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南的文人雅集,是文化的派对、文人的狂欢,它源自江南人对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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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主要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来说,因为有着丰沛的江河湖海资源,体现出独有的水文化特质。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伟明看来,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既有唯美细腻浪漫的一面,也有求真务实的理性一面;既有平民主义的底色,也有精英主义的内涵。其中,文人雅集焕发了江南文化最具活力标识的青绿色彩。以下是他在“青溪讲坛”的演讲。

长三角地区的沪苏浙皖互为近邻,山水相依、“同俗共气”,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业缘相融、人文同辉,蕴含着江南地区共通的文化基因和共享的文化资源。乡土、乡音、乡思、乡愿、乡情,互通互联,具有同创共建的鲜明特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有着丰沛的江河湖海资源,体现出独有的水文化特质。今天的演讲,我就围绕“从水的雅集到海的奔流”,谈谈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演进与发展。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特点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文化独具特色,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上游的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主要体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1、一致的文化认同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十分密切。水文化的孕育,创造了“龙图腾、鸟图腾”的信仰崇拜,对水的征服和利用,与水的拼搏,培育了长三角地区人们冷静、灵敏、机智、敢于冒险的性格,以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汇聚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历史基因、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逐步交融发展成具有共识性和认同性的江南文化。

2、相同的消费观念

在长三角地区,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审美理念趋同。文化趣味的追求,消费方式的形成,人们情调、格调、腔调的塑造,都彰显了经济、社会、文化、符号等在内的各种资源。人们在消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中,形成了共同的消费价值。这方水土,孕育了人们追求不凡、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江南人在实惠实在实用的基础上,趋于精明精致精美消费。在共同文化的建构中,形成了审美追求的独特表达、文化基因的独特身份,创造了共同的区域文化和审美传播认同。

3、持续的崇文重教

长三角地区,自东晋以降,一改以往“吴王金戈越王剑”的血性和刚性形象,以蓬勃发达的文化而冠誉全国。耕读传家,名人学士不断涌现。“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名动海内外。地域文化的兴盛,江南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不少文化家族的兴起。林立的书院,传播了先进的理念,加强了学术研究和交流,培养了一大批像王阳明、黄宗羲等社会名流。刻书和藏书,传播了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学术探索和百家争鸣。“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家训,深入人心,形成了“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的文化嗜好。

4、注重人的才情

江南不只是具有诗性和美学意义的地域。杏花春雨的江南,更有剑胆琴心的个性追求。江南人性格中多元化和丰富性得以复合,既有“小桥流水”优美感性的文化传统,更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气派,“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责任担当,呈现出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多彩多姿。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既有唯美细腻浪漫的一面,也有求真务实的理性一面;既有平民主义的底色,也有精英主义的内涵,这都是由长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所决定的,蕴含了长三角地域文化的动力因素和创意因素。诸如山水和人文的相融,从稻谷之源到鱼米之乡;陶器、瓷器、玉器等工艺创意的演进;茶叶和井水创造的名满天下的茶文化;桑叶和蚕丝结合的海上丝绸之路;昆曲和园林相融的山林城市等,都是美学与智慧的融合和创造。

文人雅集:江南文化最具活力标识的青绿色彩

江南的文人雅集,是文化的派对、文人的狂欢,它源自江南人对文化的自信。文人雅集,泛指文人集团进行文化创造与交游的休闲聚会,是一种集宴乐、书画、诗书、艺术、审美为一体的文化活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勃兴,江南雅集成为文人士族激发和传达人文精神的群体性活动,反映了江南文化群体典型的诗性追求、共享同创的趋势。注重文人群体间保持联络,交流思想、凝聚情感,对成员间建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积淀了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焕发了江南文化最具活力标识的青绿色彩。

追溯中国的文人雅集,古人有九雅,即焚香、抚琴、品茗、酌酒、听雨、赏雪、侯月(后作“候月)、莳花和寻幽。享其一者惬意,拥其二三可谓妙绝,而中国古代文人雅集却要诸雅并举,实乃人生难得的精神大餐。可以说,文人雅集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现象,包括游览、品茗、酌酒、抚琴、对弈、赋诗、作画等活动,这些都是文人交流技艺感悟和尽享切磋乐趣的方式,反映了文人的优雅与高贵,最重要的是给当世乃至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和艺术生活的审美表达。

中国的文人雅集,是古代文人墨客相聚的最佳形式,相当于西方的派对和沙龙,类似于当下的诗会、笔会。从形式上来说,可以悠游于山林,饮酒作诗,与鸟兽同乐;可以泛舟水上,吹拉弹唱;可以坐而论道,挥毫泼墨,直抒胸臆,形式不一而足。但是,参加雅集的人必属同类,气场相近,追求相同。

在这里,我举四个例子。

(一)“邺下雅集”

汉末出现的建安七子,源自中国最早的雅集培育。曹植《与杨德祖书》和曹丕《与吴质书》,标志着江南雅集孕育下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赤壁之战之后,魏、蜀、吴三国大势基本形成,时局相对稳定。祖籍安徽亳州的曹操则退回了魏都邺城,从而汇聚了一批建安文士。他们以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为中心,经常集宴云游,诗酒酬唱。这不仅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更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风尚。后人把魏晋时期的七位文人,比喻为文学创作的“竹林七贤”,称赞道:“诗酒唱和领群雄,文人雅集开风气。”

(二)“兰亭集会”

浙江绍兴的兰亭集会,是别具一格的诗书盛会。东晋王羲之曾与二十多个文人聚会,每个人都写了几首诗,意味无穷。王羲之也留下了他那篇《兰亭序》帖。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则是东晋文人繁荣江南文化的一大创举。其内容大致是,客人到齐之后,主人便将他们安排到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席地而坐,由书童或仕女将斟上一半酒的觞,用捞兜轻轻放入溪水当中,让其顺流而下。根据雅集规则,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不动,就由书童或仕女用捞兜轻轻将觞捞起,送到谁的手中,谁就得痛快地将酒一饮而尽,然后赋诗一首;若才思不敏,不能立即赋出诗来的话,就要被罚酒三斗。

后来,绝大部分的兰亭雅集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唐人鲍防等举办的兰亭雅集,赋诗则采用联句式,即每人吟诗一句,再由首唱者收结;元人贡师泰等人和清人桑调元等人举办兰亭雅集,赋诗采用的是分韵式,视人数多少编一句含有多少字的句子,再由主持者将句中各字“随机”分给大家,大家即据拿到手的字韵作诗。元人刘仁本于浙江余姚组织的“续兰亭雅集”,赋诗不为自己所作,而为永和兰亭雅集中未赋出诗的十六人所作,这就是“续诗”,形式亦非常别致。而到了清代,由杜甲组织的兰亭雅集,赋诗还采用唱和式,主人首唱,客人和之。

永和九年的那次兰亭雅集,本是一次无意之举,主人王羲之并非想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他只是用鼠须笔、蚕茧纸起草序文而已。然而,这篇序文手稿的书写,因艺术造诣空前绝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气的经典之作,载入了中国书法的史册。

(三)“玉山草堂”

在元末的吴中地区(今苏州一带),这是一次有极大影响、持续十多年的文人雅集活动。参与人数上百,以其诗酒风流的宴集唱和被《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不仅是元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创作最多的诗文雅集,而且放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是最理想、诗文水平最整齐的文人诗社雅集。比如绘画中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三人就曾先后都出入过玉山草堂。据统计,元诗中至正年间的元人诗作,有十分之一竟是至正十年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写于昆山小小草堂的“玉山佳处”,这不能不让人惊叹诗社雅集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玉山之会与金谷、兰亭、西园雅集的区别是,后几个几乎都是官僚与贵族士大夫的雅集,而玉山之会是真正的文人之会,尤其是玉山主人顾瑛,无论是读书习儒和广结朋友,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无任何功利目的。他既不打算应举出仕,也没有走终南捷径的念头,而是持文学至上、艺术至上的生活态度。

(四)“海派雅集”

清末民初,在近代上海的苏州河边、黄浦江畔,人们已不再固守私密化封闭性的特点,而是开放包容,向现代公共文化领域转变和延伸。由江南一方水土孕育的“南社”,进入上海后,1912年3月,在欧风美雨中,顺势而为,成立了“文美会”,形成了海派都市的文化新雅集。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来华讲学游历,并由林徽因、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的来访,让上海滩刮起了文学的“旋风”,深受青年人的喜爱。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感言道,“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其后的1929年3月与6月,赴美国和日本讲学时,先后两次借道上海,与海上文人进行雅集互动。泰戈尔与徐志摩曾讨论过中国毛笔的好处,初次使用,诗人兴致勃发,用毛笔学习中国画,简绘了一座小山画幅,送给徐志摩夫妇。不仅展现了诗人的丹青灵性,表达了与徐志摩忘年的莫逆之情,更是中印诗人间气质相通、文化相融的象征。而我国著名的京剧名角梅兰芳,则把用钢笔书写京剧《洛神》唱词的折扇,赠送给泰戈尔。泰戈尔接受后,连声夸奖,“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上海滩的这类文化雅集,架设了中外交流的友谊桥梁。

这些兼具上海大都市特点的海派雅集,既是对江南雅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集大成式的发展与升华,是近代上海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构建好江南新文化的展示地、传播地和体验地

传统文化雅集的创新与江河湖海文化的奔流,体现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也为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软实力构建奠定了基础。文化是需要交流与碰撞的。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空间的构建,具有以文化人、立根塑魂的作用。因此,打通城市群之间的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自然与社会等壁垒,构建好江南新文化的展示地、传播地和体验地,可以提升世界级城市群的软实力。

一、更新和营造广阔的文化时空,创造文化雅集的新途径,汇聚长三角地区文化创造力。

现代都市的文化雅集,可为人们带来新颖的文化体验,让“人人参与、人人创造、人人享有”文化的目标,变成现实。比如,近年来,上海博物馆除了固定的常设展之外,经常举办一些海外的出土文物、美术精品等交流展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精品展、全国版本学讲座,让市民们在精品版本的体验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上海群艺馆的民俗文化展示和手工艺互动体验,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其他,诸如“二十四节气”的诗词唱和、“人民城市”的书法绘画表达等,在推广传统时令文化的同时,传播了江南生活的美学和人生智慧。

上海的古典园林、郊野公园、滨江等城市空间,更将丰富的人文活动,有机地注入富有江南韵味、海派情调的物理空间中。在那里进行现代的文化雅集,通过美好的生态、百年的建筑、丰富的人文,在人们的行走和驻足之间,形成“天人合一”的审美享受。同时,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唤醒了现代城市人的乡愁,推动了崭新的消费文化。

二、弘扬和重塑江南文化气质,彰显海派文化的新品位,提升长三角地区文化竞争力。

江南文化的精致精细,造就了海派文化消费的品位和格调。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舒适的同时,更注重文化艺术的熏陶和自我个性的修养,追求自由空间的表达。

高品质生活,离不开修身养性、提升审美的高质量体验。诸如,昆曲王子张军的“牡丹亭”演出,水乐堂里谭盾的“天顶上的一滴水”,陈希旦倡办的“国际水彩画双年展”,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等,都吸引了众多的文化追捧者。在可赏、可听、可看、可体验中,让参与者、爱好者和表演者、传承者零距离接触,弥补了远距离传达所造成的信息缺失,形成了“点对点”的有效传播路径,实现了人们情感的有效交流。文化体验者和参与者,在审美倡导者和启迪者的“雅集”互动中,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金泽古镇的民间民俗工艺社和非遗文化园等创意园区,则聚焦江南传统的非遗工艺,展示陈列了品茗、插花、焚香,手工锻制工艺饰品,蓝印花布缝纫,木刻、石刻、竹刻等,给传统风物赋予了乡愁情感的现代消费特点,重塑了低碳、环保、生态、绿色的生活方式。既传承了江南非遗的技艺知识和民俗传统,又复兴和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江南文化认同,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传承和创新长三角地区的文化雅集,构建江河湖海的新家园,增强长三角地区文化吸引力。

2020年初,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推进,青浦、吴江、嘉善等文联创办了“湖海边”文艺联盟,创新发展了当年柳亚子倡导的“南社”文化精神。“青吴嘉+”的开放模式,吸引了沪苏浙皖文化人的广泛参与,让新时代新江南文化建设成为热点。

江南的特性是水的文化。然而,在新时代,这里不仅有涓涓细流、“小桥流水”的秀美;更有大江长河、大海奔流的壮美。江南人性格特质中,既有江河湖泊的灵动、智慧的诗性特质,更有血性张扬、英勇豪迈的刚烈情怀。江南人既生活于水边、池上、河畔、湖滩,更活跃于海边、海口。太湖与大海、吴淞江与太浦河、京杭大运河都赋予了长三角地区文化人创作的灵感,书写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赞歌。同时,通过文艺联盟、艺术走亲、文化一体化,推动长三角地区文学艺术的交流、合作与提高,寻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文艺服务经济、文化促进旅游的进程中,体现了文化人创造创新的价值。

四、沉浸和体验式的国家会展中心,开创了进博会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扩大长三角地区文化影响力。

古代江南的雅集,是在近千年水文化土壤培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样式。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有通过新时代的文化生产、创造、传播等新颖形态,去满足公众新的生活风尚和审美需求,才能增强文化凝聚力和自信心。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让文化雅集成为上海城市“会客厅”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促进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交流,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际大都市经济文化的一个大雅集。立体化的展示、动态化的博览、互动式的参与、全方位的传播,让参与者充分体验、完全沉浸,从而将海内外的先进文化,向长三角地区、全国乃至全球充分传达和推广。

未来,可以进一步融入全球文化创意的“大产业”“大文化”发展的新理念,配上新时代流行的微信、抖音、小红书等融媒体的传播方式,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传达于一体,使得海派文化雅集的文化活动,以更加即时化、立体化、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新风尚和新创意。

【思想者小传】

曹伟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群众文化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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