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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依然在低迷中徘徊，银贵钱贱、物价下降等萧条表象如故。
在经济萎靡情况下，地方政府税收日益减少，对中央借款欠额逐渐扩大，中央和地方均陷入困境之中。
中国经济“突出的现象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
19世纪40年代，鸦片输入更加严重，平均每年入华数量超过40000箱，在抵补合法贸易逆差之外，吸纳中国白银1．5亿元。白银外流对银贵钱贱产生催化剂作用。
华北地区除受鸦片战争影响短暂下降外，其余年份皆呈现快速提高之势，太平天国运动前夕的1849年达到2355文的峰值。
江南地区银钱比价绝对值低于华北，但总趋势与之类似，1848年两者比价为2089文，较之1833年提高约70%。
在西方势力初步渗入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财政收支失衡是经济萧条在财政层面的折射。银价上升之时，极易造成经济衰退。
近代初期，农业、手工业构成中国经济主体。
此类产品体积大、附加值低，钱计物价涨幅有限。当银钱比价提高时，商品银计物价有所下降，引起商业萧条。
一、清政府重银轻钱的政策
以1821年为基期，1843—1850年华北地区零售物价指数由99.5提高到116.4，农产品指数由97.7上升到112.2，手工业品涨价幅度为20%。
同时期，银钱比价提高率则为34%，超过物价增长速度。
19世纪40年代米价较30年代下降6.7%。19世纪40年代，银计物价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经济萧条并未结束。
在清政府重银轻钱政策下，民众实际税负有所增加。曾国藩经过调研发现在物价下降和银钱比价提高共同作用下，农民负担急速加重。
“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
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曾国藩的记录详尽说明银钱比价提高的情况下，民众纳税能力减弱。当居民难以承担税收之时，国家财政势必受到影响。
以直隶为例，1841年，直隶地丁实际征收2621912两，次年降为2546746两，1845年进一步下降到2516872两。
地丁属于国家财政支柱项目，它的减少对政府财政冲击可想而知。
地丁之外，清政府另一项支柱性收入———盐课，同样受到银贵钱贱影响。吴嘉宾指出“银价加昔日一倍，即系以一岁完两岁之课，是病商也，若盐价照银亦加往日一倍，是病民也”。
商人以制钱为单位向百姓出售食盐，用白银向政府纳税。
当银价上涨之时，盐商难以承担高额税收。同时，民众收入有限难以支付较高的盐价。
在两面夹击下，盐商自然难以按时完成纳税，导致“病国”。1848年，军机大臣潘世恩指出因“引滞商疲，总未足额”，导致“京饷不裕，部库未充”，户部银库存银持续减少。
在地丁、盐课等重要税收项目持续减少情况下，地方拖欠京饷成为常例。1849—1850年，各省共欠京饷900余万两。1850年，潘世恩指责各省督抚“未知部库紧要情形，各顾本省。
借此任意拖延，或请留款待用，或请免拨他省”，导致“入册报拨款项甚属寥寥，以致部库支绌日甚一日”。
两个月后，户部尚书卓秉恬再次上奏请求各省尽快补足京饷。
与潘世恩不同，卓秉恬指出地方未能及时解交京饷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财政亏空。1850年11月，潘世恩统计户部存银和在途京饷共计412万两，仅够支付当年和次年3个月开支。
1851年4月以后经费只能指望上忙税收抵补，而春拨经费不过40—50万两，财政已是“应用款项所短实多”。
经济萧条之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货币供应量，刺激总需求增长，促使经济复苏。但是，清政府开支采用白银为标准，当银价持续高涨之时，铸钱成本随之提高。
1841年，军机大臣潘世恩要求各省恢复铸造制钱，遭到部分督抚反对。在各省压力下，道光帝被迫同意部分省停止、暂缓铸造制钱。
据统计，道光年间宝福局、宝直局等9家铸币厂停铸，宝陕局减半，只有东川、宝黔等寥寥数局继续铸造制钱。
1846年，铸造制钱成本已是铸造面额3—4倍，以至于清廷内部争议不断。内阁学士朱嶟上奏称“工本日见其亏，钱价益流于滥，上失利柄，下困有司”。
官铸减少之时，私铸开始泛滥。不仅民间私人铸币蔓延，甚至部分官局在政府额定之外擅自铸造制钱。
1832年，御史孙兰枝在苏州发现市面公然存在私人伪造制钱和官方造币厂额外铸造制钱分别标价流通的现象。
从经济层面分析，私铸是在经济萧条、政府铸钱削减之时对货币市场的有益补充。
清政府将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则是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体地位的反映，在维护财政收入前提下，一味减少货币投放量客观加剧了经济萧条。
面对财政亏空的现实，清政府尝试在传统范围内进行适度调整。
如定郡王载铨上奏建议以二两平银发八旗军饷，以节省政府开支。道光帝以安稳军心为由婉拒。
川楚白莲教起义的事实证明八旗兵基本战斗力已丧失殆尽，只能作为治安力量存在。
道光帝守成做法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对于处在乱世之前的清廷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挽救深重的社会危机。
随着道光年间社会问题的激化，咸丰初年终于以战争形式爆发。1851年，太平天国起兵于广西，随之席卷南方大部分省区。为应对危局，清政府被迫调集全国军队迎战。
庞大的军费开支自然是羸弱的财政难以支付的。战事初起，清政府国库、内帑即陷入空虚之中。当太平军北伐兵锋指向天津之时，通货膨胀政策成为无法规避的选择。
1851—1852年，清政府防堵军费开支达1800余万两，内务府和户部存银已耗费殆尽。
1853年6月，军机大臣祁寯藻奏报“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已达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除去样板银之外，可用之款不足30万两。
唯一可靠的陕西、山西等省税银尚未到京，户部“所筹各款，为数无几”。伴随战争区域扩大，战区各省无法按时、按量解交京饷，未受波及省份纷纷要求缓征。
当战事波及财税重镇江苏，盐商币利银与两淮盐课锐减后，清廷正常财政手段已无法承受军费压力。
祁寯藻感叹“备员户部，多或十余年，少亦一二载，未见窘迫情形竟有至于今日者”。如果战争继续蔓延，“大局涣散，不堪设想”。
1853—1855年，户部存银总量最高值仅为12万余两，与以往数千万两库存相比差若天渊，已不具备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
户部银库枯竭说明嘉道年间“虽有欠缺，尚可通融，虽非现银，尚可停待”的惨淡经营的财政局面宣告破产。
在军费骤然增加，财政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清政府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应对太平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改革币制、筹措军费成为清政府重大议题。
在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历史背景下，
强化货币政策对财政的附属性，以通货膨胀解决财政危机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1852年，四川学政何绍基鉴于财力窘竭，力主铸造大钱弥补亏空。何氏建议铸造当五百、当千大钱取代银两流通，政府以面额收放，坚持币信。
二、清政府财政的恶化
咸丰帝鉴于历代大钱恶劣后果，持保留态度，并未立即批准。次年，太平军突破广西，攻入两湖，御史蔡绍洛再次奏请铸造大钱。
伴随战局恶化，关于大钱争论由最初是否铸造大钱向如何制造过渡。太平军攻克南京，膏腴之地的陷落进一步恶化清政府财政。
大理寺卿恒春上奏请求将制钱重量降为一文，变相制造大钱。恒春建议相对稳健，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等部分官员支持。
孙瑞珍从历代鼓铸大钱失败教训出发，力主先铸当十、当五两种大钱。
咸丰帝在筹款无着情况下批准孙瑞珍奏折，大钱政策正式确立。
大钱发行引起币材紧缺，清政府迫于铜料短缺决定发行纸币，可望“数百万如银之票在外流通”，“协济兵饷，亦不至甚费筹划”。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提出利用民间资本确保兑换安全，明确要求“如有殷实钱、当两行，愿代行者，尤属简易”，成为日后五宇等官私合营金融机构的开端。
在各方面压迫下，咸丰帝迫于财政危机压力基本同意放弃金属货币作为钞本。
按照既定政策，户部开设京师官钱号，仿照民间钱票发行纸币。
为扩大流通范围，户部命令各省“请颁发粮台官票，又推行官票颁发样钱”，并要求“各省将军督抚等不可稍存畏难之心”。
在财政诉求下，尽管清政府意识到无节制发行的危害，却强调“变通利用之中，寓酌盈剂虚之法”，暗含利用纸币材料价值较低特点实现补充财政诉求。
伴随纸币、大钱等新货币发行，清廷根据“今因银不足而以钞辅之，钞不虚行而以钱实之，欲行钞必先铸钱，欲行钱尤贵重钞，务使钱可济钞，钞可济银，钞即是钱，钱亦是银”理论。
形成各种劣质货币之间互为担保，以资周转的新体系。大钱充作银票钞本，银票代替白银流通，形成大钱、纸币部分取代白银的新货币体制。
随着劣质货币通行，清中央政府控制力较强地区相继出现通货膨胀。
外省大面额纸币流入直隶，政府收买物资因“整数不能分拆”。
不仅造成零星花费困难，又因使用劣质货币，通化膨胀率在不同区域出现较大差别。北京城外仅数十里依然坚持使用铜制钱，不仅“诸物价平”而且社会安定“民情安乐”。
北京一带“粮价日昂，民生日蹙”。1854年，浙江铸造大钱后，因以当十大钱为主，币信相对坚挺，“行用颇见流通。”
咸丰四年到咸丰七年，共铸造大钱23卯，“铸出当十大钱十万一百六十余串，抵制钱一百余万串”。
但是1852年制钱停铸和私销加剧，在格雷欣法则促动下，全省各地“制钱不无短绌”。
与此同时，伴随当十大钱发行增加，物价逐渐波动，货币实际购买力呈现下降走势。当十大钱在浙江部分县市“渐形壅滞”。
官兵军饷中原有20%制钱份额中掺入二成当十大钱，军人买物只能“二八搭用”。
河工经费制钱部分约20%，其余80%搭放大钱，造成购买力迅速下降，并形成“剩之大钱无制钱以相辅”等实际问题。陕西大钱发行一年，弊端已经显现和加剧。
大钱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银价“每两至三千钱内外”，铁大钱“入春以后，壅滞异常”。受金属货币币材与面额特点制约，各种大钱价值“仅敷工本”，和币材实际价格接近。
大面额大钱铸币收入过大，引起普遍性私铸。尽管地方政府立法严惩，但“钱已因之阻滞”。
1857年，陕西银钱比价超过2400文，中央政府规定官银票1两仅兑换2000文，“较之市价太觉悬殊”，因“以虚权实，民不知贵”，以至于未能流通。
持银票者不愿易银钱，而留置缴纳税款，形成纸币空出空入，政府难以收到金属货币。民间排斥纸币，市场官票流通较少，官方大钱无从搭放。
唯有加快纸币流通，“庶推行可期久远”。陕西物价波动，“民生日困，现在经费支绌已极”。
铁钱贬值速度较铜大钱为快。
1857年，直隶制造铁制钱已经出现“铸本危机”。省内拥有铁钱炉25座。
虽然每炉每天可制造铁制钱5万枚以上，然除去成本，铸币收入“所余无几”。如期望盈余只能寄希望于“经理认真，钱质精良，庶不至于赔累”。
三、币种兑换价格变动的趋势
当货币区域性问题日益突出之时，通货膨胀在地区和币种间存在差异，主要体现为劣质金属货币贬值较快，购买力下降速度快于币材较高的币种。
咸丰八年御史征麟在奏报物价持续上涨之后，发现铁制钱价值开始降低，
由最初每吊兑换铜大钱3吊以上逐渐降低至1.2—1.3吊，铁制钱相对价值开始降低。
次年，御史恩雯上奏铁制钱价值有加速贬值趋势。1858年春季，1000铁制钱约合2000铜大钱，冬季则为1000余文，1859年春天与当十铜钱价值持平。
五月，则仅相当于当十铜钱数百文，且有逐渐不能流通的倾向。
从铁制钱与当十铜大钱相对价格对比发现，不同种类货币之间相对价值出现不同的变化走势。
币种兑换价格变动趋势的不同必然引起购买力变化程度的差别。太平天国时期通货膨胀具有深刻历史原因。横向解析，明代之后，白银成为中国货币体系核心。
作为非产银国的中国，对币材供应缺乏必要控制权。
在币材源头单一，且失去中国政府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险有所增加。19世纪初叶，拉美独立战争爆发造成白银产量下降，客观引发中国经济萧条。
在道光萧条影响下，清政府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状态。同时，部分西方国家同样遭受白银短缺的困扰。
为弥补贸易逆差转而向中国出售鸦片引起中国白银进一步紧缺，使中国经济不景气更加严重。
纵向分析太平天国时期通货膨胀具有中国王朝周期律的典型特征。
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持续9年，消耗军费2亿两，对清廷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乾隆时期丰厚的财政积累消耗殆尽。
然而，大规模战争和善后款项的支出引发的物价波动却相对较小，银价甚至因大量白银投入民间一度下降。
战乱之中物价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康乾盛世留下的财政基础依然雄厚，
乾隆年间巨额白银库存成为支付军费的最后保障，有力维护国家财政平衡。
咸丰年间，清王朝已从巅峰跌落下来，在道光萧条影响下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廷国库存银仅为一千万两左右，基本丧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时期通货膨胀具有较浓厚的近代特征。诱发因素既有中国传统王朝周期律的作用，亦有西方殖民势力初入中国对既有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原因中，外来影响已初露端倪，这种因素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并最终成为与传统要素并驾齐驱地促发近代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
最终，它以变体的方式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