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心学”为什么会异化成心性空谈，变种为坐而论道的鸡汤？更不明白这样的“心”，能拿出什么干货来拯救我的心？
观看文艺汇演，一出弘扬朱熹朱子文化的节目，不由使我浮起“心”的念头。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虽有“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的说法，但“心”并不是他的专利，布局“道统”才是他的主业。
“心”的概念是程颢提出的，最终由陆象山、王阳明完成“心学”。这里所言的“心”，就是指个人所具有的主体道德意识。朱子以为“性即理”，象山先生坚信“心即理”，两人为此展开了著名的“朱陆之辩”。
他们的论辩口水，早已风干在历史尘埃中，但恰似投石于静水，“心与理”的涟漪却荡开了，与此有关无关的妙论粼粼涌动。后来的洪应明，在《菜根谭》里铺陈发挥，透过易读易记的格言，煲成性情鸡汤进入寻常百姓人家。
于是，就有了“调息观心”“心地干净”“心无风涛，性天化育”“气和心暖，其福亦厚”“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广而告之，连市井屠户挑夫都能说几句“心平似镜”“心静如水”之类空灵飘逸的话来。
皓首穷经的大儒们，其出发点固然良善，可恭可敬。可是，他们的“心与理”怎样才能实现呢？这些大儒小儒的鸡汤语录，振振有辞却无解浊世万般；即便条条纲纲，也隔靴搔痒，空泛得很，都是正确的废话。
在不确定的、瞬息万变的现实面前，“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捧着书斋式的头头是道，该怎样悠然乎？澄然乎？我们“身在局中”，怎么能对“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又怎么能“心在局外”而脱然无累呢？毕竟嘴巴肚子是最唯物的。
喝了无数现代版的“心与理”鸡汤，我的心依然营养不良，无法在现实荆棘上软着陆。
王阳明并不是沉溺“心学”的清流儒绅，他官当得挺棒，实干也很出色。他大力提倡“知行合一”，认为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这使他在思想境界上，秒杀他的同代儒者甚至很多当代学者。
我想起李卓吾，这位来自福建晋江的殉道者。他也讲“心”，但他的“心”，不是王阳明的“心”，而是个体欲求之“心”，用“无私则无心”来打破教条禁锢。也许是因为理学束缚少，李卓吾的故乡泉州地区，成了福建的富庶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