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武次位面》作者：军武菌
年前那会儿，军武菌回了趟老家，有天出门忘带手机，正好路过小学门口，就用本地方言问一个小学生现在几点，结果，这孩子居然用普通话回答了。
后来，军武菌又去了老家的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发现里面的柜员居然也说着普通话为顾客办业务，虽然不太标准，但是明显感觉到她们确实在尽力。
军武菌实在没想到，在这个十八线的小县城里，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居然已经这么高了，记得小的时候，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老师都是用方言给大家上课，更不用提银行这些单位了。
这一晃十几年过去，如今小县城变了模样，连在街上走都能明显感觉到说普通话的人多了，而且大家似乎对此也是司空见惯。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以后方言真的会消失吗？
普通话是怎么来的
“普通话”其实这个词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由于明清两朝定都北京，逐渐生成了以北京语音和北方话为腔调的北方官话，从清中叶起逐渐流行。
到1906年，切音字运动积极分子朱文熊在他的《江苏新字母》书中将汉语分成“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并把普通话定义为“各省通行之话”，三年后，清政府将北方官话命名为国语。
1913年，民国政府在蔡元培的牵头下成立了“读音统一会”，邀请了19个省代表和教育部任命的代表到北京参与制定国音。
当时，国内学者主要分为支持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北音派”和支持南京话的“南音派”，为了调和两派矛盾，大会采取了“每省一票，服从多数，逐字审音”的方式，为6500多个汉字确定了标准读音。
这一版国语语音是以北京音系为基础，部分字结合了南方读音，成了一门需要全民从头学习的语言，但由于军阀混战，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那个闲心去学一门新语言啊。
于是，没有人口基础的“普通话”很快被人们抛弃了，参与制定国音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不无揶揄地说，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普通话，要的就是普遍通行，连逐字投票的老国音都做不到，那就说明普通话绝非空中楼阁，而是要建立在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之上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逐步确立，建立一套通用语言规范迫在眉睫。
用当时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胡乔木的话说就是，“我们全国人民是在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下，要把革命的统一意志能够有效的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就得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工具”。
▲胡乔木
于是，推广普通话便与汉字拼音化改革挂钩，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成为新中国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
那个时候，民国国音和官话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北京语音自然成为了普通话标准音的不二选择，不过，争议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接纳北京土话上。
由于有争议，普通话的取样点最终放在了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这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当地居民在康熙时代从北京迁入后，保留了比当时北京人更正宗的北京话。
1956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指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指示不但规范了全国范围内与普通话密切相关行业都应该以普通话为标准，还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说汉语的人民中也要大力推广普通话，这标志着国家正式启动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自1958年起，推广普通话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正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也于同年公布，然而，由于受方言观念的束缚和影响，农村基层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并不顺利，像在江苏昆山、新沂等地，就有群众嘲笑说普通话的人是“洋勿洋，相勿相，蛮好江南人，为啥学江北话”。
但随着各地基层党组织通过召开群众性的辩论会、诉苦会和座谈会，张贴标语、宣传牌、大字报，组织宣传队等多种方式进行动员后，老乡们不愿学、怕学甚至歧视普通话的思想观念开始有了变化。
尽管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遭到了破坏，但是普通话却随着上山下乡、样板戏等活动普及开来。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推广普通话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取得“基本国策”的地位，推广普通话的工作重新回到正轨。
当然，这只是政策层面，落实起来还是有点吃力，在南方，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提“粤语北上”，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就多次对广东推广普通话不力提出批评。
不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带动下，人们发现在商品大流通、信息大交流、人才和劳动力大流动中，要想提高沟通效率，就不得不服从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
在普通话大举南下的情况下，部分广东人的方言优越感大大淡化，有个广州一位商场营业员说：“过去不爱说普通话，是因为跟面子联系在一起，现在愿意说普通话，是因为跟票子联系在一起”。
而在北方和西部，人们开始把方言跟“封闭、保守、小农经济”联系，普通话则跟“开放、知识、信息时代”联系上了。
与此同时，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机关纷纷对干部员工，提出公务用语和服务用语要使用普通话的要求，一些省市的旅游、医护等公共服务行业也开展起普通话水平测试，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即使是在小县城，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银行柜员说的都是普通话。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智能手机和电脑大规模普及，人们在进行汉字输入时，绝大多数会选择汉语拼音输入法。
据统计，在普通话推广难度最大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4所大中小学里，140名学生中有138名学生习惯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比例高达98.6%。
由于汉语拼音输入法要求使用者的汉语拼音拼写必须准确，这对于声韵母准确程度的要求要远高于有声普通话，所以有时别看有些人说话带着方言口音，但打起字来却飞快，这种结果是当初推广普通话时始料未及的。
在信息时代的潜移默化下，人们的语言观念迅速转变，在市场经济活跃的城镇，普通话已经和当地方言并列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
再加上义务教育的高度普及，使得青少年一代的普通话能力极大提高，以致于保护方言竟然开始成了人们的共识。
方言存在的意义
网上曾经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份6-20岁各地本土出生人，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统计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吴语区的比例格外低，尽管这张表格来源不明，可靠性也有待考证，但从更多的资料来看，情况只能说是更不乐观。
华东师大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时上海还有54. 3%的中小学生自评能“流利、准确”地说上海话，而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就骤降到了28.1%，比例下降了26.2%。
除了上海，苏州、杭州、温州、无锡等地的情况也相差无几，随着出生年份的递增，青少年使用方言的能力直线下降，在一些小范围抽样调查中，学生中能熟练使用当地方言的比例甚至不超过10%。
连吴语这种比较大众的方言都已经形势严峻，那些更为小众的方言就更是岌岌可危了，没准过些年就再也没人讲了。
与普通话这种人造语言不同，方言是在历史和自然的长期演化中形成的，一旦失去本土的土壤，消失之后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关于方言，《现代汉语》是这样解释的，“在社会、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加之语言系统中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要素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原来统一的语言往往会出现地域变体——方言。”
方言又称为“白话”，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在复杂的方言区内，还有若干个次方言。
由于方言的共同源头是古汉语，所以部分方言在演变中仍保留了古汉语的成分，是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
比如安阳方言里的“霍闪”就是古汉语中的闪电，唐诗《天威行》中就有“金蛇飞状霍闪过，白日倒挂银绳长。”的描述，合肥方言中的“则声”也是沿自古汉语，表示出声、说话的意思，《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中有“武松只不则声”的句子。
同时，方言也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语音资料库，像普通话有四种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各地方言却与这四个声调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使得各地方言声调抑扬不一。
例如四川话在宋代时入声韵尾p、t、k完全混淆，但因为入声与阳声区别严格，入声还带一个喉塞音韵尾，关中方言则缺少了三声声调，多了轻声声调，听起来相对平坦。
方言的音位组合会随着说话快慢高低强弱不同，而尖团音不仅存在于京剧、昆曲、越剧等戏曲剧种，还在在吴方言区和中原官话区广泛分布。
与普通话的实用特质相比，方言具备更为深厚的人文特质，它往往汇集了本地的习俗、风土和人情，承载了一个地域特有的文化。
像楚地有楚文化，山东一带有齐鲁文化，甘肃一带有丝路文化，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有客家文化，这些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
无论是山东快板、京剧、粤剧、越剧，还是黄梅戏、沪剧、评弹、二人转，如果没有方言的支撑，这些体现一方水土特色的表演形式必然成为无根浮萍。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中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
徐志摩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的诗，用的就是硖石土话创作的，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则用北京方言，把老北京的生活写得活灵活现。
▲《一条金色的光痕》部分诗句
如今，很多使用方言的媒体节目也很火，像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用山东方言进行播报民生新闻，反映百姓诉求，接地气的报道加上口音，让这个节目收视率一路高歌。《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等影视剧中加入陕西、重庆、山东、河北等地方言后，更是斩获不少好评。
从这些方言中我们还能一窥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一说起山东人就会想到淳朴厚道，一说起东北人会想到风趣幽默，一说起江浙人就会想起温婉水灵。
当然，更重要的是，方言还是唤起人们家乡归属感和族群文化认同感的情感纽带，同一个地方长大的人，总会有一些事，可以产生先天共鸣。
想要听懂言语中的暗喻和土语，需要相同的成长环境，这是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和教化才能解锁的文化密码。
一说“撒丫子、麻溜儿”就知道是北京土著；一说“介是嘛、走鸡”就听出来是老天津卫；一说“唔该、乜嘢”就意识到对方定是老广；听到“噶哈、你瞅啥”便知是东北人。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身处异乡，一旦遇上那些只有本地人才能掌握的方言土语，哪怕是素不相识，也毫不妨碍两人瞬间跨越朋友阶层。
要不然为啥大家总戏称“黑龙江省三亚市”？不就是因为当地东北老乡太多，甭管是打车、吃饭还是住宿，总能听到那股子熟悉的东北大碴子味儿？
方言为什么会衰落
冯学荣曾说过，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是因为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必然崩溃。
古代的中国是农耕社会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耕人口很少背井离乡，通常只有告状、赶考、从军时才会离开家乡。
一般而言，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早出晚归方圆十里路，由于与超出十里地以外的地方缺乏交流，语言就会发生变异，便在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里形成了方言，这就是自古“十里不同音”说法的由来。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一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口，使得普通话交流更为频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方言的使用。
如今的中国已经走进工业化，人口一直在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一方面导致经济落后地区人数减少，原有的文化无人继承，方言失去了原有的使用群体。
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说方言根本无法交流，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大家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普通话。
这样一来，互相之间再也不用学习对方的方言，都讲普通话，就像大部分人手机里都有支付宝微信钱包能收钱付钱一样，可以大大节省学习时间成本，提高了交流效率。
像香港在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通用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但是各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开埠之后，大家开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于是干脆取公约数，都讲粤语，生意立马就能做成。
所以，香港后来通用粤语，而本地方言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就慢慢衰落，讲的人就不多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深圳，开发之初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来了就要抓紧时间赚钱，谁也没那闲工夫学习对方的方言，索性都讲普通话，于是，明明在广东的深圳却变成一座普通话城市。
这种情况即使是扩大到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不同国家的人为了交流，就必须使用同一种语言，这导致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正在逐渐衰落乃至消失。
2019年，全世界人口76亿人，汉语人口有15亿，英语人口有12亿人，加上会汉语和英语的学习者，总共大约有30多亿人会这两种语言。
也就是说，只要掌握这两种语言，就可以和地球一半左右的人交流了。因此，有国际战略专家认为，未来地球人类的语言将统一，全世界所有人将使用同一种语言。当然了，这只是理想状态而已。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觉得普通话兴盛、方言衰落是国家有关部门强制推广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即使是在上世纪50年代“推普”最雷厉风行的时候，国家也只是提倡在执行公务、举行会议、进行教学、新闻宣传等公共场合，要多用普通话，便于大家相互沟通，避免因语言隔阂产生误会。
对于方言区的人，也只是要求从只说方言的单一语言生活过渡到“普通话+方言”的双语生活，两种语言并存并用、各司其职。
现在普通话兴盛和方言衰落的局面，说到底根本原因就是使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各方获利最大，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而已。
尽管有不少人认为，普通话和方言都应该会说会听，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随着不同区域的人们往来越来越密切，在只有使用最大公约数语言才能顺畅交流的情况下，他们使用方言的频率就必然会越来越低。
接下来，随着一代代的传承，很多方言就会衰落直至消失，不信你就可以观察身边的人，七八十岁的很多只会说方言，四五十岁的既会说方言，也会说普通话，二三十岁的人会说方言，但平时主要说普通话，而很多小孩子就只会说普通话，不会方言了。
《英语大辞典》作者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当语言无法传递，那么思想便无法交换。
秦始皇在位期间做了三件大事，就是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三件事为中国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但是几千年来，一直没有统一的语言，如今普通话的普及，就是为这个系统打上最后一个补丁。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首先它承载的功能就是交际。普通话，就是负责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毫无障碍，从而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如果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某种语言的依赖性降低，那就说明必然有其他语言担负起了它的功能，如果因此导致相应文化的消失，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毕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消失的语言和文化数不胜数，而从世界尺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物质可以永恒，即便是人类，也终将会灭绝，这就是客观规律，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到，普通话普及工作在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均衡。
东西部之间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达到90%，很多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 在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普通话的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20个百分点。
因为无法用普通话进行基本的沟通交流，许多人错过了教育进村、知识扶持这些脱贫致富的机会。
所以，我们当前更应该担心的应该是普通话普及还不够的问题，而不是惧怕普通话挤占了方言的生存空间。文化和生存哪个更重要？人们心中自有答案。
尽管从个人情感上，我们并不愿意看到一些方言的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如果这真的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拒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