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大唐盛景，都离不开贞观之治。一代英主李世民，通过开明纳谏，休养生息、包容开放的政策，让大唐从初建迅速走向鼎盛。
贞观之治的成功，离不开李世民的英武开明，更离不开多位重臣的积极进谏，君臣和谐，共同构建了贞观之治。在名臣中，魏徵最为著名，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积极主张李建成抢先动手干掉李世民，曾是李世民的心腹大患。后来李世民为了平息玄武门之变带来的纷争，消除旧怨，达到敌对方和解，李世民赦免了魏徵，并给予重用。
所以，贞观之治是建立在玄武门之变和重用魏徵的偶然性之上。因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囚父，夺权的合法性遭受多方质疑，他必须更努力，用历史功绩证明自己，贞观之治的辉煌成功远远压过了玄武门之变的喋血黑暗，人们便不再纠结唐太宗的皇位合法性问题。
而积极纳谏，也保证了唐太宗不会陷入武断刚愎的问题，保证了决策的相对正确，不会陷入皇权独大的弊病中。
所以，在儒家的传统王治视野里，贞观之治是民本思想、王道政治的典范，是后世君王应该纷纷效仿的标杆。直到当年，我们谈及大唐气象，谈起民族复兴，都会高呼贞观之治的盛景。
当然，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光辉一页，但也需注意，贞观之治仍在传统帝治的统治逻辑里，其成功只是制度理想化偶然性的结果，如果不是李世民的英明，如果不是魏徵等人的直言进谏，这种成功并不会出现。这也意味着，当李世民和魏徵这样的重臣离世后，贞观之治的盛景也随着烟消云散了。
因人成事，因人废事，这是中国传统帝治下最大的不确定性，也是统治进入周期性兴衰的一大变量。即使在贞观时期，李世民在远征高丽失败后也曾感叹，如果魏徵没死，一定会劝谏我放弃远征计划，当时朝中重臣反对远征者并不少，但能像魏徵这样劝谏李世民屡屡成功的，却已经没有。魏徵一死，哪怕英明神武如李世民也会做出错误决策，因人成事的偶然性可见有多大。
贞观之治留给我们很多经验，例如与民休息、慎用兵武的民本思想，开放包容、多元纳谏的行政方式，以及慎用刑法、节俭省息的治理策略。但有一点也必须重视，就是帝治时代，人治的不确定性。李世民高高在上，拥有不可挑战度权力，他完全可以效仿自己的表叔隋炀帝，开拓征伐，荒淫无度……但他却汲取了隋炀帝的教训，反其道而行，创造了一个盛世。
但本质上，李世民的权力还是不受制约的，纳谏还是不纳谏，杀不杀纳谏的大臣，决定权只在李世民自己的手中。这是传统帝国政治的悲哀，也是儒家明君贤臣政治理想的无奈一面。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我们走出对贞观之治迷信，摆脱明君贤臣偶然性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