在对外事务上。
而在对内地立法权方面，国王没有发言权。在普通司法权方面，从腓力被刺事件中，可知腓力有权（也许不如称为义务更合适）解决部下之间的纠纷，但是不能随心所欲。
或许像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
地方案件由公社法庭审理，国王只处理身边的案件。
在最高司法权方面，对叛逆等重罪的审判，国王无权定夺。由于缺乏政府性机构，马其顿谈不上有什么行政管理。因此，可以认为国王基本上没有内政权。
外交——国王权限的立足点和突破口
以往在对王权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国家一旦形成，政权就同时具备外交和内政两方面的职能。从上文所述情况看，这一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马其顿王权首先只对外行使它的职权，在一般人眼中也许会被认为是特殊的。
可是最早的王国，如埃及与中世纪初期的西欧诸王国，国王的权力最初也只是在对外事务上才显示出来，而对国内大片地区不能行使管理、司法和立法等权力，即不能真正地进行统治。
这些情况表明，早期王权职能的内外有别并非偶然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军事首领的职务，使占据者在战利品的分配上逐渐独占鳌头。为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军事首领需要保住自己的职位，至少要尽量避免这个职务旁落到其余的氏族小集团中。
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这不仅要靠自己和本氏族成员的智勇，还需拉拢部分选民，在集团内部扩大势力和影响。
故而原始部落中普遍有“大人物”宴请民众之事。
军事首领有了一定的物质力量，便着手培植私人的亲兵了。
有了一定数量的亲兵，
他既可以擅自向外部落发起进攻，又能够逐渐摆脱本集团民众、长老会议的传统制约，以便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共同享用财产的关系，一旦超越出特定氏族集团的界限，就变成了相互的敌视、争夺和残杀。
因此集团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死存亡，优胜劣汰的频繁的武装冲突。
各个集团的军事首领率领本集团攻击、掠夺其他的集团，符合传统的风俗习惯。所以如果军事首领擅自发动对外战争，只要有所虏获，一般在氏族集团内部不会遇到强烈的反抗。
而若常年征战在外，更便于摆脱内部的任何羁绊。
这样，原先由集体决定的对外宣战与缔和等外事权力，逐渐转移到军事首脑个人手中。
这种转移的完全实现：标志着王权的诞生。
外交权力的私人化，尚未立即形成国王与民众的尖锐对立，国王仍旧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对外扩张。这是古代早期王国政权产生的普遍情景。
国王的对外征服占领，似乎转瞬间变成对内的管理，公共权利应该即刻扩及内政上。然而在马其顿国家，在其他最早的王国中，都未见到如此理想化的图景。
实际的情形是，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时代，马其顿国王率兵东征波斯帝国，以武力新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借助波斯的财力和原有的国家机构，国王才终于得以对国内行使了统治权。
结语
如果说，亚历山大三世拥有的国内管理权是奠基在波斯国家原有的统治机构上，那么埃及国王的宫廷“家仆”向国家官员的演变，就伴随着国王不断的对外掠夺、征服而完成的。这就使人不能不认为，王权自脱胎于外事之后，还必须通过持续不断地对外掠取财富，才能逐渐行使其内政权力的。
参考文献
[1]陈德昌。希腊马其顿互相承认的背后[J].瞭望，1995（40）:39.
[2]“MinistryofForeignAffairs-RepublicofMacedonia”，http://www.mnr.gov.mk.October2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