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从青藏高原向东流淌的时候，半路调皮了一下，它突然向北溜到蒙古高原逛了一圈，又向南回到“正道”，再向东一路奔腾，形成一个“套子形”的轨迹。
“套子”的中央部分被称为“河中”，也叫“河套地区”（陕北高原），东边被称为“河东地区”（山西），西边被称为“河西地区”（甘肃、宁夏）。
河西的地形很特殊，南面是巍峨的祁连山脉，北面是蒙古高原，中间形成一条长一千多公里、宽约二百公里的狭长平原，就像一条长长的廊道，这地方就被称为“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东面是秦陇高原，西面是浩瀚的塔里木盆地，是连接关中和西域的黄金枢纽，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当然，它也是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前沿阵地。
唐朝的武力值爆棚，把边境推到了中亚地区，河西走廊成了“大后方”。可惜一场“安史之乱”，让大唐丢掉了河西，从此河套地区长期遭受吐蕃人的劫掠。
唐武宗末年，沙洲（敦煌）人张议潮起义，从吐蕃人手中夺回河西十一州，并宣布归唐，使得这块孤悬在外近百年的战略要地重新回到了大唐的怀抱。
然而，大唐其实从来就没有取得对河西地区的实质统治，张议潮入朝后，这里还爆发了几十年的动乱。
这一切都跟张氏家族，以及当地豪族与大唐的恩恩怨怨有关。
☞河西走廊的千年沧桑
大禹治水后，曾经分天下为九州，在《禹贡九州图》中，河西被纳入雍州管辖区。超级“驴友”周穆王约会西王母时，曾经从这里路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曾经在这里设置管理机构。
秦末战乱，中原王朝失去了对河西的掌控，这里成了众多游牧部落的牧场，我们熟悉的大月氏、乌孙、匈奴都曾经生活在这里。
后来乌孙被大月氏击败，向西迁徙到伊尔河流域定居，即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大月氏又被匈奴人击败，被迫多次迁徙，在阿富汗一带落脚。
乌孙和大月氏西迁后，匈奴人占领此地，并以此为跳板，不断入侵汉地。
汉武帝即位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联络大月氏，以实现东西夹攻匈奴的战略意图。张骞行走的路线就是河西走廊，我们将这次伟大的探险称为“凿空西域”。
虽然张骞未能说服大月氏，但却意外地让西汉帝国认识到河西走廊和西域的重要性。元狩二年，霍去病一举击溃了匈奴，夺回了河西，并在这里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此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从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
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西域36国逐渐沦为西汉王朝的附属国，并在南北朝期间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圈。
唐朝建立后，先后消灭了东西突厥、薛延陀、吐谷浑等游牧政权，实现了对蒙古、青海、西域的统一，并将疆域扩展到中亚地区。河西也因此从前沿阵地，变成了“内地”。
那时候，大唐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他们与大唐展开了二百年旷日持久的争霸，其中河西走廊就是吐蕃人垂涎已久的目标。
☞张议潮之后的河西之乱
吐蕃想入侵大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云南六诏绕行成都平原，另一条就是河西走廊。很显然，河西走廊更重要。
大唐强盛时期，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陇右节度使，兴建军镇数百个，将吐蕃人困死在了青藏高原。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庭、安西、河西、陇右四大节度使的兵力回援关中，造成严重的兵力空虚，最终导致河西之地彻底沦丧。
大中二年，沙洲人张议潮联合本地豪族举兵起义，并宣布河西归唐。此后，张议潮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替大唐夺回了河西十一州。
以此为标志，被吐蕃占领了百年之久的河西又重新回归了大唐的怀抱。
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并将归义军兵权交给了侄子张淮深。五年后，张议潮病逝于长安，享年73岁。
自从张议潮离开后，河西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大顺元年（890年），张议潮的女婿索勋杀害了张淮深夫妇及其六个儿子，并拥立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为节度使。
两年后，张淮鼎病重，临终前他将儿子张承奉托付给索勋。不料索勋却心怀叵测，他夺过兵权，并自称节度使。
索勋的行为激怒了一个女人，此人就是张议潮的第十四女，她发动诸子，刺杀了妹夫索勋，并拥立侄子张承奉为河西节度使。
短短四五年，河西节度使三次易主。张氏家族的内乱给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创造了机会，南迁的回鹘人夺取甘州，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西迁的“西州回鹘”也趁机摆脱了归义军的控制；焉耆后人“龙部落”又在肃州割据自立。
甘、肃二州的阻隔，让归义军事实上失去了对河西东部地区的控制，“张家大院”实际控制的地盘仅剩下瓜（酒泉）、沙（敦煌）二州。
于是，这片原本统一的净土再次陷入战争状态，直到唐朝灭亡都未停息。
后来，张承奉自立为帝，建“西汉金山国”。八年后张承奉去世，军权落在了张议潮的外孙女婿曹议金的手里。曹家掌权141年后又被西夏所灭，直到二百多年后元朝统一汉地，它才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中原文化。
可见，张氏家族虽然是收复河西的功臣，但也是祸乱河西的罪臣。问题是，既然河西已经回归大唐，为何一直是张氏家族唱戏，而不见朝廷的影子呢？
☞ “竖牛作孽”背后的秘密
我们先从《张淮深墓志铭》中的“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这个诡异的记载谈起。
这八个字指代了一段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竖牛”是鲁国“三桓”之一叔孙豹的庶子。
当年叔孙豹流亡齐国，走到庚宗这个地方时，像一个陌生女子求食。吃饱喝足后，二人又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然后挥手说再见。
几年后的一天，叔孙豹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天塌下来了，眼看就要将他压成了肉馅。突然一个长相奇特、丑陋的人出现。叔孙豹高喊：“牛，救我。”于是此人救了叔孙豹。
不久，叔孙豹回国执政，发达了。那位陌生女子又出现了，还带了个孩子，说这是咱俩的结晶。
叔孙豹大吃一惊，见这孩子跟梦中救了自己的怪人一模一样，而且名字真的就叫做“牛”。
于是叔孙豹将儿子留在身边，任命他为家臣。古代称呼那些未成年的家臣叫作“竖”，因此这孩子就被叫作“竖牛”。
既然是儿子，叔孙豹为何不让他认祖归宗，却让他当家臣？古代讲求礼法，竖牛不是婚生子，而且有点来路不明，家族不认可，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
竖牛却因此怀恨，他利用父亲的信任，设计杀害了两位嫡出弟弟，又将病重的父亲活活饿死，并拥立另一个庶出的弟弟为继承人，一手酿造了叔孙家族的人伦惨剧。
《张淮深墓志铭》中的“竖牛作孽”指的是谁呢？毫无疑问是指索勋，正是他接连挑起事端，搞得张家家破人亡，河西战乱频起。不过，竖牛背后有叔孙豹的支持，谁是索勋背后的叔孙豹呢？
这个“叔孙豹”不是别人，正是朝廷。
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现实，河西豪族归唐确实有民族情节，但其中也夹杂了索氏和李氏、张氏豪族的私人利益。因此张议潮夺取河西后，并不是将河西之地交给朝廷，而是纳入了家族管理，并对兵权私相授受。
对张议潮的举动，朝廷并不意外，因为全天下藩镇大多都是这么做的。对这种做法，朝廷只能制衡，而无力直接干预。
朝廷的制衡手段无法是三种，第一种手段是合法性的背书，你要是不过分，我可以承认，你要是玩得太火，我就不承认。第二种手段就是分化藩镇内部力量，变相鼓励内乱，谁要是干掉前任，通常不会被处罚，还会被承认合法性。当以上两种手段都失效时就干脆撕破脸，指使其它节度使武力征伐。
藩镇节度使是地方豪族之一，不具备一家独大的实力，因此他们也不敢与朝廷彻底撕破脸。
索勋就是朝廷用来制衡张氏家族的一枚棋子。
索氏从西汉时期就是河西豪族，势力远在从南阳、河北一带迁徙过来的张氏之上。他们在反抗吐蕃，获得河西治权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内部利益分配上又必然产生矛盾。
朝廷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悄无声息地埋下了暗桩。
张议潮入朝后，依然遥领河西节度使，张淮深仅是留后。直到二十一年后，张淮深两次击败回鹘，朝廷才正是授予他节度使之职，而且还仅是个沙洲节度使。
另一面，索勋却在张淮深之前，就被朝廷任命为瓜州刺史。名义上，瓜州刺史归张淮深管辖，但事实上索勋却获得了一个“自留地”。
在张淮深之死的问题上，朝廷扮演了什么角色，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可以想象，若非有人背后撑腰，索勋很难孤身行动。
张淮鼎比张淮深还要惨，他一直到死都没有获得朝廷承认。耐人寻味的是，索勋刚刚篡夺归义军，朝廷立刻发来圣旨，不光承认了他的归义军节度使，还又给他扣了五顶大帽子：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御史大夫、钜鹿郡开国公、上柱国。
索勋也投桃报李，立刻宣布将将东边的诸州全都交给朝廷，他自己则专注于向西发展。
唐僖宗迫不及待的态度，将自己“叔孙豹”的身份走光了。
朝廷此举也是无奈，张氏家族的势力如果不受遏制，等他们羽翼丰满，再也没有第二个豪族可以对抗他们时，河西独立是早晚的事。
只是大唐国力衰微，对藩镇的手段也仅仅是制衡，做不到根除。索勋实力再强大，也摆脱不了张氏、李氏豪族的联合打击。
张承奉在姑姑的支持下虽然夺回了归义军节度使，但内乱已经严重消耗了实力。随着甘州回鹘的崛起，张承奉仅仅当了五年的“白衣天子”，就被迫臣服于回鹘，而河西之地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乱和隔离。