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广州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湖北的大山里面，那时我到过最远地方，也就是离家十几公里的镇上中学。1999年，我从初中毕业，家中再无力供应我更多，我亦早无继续上学打算。帮父母干了半年农活，我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
那时南下广东打工，已在村里年轻人中间流行，看他们过年回家时的光鲜亮丽，以及几个邻居家拔地而起的新房，我羡慕且向往。暗自拿定主意后，我找对我极好的亲戚，借了400块钱路费，独自一人南下。我倔强地想凭自己的一腔热血，改变这漫无目的的人生。
我先是乘大巴到达宜昌，然后转乘火车到达广州。晚上十一点多， 跟随着永生难忘的拥挤人流，我站在广州火车站外。映入眼帘的是乌泱泱满广场席地而卧的人群，他们枕的自己的行李，有人身下铺一张报纸，有人直接躺在地面上，都这么凑合着等待天亮。无处可去的地的我，也默默找了一片空处，学着他们躺下。
半夜时分，我突然被惊醒，随手一把抓住了一只伸进我裤子的手，对于一个十几岁刚出门的小年轻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很快反应过来，定是遇到传说中的扒手了。我内心恐惧异常，但还是出于本能地大声质问道：你干嘛？
另一只手同时摸了摸裤兜，我身份证及一本电话簿早已被偷走了。那一刻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揪住他，大喊着非要让他还我东西。周围满地的的人，不少已被惊醒，但多数都是扫一眼立即又躺下，竟没有一人出声。那人一边翻开口袋自证清白，一边说他知道是谁拿的，并承诺给我拿回来身份证。
见我不再喊叫，他凑近我说贼不走空，电话簿就别吵着要了。当时因为年轻，一时想不了太多事，慌乱中选择同意了他，只要帮我拿回身份证我便作罢。好在他言而有信，走开过了十分钟，真的将身份证给我送了回来。
本来我到广州就无可投奔的去处，此时电话簿却又被偷，依稀只记得有几个同村的人在番禺，并不知道具体位置，亦不知此地距番禺多远。连着数日，我流连于火车站附近中介所，以及周边的工业区，试图尽快解决落脚之地。然而一个星期过去，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一份服务员的工作都没找到，因为服务员也要求会讲白话，进厂还得先缴两三百的押金。
陌生的街头，陌生的城市，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山穷水尽，弹尽粮绝，老家村里那时并无电话，救援亦无门。我隐约知道如此下去，我将会面临什么，却什么也无法改变。最无望时，我曾终日坐在在火车站出口，祈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能够突然惊喜看到村人或发小。而这种奇迹并未发生，我无可避免地走进人生至暗时刻。
等不来我所期盼的人，却在火车站结识了几个与我一般、独自闯荡的少年，开启了我们的一段患难之交。
我与第一个患难兄弟相识，是在广州转悠找工作时发生的事情。那天，我四处转悠了至黄昏，又累又饿，买了两个馒头边啃边席地躺下。旁边一个和我年级相仿的男孩见状，盯着我一直看，还不时地舔舔嘴唇。
我判断出他大概是我一样的处境，便递给他一个馒头，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便接了过去，也许是太饿了，他几口就吃完了，这才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
男孩叫阿财，甘肃人，关于他如何从大西北流浪到广州的经历，简直可与惊险电影相提并论，此事得另开一文专门书写。我们相识时，阿财到广州已经一月有余，虽未能找到工作，但他已经熟悉了火车站附近的边边角角。
那天之后我们结伴照应，继续努力寻求生存下来的机会，白天焦急地往外找寻，晚上如倦鸟归巢。相处不算长久的时日，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了广州大大小小的街头巷尾，只为寻找一个栖身之所，能在广州生存下来，那真是一段短暂而又纯真的友谊。
我们一起进黑工地，一起逃出黑工地，一起从东莞步行到深圳，再从深圳步行回东莞，再到挣够盘缠，各奔东西，这是后话。
听说工厂一般都在郊区，我跟他步行走到了沙井（这是一个模糊的地名，后来这些年我也多次查找过，一直不是很确定是广州黄埔的沙井新村，还是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的沙井，又或者是白云区的石井），而那天我们遇到了第一位贵人。
我们刚转完一个工业区出来，看到一位蹲在花坛边的小哥，遂向他打听附近是否有工厂，知道哪里有招人。他主动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二话不说，带着我们到他们租房的地方，让我们洗了一个热水澡，把随身衣物换洗下来。我们休息时，他专门让朋友买了菜，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饭。他还为我们联系了他的一个堂哥，他堂哥是一个工厂的管理人员。虽然那个厂最终并没有收留我们，但是我此生都不忘感激这位小哥对我们的帮助，明知我们无以为报，他依然善良热情。离开时我们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只可惜在后来餐风露宿的日子里，号码遗失掉了。
从他们家里出来不远就有一个水果市场，很多运送水果的货运车在此中转停留，车上成色不太好的水果被捡出丢弃。满地的残次水果令我们大喜过望，我们便捡一些尚能吃的水果储备好，再想办法去往下一目的地。
就在我们即将装满背包的时候，一位保安大哥走过来，提醒我们不敢吃坏水果。他询问了我们情况，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店，想让老板娘收留我们当搬运工，只是那小店的老板娘当时并无搬运需求。这位保安大哥自掏腰包，给我们买了零售与饮料，并告诉我们，这样找工作很难，现在广州进厂都要押金。若找不到工厂，就看看能不能找到做兼职的搬运，发传单之类，起码解决饿肚子问题，再想办法筹集路费。如果附近有工厂愿意要，押金可以找他帮忙。
每当回想起这一段人生经历，我都会心潮澎湃感动不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我对南方陌生世界最初的认知，让我在接下来的道路上，宁愿选择进入黑工地，也没有违背良心，坚持着做人的良知与善意。
90年代的广州火车站附近，经常能看见招工的男男女女，拿着一张小小的牌子，在人群中搜寻合适的目标。在那个工厂月薪只有300左右的年代，他们喊出了“工地招工，100一天，包吃包住”的口号。尽管当年我初出茅庐，纯净如一张白纸，但本能告诉我，这定然是陷阱，应该就是村里传说中的黑厂黑工地吧。
无奈现实终究残酷，在广州街头巷尾前前后后转悠了半个月，身上几乎已经分文不剩了。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我明知陷阱也只能妥协，起码先混顿饱饭，有地方可落个脚吧。否则一直这么下去，早晚得成真正的流浪汉。
阿财宁愿饿死也不想跳入火坑，我们只得就此作别。招工临时集结点，距离广州火车站大约两公里左右，藏在一栋老旧居民小区的负一楼。我随着人群到达时，这套3室1厅的房间里已经住进了十七八人。
大家艰难拥挤在两间房内，而另一间房，是管理员住房，来此第一件事便是要求拿身份证登记。我提前留了心眼，把身份证塞进了背包内的衣物里，在他们要登记我信息时，我以身份证被偷为由搪塞过去，但是基本信息还是如实告知了他们。
做出这番决定之前，我以为即将面临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抉择。令我做梦都未曾想到的是，在我选择跟随招工人员来到这里时，我即将面临的是善与恶的抉择，甚至可能是生与死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