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浙派是明代美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在明代前、中期风靡画坛，浙派画家关注多元化的民俗生活，在艺术观念和风格样式上显现出新兴的世俗化的审美情趣。
最早提到“浙派”之名的就是晚明大书画家、鉴藏家董其昌，他认为江浙一带山清水秀，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不仅有元代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等大艺术家，明代画家戴进也是画坛的佼佼者，故而冠以“浙派”之名。
戴进《月下泊舟图》
但在戴进等人作古，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相继兴起后，文人墨客对绘画风格的偏好发生改变。
在诸如何良俊、詹景凤等晚明画评中，工笔细描的院体画被视为“虽有生动，而气韵索然”之作，认为文人不当仿效这种风格。戴进、吴伟等人的艺术成就，便在此种风格取向中日渐被人忘却。
吴伟《长江万里图》局部
浙派的源头，北宋郭熙
若来谈中国古代绘画的流派，浙派必定是最先被提及的流派之一。它是中国绘画史上被正式命名的一大流派，与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等一样，也是主要兼以地域的相近和绘画风格的相似为划分依据的。
但是，以在探讨“浙派”时，也需要对浙派的先驱——南宋院体做个回顾。
郭熙《窠石平远图》
南宋供奉的众多宫廷画家中，尤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最为著名，并称南宋四大家。他们注重形式法度、笔墨豪放劲利的山水画风格，对浙派画家影响深远。
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位更早的画家，对戴进的绘画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就是北宋画家郭熙。
郭熙《松林闲步图》
在郭熙的绘画生涯中，他力图从精神和手法两个方面去突破那已渐成樊篱的传统，对于绘画的内容，他不满足于北宋前期山水画家对自然山水笼统平庸的把握，而认为大自然应有四时之景，应有不同的节气变化，他主张更加深入地观察各种情况下的山石树木变化，根据不同的人各不相同的感受作具体细致的描写。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自然变化，是种种感觉的变化，就像辛弃疾所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是一种感情的移入，因而会带有更多画家的主观情感的色彩。
郭熙《溪山秋霁图》
为实现这一新的追求，他提出画家应该养之扩充，览之淳熟，经之众多，以期达到最后取之精粹。与这种美学主张相适应的是郭熙在其艺术实践上的大胆创新，会在作品中探索新的绘画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效果，自由自在的侧峰湿笔用一种连皴带染的绘画手段，画出一种特殊的浓淡相宜的水墨韵味。而这，正是南宋画派“水墨苍劲” 的新风格。
郭熙《树色平远图》
浙派的中坚，戴进、吴伟
戴进、吴伟早期的绘画从形式上继承了南宋画派的这种“水墨苍劲”的风格，在笔墨的控制上更是潇洒自如，就这一点来看，较之于南宋的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要论与南宋画派的真挚情境的内敛含蓄比，是尚不足够的，当然这也和当时当地的情境有关，南宋画派到了后期自然有一种来源于民族危机感的霸悍激励之气，那种对待现实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也随着历史的波流而不复存在。
戴进《春山积翠图》
现在的学者一般将直接或间接师承戴进的、作品有着与戴进相似风格的画家称为浙派画家。
戴进的山水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斧劈皴为主要绘画技法的作品。 戴进在学习“马夏”绘画技法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所画的山石更加犀利遒劲，画面墨色更为浓重，墨色对比强烈，更加雄强刚健。
戴进《溪边隐士图》
另一类画作也运用了斧劈皴，但是总体还是以淡墨铺染为主，在山石突出处运用斧劈皴画法刻画，皴笔处明亮。
由于画面中多为淡墨，为加强对比，戴进便用浓墨画出树木和远山，形成了雾气弥漫的效果，与第一类作品相比画面更空灵，有一种南宋山水画般的诗意。
可以说，戴进的山水画与南宋院体山水画相比有更多的写意性，这与元代山水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吴伟《长江万里图》局部
稍晚一些的吴伟在承袭戴进画法的基础上，彰显出更加狂放不羁的个性，吴伟用笔比“马夏” 更为强硬，山体用大片的水墨晕染，画面整体显现出一种笔法纵逸水墨淋漓的美。与元代画家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写意主张类似。
只是作为一个画院画家，吴伟的狂放劲健绘画风格受后世文人的抨击，其带领的浙派被后世的书画评论家称为“邪学派”。但是无论如何，他对绘画雄强气质的追求，对明代院体绘画作出的突破性贡献是不容抹去的。
吴伟《溪山濯足图》局部
在浙派的的影响下，绘画语言更加趋向于粗笔水墨，画风以挺拔豪放取胜，在明代画坛上风行数百年，直到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兴起而宣告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结语：
民生为本，从民生的画中，我们更容易直观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国富民强，只有肚子饱了才能附庸风雅。也正是安定的生活使他们眼中的游历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领略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