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科技、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方面，有挑战，更有机遇。
演讲：赵刚（全球创新中心总干事、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整理：中外管理传媒 任慧媛
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中美科技脱钩愈演愈烈。
在美国眼里，中国科技力量威胁极大。因此，美国必须制裁扼杀中国的科技产业。这就导致了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锋越来越激烈，中美科技脱钩已是明牌。那么，在中美战略博弈与科技脱钩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该如何去应对，去抉择？
在中外管理传媒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造隐形冠军”长青峰会上，全球创新中心总干事、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以“中美战略博弈与科技脱钩下的企业创新战略”为主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分析。
以下为赵刚演讲精编：
中美科技竞争，已然白热化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引起大国力量的消长和霸权更替，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切换和升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就抓住了前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这一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双碳等为代表的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美国最担心中国利用这一轮新科技革命的机会迅速崛起。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出现了中美的科技战。
中美科技脱钩的实质，就是美国意图争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美国一直把科技创新作为立国之本，奥巴马任职时期提出了三次国家创新战略，强调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所以他们也特别重视中小企业的创新，专门设有中小企业局。美国国防部还在硅谷设立了与企业密切联系的创新小组，前不久又设立了一个创新资产办公室，政府拿出20亿美元来资助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和产品，以迅速提升战斗力。这是美国军事、国防正在向中小企业倾斜支持的一个重大举措。
贸易战就是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的。第一任期时的能源部长朱棣文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推动了中美青年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朱棣文发现中国的科技进步非常快，美国如果再不抓紧投入，很快就会落后。所以，2010年11月29日，朱棣文在华盛顿对媒体发表了题为《能源领域竞争正在成为美国新的卫星时刻》的演讲。当年苏联发明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就认为苏联的科技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将会从世界霸主地位上衰落，所以必须要加大投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搞了“阿波罗登月计划”，颁布了一些法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之后美国又重新走上了一条科技抢跑的道路，继续引领世界。所以，朱棣文的演讲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紧接着，奥巴马又到国会演讲，说“中国的科技很快就超过美国了，我们不能等，必须加大投入。”
加上美国媒体对“中国科技威胁论”的渲染，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就把打压中国科技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由此，从2010年到2016年一共进行了7次中美创新对话，我当时负责中美创新对话的专家组工作，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美方一再给中国施加压力，如果中国不同意就要实现科技脱钩。拜登上台之后，在多个场合也都提到了“美国要在科技上加大投入，防止中国超过美国”。
美国有个著名的智库研究所写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美国如何打赢和中国的科技战争？》，其中提到：在高铁、高速计算这些领域中国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美国还领先的领域，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大约有4到6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就会全面超过美国。到那时，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就会一落千丈，所以，必须现在就限制中国科技发展，跟中国科技脱钩。
这个报告影响了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对华为、中兴等企业进行打压，以及“抓人驱逐”等。
很多人说特朗普不喜欢科技，对科技没什么贡献。但实际上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务实的措施，他在美国建了20多个制造业的创新中心，其中有个做纺织材料的中心，这本是传统产业，但他们通过研发新材料、新工艺，使美国已经从服装进口大国历史性地成为服装出口大国。
拜登时期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芯片法案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还鼓励新能源汽车包括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发展。原来中国的新能源电池很多都销往美国，但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想拿到补贴就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在美国建厂才可以。
美国一直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国家科技战略的力量。美国有十几个国家实验室，特别在能源、生物、高速计算等方面建有国家实验室。同时，部分美国企业承担了国家的战略科技任务，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美国国防部、空军、陆军、宇航局都给马斯克委托了任务，尽管马斯克经营的是一个私营企业。
同时，美国也搞新基建，这与中国异曲同工，特朗普在任时就提出投入1.5万亿美元建数据中心、高铁等，还提出来“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现在拜登依然是这样。他们特别强调消费在美国、制造在美国，利用美国企业的积极力量，实现“美国第一”，这是他们的国策。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打压，由来已久
中美科技合作已有40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大遏制和打击力度，中美科技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拜登上台后依然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现在既不是遏制与接触，也不是竞争与合作，而是遏制、竞争、合作——混合多元的关系。通过现有的研究可以初步判断，如今中美在科技领域已经建立起了遏制、合作和竞争三足鼎立的关系，在国际科技领域中已逐渐形成了“一超”、“一大”和“多强”科技格局。
为什么说是局部科技战？美国自己提出“小院高强”，在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特别是军民两用的技术方面要限制，不能让中国发展，但是“小院”之外可以合作，这符合目前中美两国的情况。看一下中美合作交往的历程，会发现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深。即使是现在，中美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的电动汽车、建筑、能源、重型卡车，依然在继续，只是媒体没有报道。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其实由来已久。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订后，中美开始大规模的科技交流和合作，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一直都在进行。
我们跟美方谈判对话时，每次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取消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不同历史时期，这方面的限制根据两国关系发展有所调整但是始终没有取消，一直像紧箍咒一样罩在中国头上。
而现阶段，美国实施局部科技战作为中美科技战的主要手段，试图延缓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其表现特征主要是“预防”、“脱钩”、“抓捕”、“罚没”、“禁止”和“打击”等。
比如，预防中国学他们的技术，预防他们的技术转移到中国，“中兴事件”，华为孟晚舟被批捕等都是相关案例。美国的商务部、联邦调查局等司法部门专门成立了联合执法办公室，对中国企业、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的合作进行重点调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来限制中国。
值得借鉴：美国的国家实验室运营策略
美国始终以科技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应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推出《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奠定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框架，核心是促成了军事、工业与高校科学共同体实现高度协同的创新合作机制，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成立；成立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促成了GPS、互联网等技术突破。
同时，美国政府在科研领域的投入长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近40年来，美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始终保持在GDP的2.5%-3.1%之间。中国在2012年这一数据是1.9%，到2022年才到了2.6%，还是有点低，要加大投入。
而国家实验室作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很多发端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
二战后，美国把战时实验室转制成了国家实验室，围绕国家使命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和战略性的科研任务。这些实验室从事高校、企业或民间研究机构难以开展的研究，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部队。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使命与时俱进，研究领域从保障国家安全的武器研发逐步扩展到海洋、能源、健康、信息、材料等重大科学前沿与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并开始更多地从事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目前，多数美国国家实验室是政府所有、合同管理，政府委托大学、私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负责实验室的运营管理，政府部门主要发挥监督管理作用，这样既能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又能保证实验室管理上的灵活性。
数字科技：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
数字技术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在关系到国家战略生存与发展的领域，必须把科技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不允许中国等大国分享。这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5G、量子科技等。
拜登竞选期间，曾向选民承诺：“我将把对研发的投资作为我担任总统的基石，以确保美国引领创新。”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也承诺将加大对基础计算技术和国内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确保美国的创新优势。
美国参议院2021年6月8日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生产、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为了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该法案提到，高速计算、半导体先进通讯、医疗技术、网络安全和先进能源等十大领域既是他们重点投资的方向，同时也是对中国科技脱钩的重点。其中，商务部获得100亿美元用于筹建10个“技术枢纽”，涉及人工智能、5G、半导体等领域。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副主任博明，在以“中国长臂：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题的听证会中讲到，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打击的第一步是5G，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现在正在启动第二步计划打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但美国政府再怎么搞，他们那些企业家如果不情愿，最后政策也会打折扣或者修改。美国的科技界也不希望脱钩，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大概20%左右的人还是希望跟中国继续合作，占比是低了一点，但大环境改善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好的支持力量。
企业如何借力科技战略快速发展？
第一，强化国家战略中的科技力量。企业未来如何发展？卡脖子技术如何解决？我们现在瞄准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九大前沿领域。要布局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第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现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要求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必须在4%以上，国外发达国家、创新国家都在5%以上。有投入才能吸引高水平的人才，才能够对企业主业技术进行深入研发并掌握自主权。所以鼓励我们的企业家承担起重要的责任，不仅要考虑搞什么产品，还要考虑搞基础科学，从0到1，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加大投入。
第三，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创新科技靠人才，如何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小巨人”企业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所以，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第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央提出组建中央科技委，重组科学技术部，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同时，还要注意怎么把企业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决策中。现在的国家创新规划、编制，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几大方面都缺少企业参与，缺少企业的声音。所以，一定要让企业家，企业里面的专家站到舞台的中心，为国家的科技管理、科技政策、科技战略发声，贡献智慧，贡献方案。
第五，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突破发展。前不久，中央财经委开会提出，现代的产业体系要抓住人工智能，同时要求传统产业利用新技术、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不能把传统产业作为低端产业简单退出。我们过去有个误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把传统产业当做低端产业关停并转，这是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在硬科技、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方面，企业家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使命。
第六，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5G、6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产业有很多机遇。中央已经把数据作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数字化、数字产业、数字经济是一个蓝海，特别需要我们企业家去开拓。
（根据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